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古今中西是我的方向”

2010-01-07 10:39:09

日落之时,余光中开车送我下山,沿着西子湾欣赏夕阳无限好,一路向我问起许倬云等故交的近况,他们老朋友也好久没有见面了。临别时,余光中说要去车站接女儿回家过节,原来翌日便是端午节。

好诗要有点文化内涵

时代周报: 我在南港“中央研究院”看了胡适先生的故居。你和他的交往是因为翻译《中国新诗选》的缘故?

余光中:我把台湾的某些新诗翻译成英文,这本 《中国新诗选》出版时,胡适先生出席了茶会,以新诗鼻祖身份发表谈话,大概十几分钟。罗家伦先生也参加了,我不记得他当时是什么身份,我们学生只记得他是五四时候的学生领袖。

时代周报:你2009年五四时在《联合报》发表的纪念文章,看法和一般人不大一样。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好像台湾比较安静,大陆却如火如荼。

余光中:台湾某些风气是相当封闭的,对于五四漠不关心,什么都无所谓。胡适在五四的主张,赛先生到处受欢迎,德先生不是真正受欢迎。台湾表面上很民主,但实质不是。

时代周报:大陆上曾经讨论“鲁迅还是胡适”这个论题,有学者就指出,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可能会是胡适的世纪。

余光中:20世纪在大陆或许是鲁迅的世纪,但台湾不是。虽然鲁迅的胆识、才学都很好。说到小说的艺术,我们认为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都不见得比鲁迅差,学者夏志清便提出了这个问题。“鲁郭茅巴老曹”一说,台湾没那么定。张爱玲人缘并不好,她性格古怪,又没有在台湾住过,但是台湾很多作家都佩服她,受她影响。

时代周报:季羡林先生在《漫谈散文》一文中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胡适先生提倡新诗,到现在九十余年了,你是重要的新诗人,觉得胡适对新诗的尝试,到现在成功了吗?

余光中:先生的见解,我觉得也不完全如此。胡适一马当先,因为要提出白话文学,所以就回过头去整理中国文学史,想让白话起来担当重任,就一直追溯到宋的话本、旧小说,六百年前的《水浒传》、《西游记》。新诗在早年叫做白话诗,还是白话运动的一环。小说就不大一样,六百年前就有白话小说,五四的时候用白话来写小说,语言的跳跃不是那么大,诗变得比较多了。

梁启超是更早一点的启蒙大师,梁启超到了后来,变成文白交融的新文体,胡适完全变成了白话。到底“我手写我口”还是有点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能写的就是诗,好一点的诗,还是要有文化的内涵,或许更有文言基础在后面撑着。

时代周报:比如说呢?

余光中:我自己就是,我写诗歌、写散文,“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但是写到一个程度,我需要浓缩,需要组织,就用文言。我相信用纯白话可以写出好的语言,但是文白相济,文白交融,那个语境比较立体,更多弹性,更多变化。

散文里的大师是幻觉

时代周报:你如何理解白话散文与新诗的成就问题?

余光中:新诗平均的成就确实并不高,我最近的文章也有讲,拿新诗和水墨画的成就来对比。水墨画是从吴昌硕、齐白石到李可染,成就很大。新诗里面,好的和坏的落差很大。散文写的人很多,散文有些大师,其实是幻觉,像朱自清,大家都异口同声说他是散文大师,其实是没有深入地看那件事情,他并不是很努力经营这个文体,因为他的《荷塘月色》和《背影》在教科书里一直放着几十年,大家就觉得他是大师。民初的作家产量都很少,有的是因为寿命的关系,有的是因为时代动乱,有的是因为后来做学者了,追求别的东西。胡适一开始是学者,他不可能全副精力写新诗。

时代周报:我一直觉得跟台湾很有关系的散文家,你和陈之藩、王鼎钧三位的散文非常有特色。

余光中:陈之藩先生的散文不是要追求散文的艺术,而是用散文来表达他的思想,他有思想的高度,要言不烦。他的文字其实很平实,也颇清爽。

王鼎钧除了写人生百态,写自己的遭遇外,他的风格很老练,老吏断狱,简洁有力,对人情世故看得很通达。他的人,朴素刚毅。

时代周报:你的散文,文字上很精致,但思想上是不是多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养分形成互补?

余光中:对,因为我不是一个思想家,并没有一套文化的价值要推销、发扬。我的散文写我的生活经验、美感经验尤其多。我的评论文里面有很多比喻,有很多美文的成分,和一般的评论文不大一样。所以,评论和抒情散文之间有相当重叠的地方。我早期的散文美文多,后来的则是情趣比较多一点,比较放松一点。可是,我的中心思想是中文的承先启后,虽然对古典要回顾,但是也要把它往前推。我引外国作家的话也不少,英文的观念、说法也不少。所以调和古今,调和中西,也是我下笔的一个方向。

乡愁遮住了我整个人

时代周报:我在纽约和王鼎钧先生谈到一个“紧”的问题。我也觉得你有一些散文有点紧的感觉,太讲究结构文辞,谋篇布局,太完美了。

余光中: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也认为我对结构照顾得还不够。我写得紧是一个反动,民国初年的散文不够紧,大白话。我中年的一些文章没那么紧。早年有实验性的文章,甚至非常感性,把散文诗化、电影化,像镜头一样。我另外一个和五四初期散文不同,就是提倡文章里面真的有思想,有观念,甚至有些妙趣。

时代周报:为什么“乡愁”成了你的一个符号?

余光中:早年来台湾的乡愁就是因为离开大陆,到了美国之后乡愁也包括台湾。1992年,北京社科院请我回去演讲,我写过一些回乡诗。回乡不是一往情深,要写一些现实,要有沧桑感。中国作家都有一点乡愁,不管是不是到海外去。二十年后的上海就不是当年的上海了,二十年后的湖南就不是以前的湖南了。时间变化,也会带来乡愁,乡愁也包括历史文化,也不仅仅是地理,并不完全取决于空间,还取决于时间。

时代周报:为什么《乡愁》会给大陆读者一个很深的观感?

余光中: 因为《乡愁》那首诗很简单明了,看完就会背。大半人也不会去追踪我的其他诗,所以《乡愁》就等于我的一张名片,它垄断我的观感。这张名片大得把我整个人都遮住了。其实我的作品把乡愁拿掉,还很多彩,只不过大家都已经有这个观感了。比如说,我去大陆演讲,说:“今天不讲乡愁了”,大家好像很失望,当然这个印象已经造成了。可是真正的评论家,读过我很多作品的人大概不会这样看我。

实习生罗利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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