隐地:在出版与写作间寻找诗意

2010-02-03 21:07:42

隐地先生位于台北内湖的家,屋前屋后种满鲜花,楼上楼下都有书架。隐地的太太林贵真女士也是作家,热情地细说到家里访问的朋友趣事。隐地的女儿住在对面,每天开车送父母到厦门街的尔雅出版社。厦门街一一三巷是台北有名的文学巷:余光中、王文兴等作家曾安家此地,尔雅出版社与洪范书店两家文学出版社彼此相望。隐地在尔雅出版社的旁边置了一所“尔雅书房”,作为文化雅集之用。

一进“尔雅书房”,便见王鼎钧、白先勇、余秋雨三人的作品。隐地笑道:“我们称三人是文坛的‘三大男高音’,他们刚好相差十来岁,我称他们的作品为一本大传记、一本大小说、一本大散文。”在尔雅出版社的成长过程中,三人的作品是不同时期的代表。

八个人的“尔雅”

1975年,隐地创办尔雅出版社。当时争取出版王鼎钧《开放的人生》书稿的出版社达六家之多,隐地先后和王鼎钧细谈了四五次,才取得出版权,此后王鼎钧大部分作品都托付于他。在尔雅出版社巅峰时期,《开放的人生》销了42万册。

上世纪70年代,文学书在台湾出版界一枝独秀。最有名的出版社是“五小”:纯文学出版社、大地出版社、尔雅出版社、九歌出版社、洪范书店。文坛盛传:“文章发表要上两大(报),出书则要找五小。”“五小”在林海音的凝聚下,相濡以沫,同行不相忌,不时有几家出版社合作出版一本畅销书的盛况。

隐地介绍:“尔雅出版社一直小小的,到现在也不过八个人。大陆的人到我们这里都不相信:你们出了那么多书,出版社居然那么小。我觉得八个人是一个小而美的出版社,最能掌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是老板兼总编辑,只需请一位编辑,两个人每年做20本书,在最好和最坏的年代都是出20本书。从创办到现在34年,共出680本书。再由三个男生负责发行到全台湾各地甚至卖到海外,不但自己发行,早年还代理人家的书。会计部门是两个小姐,一个管钱一个管账。我太太就在‘尔雅书房’办活动。八个人各有所事,每个人都忙得很。其他工作都找外面的人,论件计酬。”

执掌尔雅出版社的同时,隐地勤于写作。散文、小说、新诗、日记,每一种体裁都尝试,几乎每年都有新书问世。孙康宜教授在《谈隐地的“游”》中说:“这种‘游’的精神使隐地能在日日繁忙的出版事业之中找到了诗的空间。”

隐地回顾人生历程,化为诗一般的文字,自传《涨潮日》出版后,获《联合报》“读书人”2000年最佳书奖、《中国时报》开卷版“影响2000年度特别注目”。白先勇为《涨潮日》作序:“看完了隐地这些‘少年追想曲’,不能不佩服他在那样颠沛流离四分五裂的环境中,居然还能逆来顺受向上茁长,日后开创出‘尔雅’的辉煌局面来。他这些文章,对于一些正在贫困中挣扎的青年,可以当作励志读物。”

白先勇为尔雅要来第一笔钱

时代周报:白先勇先生回忆,在尔雅出版社创办初期,你请他到家里吃饭,那时候你很兴奋。

隐地:尔雅出版社跟白先勇很有关系,我最早一点小小的储蓄,是他去想办法要回来的。人生不管干什么,最难就是第一笔钱。第一笔钱变戏法、变魔术,慢慢后面多一个零,再多一个零。没有前面一块钱,后面那个零是起不来的。

时代周报:王鼎钧先生的书是尔雅最早期出版的?

隐地:王鼎钧是我们的第一号。王鼎钧有几个系列卖得好。有一个系列是鼓励青年人向上的《人生三书》,非常好。有的书卖了一段时间不动了,它是长销书,像一条小溪一样,始终在流,直到今天还能销。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文学读者大量流失,以他这样的文笔,如果他的新书《文学江湖》摆在三十多年前出,那销路不得了。现在文学沉沦了,所以他的读者少了很多。

时代周报:我到纽约法拉盛(Flushing)访问王鼎钧先生,年轻的留学生已经不知道他了,有一个留学生看了他的作品,说:这有点像刘墉。

隐地:那不一样,刘墉的作品有他自己的风格。刘墉本来不是作家,是一位画家。他们住得很近,鼎公在Flushing,刘墉就是上面一个地铁站。刘墉那个时候在家里教学生画画,收入也很好。刘墉长得很帅,在台湾的时候曾经演过话剧的小生,还演过张晓风的戏,也广播过,反正就是口才也好,头脑也灵敏。当然,一旦他想写作,也很快出了不少书。

“我现在最大的兴趣是写作”

时代周报:台湾出版界的文学书是不是已经过了鼎盛时期?

隐地:文学书最好的年代过去了。我们创办尔雅出版社是1975年,文学书鼎盛的年代应该是到1988年。那个时候大概比例是7:3,就是说所有的书,卖掉10本,7本可能就是文学书,而且都是创作的书。现在整个倒过来,说不定是1:9,就是其他书在10本里面占了9本。创作的书,真的是挤到墙角落里。但是衰败并不是很快,1988年以后慢慢下来,其实是看不出来的,真正非常不好是这五年,文学书掉得出奇的快。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隐地:世界开始多元化,尤其是网络出现以后,读者给报纸的时间大概就是15分钟到半小时,还没有翻到报纸副刊,看报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就不看副刊了。从前因为看副刊,知道作家的动态,喜欢以后,再到书店去追作家的书。现在连副刊都读不完,这些作家的名字就陌生了,就不会再去追。年龄淘汰也很快,老读者慢慢眼睛不好了,还有一些读者因为两岸开放跑到中国大陆去,背景改变,开始读当地的书了,也不会再回过头来读一些旧书。

另外是最大的改变,以前小学五年级开始,程度好的学生,就可以读尔雅的书。五年级一直到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都是我们的主要读者群。到大四准备就业,等到职业找好,或者结婚成家,这些读者又回笼,又变成我们尔雅的读者。现在有了网络,小朋友五年级以后就上网了,这就是他们最主要的消遣。如果他们要看书,看一点图画、漫画,好像一堆文字的书对他们来讲太深了。我想整个社会的背景不一样了。

时代周报:现在你的兴趣更多是在创作?

隐地:我一直在写,我现在最大的兴趣就是写作了,我没有像蔡文甫那样再办两个出版社变成一个出版集团,那会很忙碌。很多出版人创办出版社时是文人,出版社办成功以后,写作的时间没有了。也许出版社办得很成功,事业很大,但他没有作品了。

我反过来,我为什么要去写诗,因为那时候出版社在走下坡路了。书不好销,我认为对我一方面是有好处的。就像政治上受了压迫,绑一个头巾,到街上去抗议。我后来也抗议,觉得这么好的书怎么没多少读者,我也不到外面去闹,我写诗。因为诗是票房毒药,我自己跟自己生气,要写最不好销的书,最没有人买的书,写着写着,觉得很好玩,写出一首诗,自我治疗,也很开心,度过我最艰困的时期。

实习生关晓蕾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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