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文学’两个字是大写的”

2009-12-24 13:56:52
有一天,我在书店里看了夏先生《文学杂志》里的小说、诗、翻译,简直是如获珍宝。我知道夏先生是台大外文系的老师,我就一心一意要重考台大外文系。第二年就进了台大外文系,我就去找夏济安先生。

出了国父纪念馆捷运站一会,便到了白先勇的住处。客厅一角挂有白崇禧将军像,另一角则是昆曲人物的模型。白先勇正在致力撰写的传记作品《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其间因热心推动昆曲之故,数度耽搁。

想去建设三峡大坝

那时候我在台南,突发奇想要去三峡建坝。我在地理书上看到,好像三峡建一个坝,中国就会强起来。

时代周报:你在台大外文系时,夏济安先生对你的影响是不是很重要?

白先勇:夏济安先生可以说是我的文学导师。他办了一本杂志叫《文学杂志》,我觉得在台湾是文学、学术水准最高的杂志。《文学杂志》作者以台大外文系、中文系师生为主,也有社会上的作家。先生有非常特殊的文学灵感,尤其对文字、人性、作家的观点非常深刻性。他很低调,有一点口吃,讲课紧张,不像有些老师很会讲课。他私下给你指点的时候,醍醐灌顶,一点就把你点醒。

我顺便讲一下我的文学因缘。那时候我在台南,突发奇想要去三峡建坝。我在地理书上看到,好像三峡建一个坝,中国就会强起来。那时只有成功大学有水利工程专业,我就去念成大的水利工程。后来念了一年,我想我最多做一个二流的工程师,我的数理科、工程、设计不行的,也没兴趣。有一天,我在书店里看了先生《文学杂志》里的小说、诗、翻译,简直是如获珍宝。我知道先生是台大外文系的老师,我就一心一意要重考台大外文系。第二年就进了台大外文系,我就去找夏济安先生。

时代周报:我去纽约访问夏志清先生,谈了很多夏济安先生的事情。他很怀念他哥哥。

白先勇:夏济安先生在文学上有了不起的见解。他对我也蛮赏识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后来我的第一篇小说叫《金大奶奶》,拿给他看,他就登了。第一篇小说能登上我最希望登上的最喜欢的杂志。后来我们自己办《现代文学》,因为他到美国去了,那我们自己就办杂志。其实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火苗已经在那里了。一个新文学的运动,除了《文学杂志》以外还有一些诗刊,余光中先生的《蓝星》,还有《创世纪》、《现代诗》那几本刊物。

时代周报:余光中先生写文章说,《文学杂志》夏济安先生是在前面主持,吴鲁芹先生是在背后默默支持。

白先勇:他是在背后默默支持的。他写得一手好散文。

时代周报:我很喜欢他的散文。

白先勇:他的影响不像夏济安先生那么广。夏济安先生很有意思,他自己并没有什么中文著作,他都是英文著作,像《黑暗的闸门》,写鲁迅也很深刻。

时代周报:如何理解你这一代所处的文化环境?

白先勇:那时候文学的火苗已经起来了,欧洲的新潮电影刚好传到台湾来,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从各方面的管道都传到台湾来。在师长的陶冶之下,我们受的教育一方面是传统的古文、古诗,另一方面我们又接触到西方的现代主义。这种环境下的因缘际会,我们就有一种求新望变的心理。我们的《现代文学》杂志是1960年创刊的,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很要紧。台湾从1949年到1960年,已经十一年了,整个社会稳定下来了。我们的成分,有些是大陆来的外省人的第二代,像我、王文兴、余光中。本省的台湾人的第二代也起来了,他们的父兄受的是日本殖民地教育,他们受的是国民政府的中文教育,他们也成长了,像陈若曦、欧阳子、黄春明、陈映真、施叔青。香港侨生像刘绍铭、戴天、叶维廉。还有像痖弦、洛夫这些军中的大兵,也写起诗来了。

我算是登高一呼,大家办了本杂志,叫《现代文学》。没想到后来《现代文学》变成那个时候文艺思潮、文学运动的焦点、摇篮。

时代周报:有个园地很重要。

白先勇:我们有这么一块土地,让这些很有才情的年轻作家,或者是希望要当作家的年轻学生来耕耘。我常常讲,那个时候“文学”两个字是大写的,高高在上,是我们的宗教信仰,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那时候政治上还是威权时代,但是现在回头想,那个威权时代至少我们杂志还能生存,是华人世界里有限度的自由。还好国民党没有把文学看那么重,只要不明目张胆地骂政府或者是批评蒋介石,政治上可以暗暗涉及,不涉及太多,是可以生存的。那是我们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管道,一种出路。那个天窗,看得到外面的世界。我们那时候也整个投入,对文学多少有点五四运动的余绪在里面。

年少不知天高地厚

我们觉得鲁迅有几本小说是好的,巴金、茅盾、丁玲他们这些小说在文字上、思想上不怎么样,应该有新的文学出来。

时代周报:那时候西方的现代文学影响大吗?

白先勇:很大。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从乔伊斯、伍尔芙、福克纳,反正一大串下来,他们有惊人的成就,而且对世界、对文字、对艺术的形式有面目一新的看法。而且,光是形式上的东西是打动不了人的。像托马斯·曼这些作家,基本上对人生、文明有相当悲观的情绪,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焦虑、悲观,对过去社会的哀悼。这种感情,暗暗地符合了我们内心的深层。

那时候当然年少不知天高地厚,我们对当时的台湾文学不满意,好像应该要创新路子。我们对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也不满意,我们觉得鲁迅有几本小说是好的,巴金、茅盾、丁玲他们这些小说在文字上、思想上不怎么样,应该有新的文学出来。

那时候我们看很多法国电影。像法国《广岛之恋》,形式是非常新潮的,很惊人的。

一方面我们受西方的影响,非常求新望变。但是同时我发觉,五四把孔家店打倒了,把过去一个多世纪的传统推倒成七零八落的,我们的传统还有什么价值值得我们延续?我们也在寻找。所以,那时候我跟欧阳子几个人常常跑到中文系去。中文系有几个很博学的老师,像叶嘉莹老师,她的诗词,她的博学,了不起。

时代周报:她的经历非常可怜,那时候她刚从监狱出来没多久。

白先勇:她的经历惊人。我常常去听她的课。还有郑骞老师讲词,王叔岷老师讲《庄子》,台静老师是我们中国文学史的老师。我们也去听这些古典的东西。那时我在想怎么把西方的现代主义与我们的古典传统融合起来、

时代周报:《红楼梦》对你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白先勇:非常大,我从小看《红楼梦》。当然我也看《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传统小说我也喜欢的,并不排斥,不像五四他们抨击这是旧小说、章回小说,是过时的。

我还有一个观念,20世纪的新文学也不过是一个世纪,中间还有很多政治运动的干扰,没有很正常地发展。所以,五四传统在我们几千年的传统下来可能是分岔出去的一个支路。我想接轨大传统的这条路可能还是个正轨。

张爱玲现在红得不得了,大家都对她非常推崇,她好像是有点雅俗共赏的,学术界对她也是讲来讲去。我有一个看法,可能说不好,张爱玲在20世纪的作家里,她是传统的,为什么呢?她几乎跳过了五四这一段。她父亲教她中国古式的东西,她看的是《红楼梦》、《金瓶梅》、《儿女英雄传》、《海上花》、鸳鸯蝴蝶派那些东西,她的文字、她的看法是这样直接传承下来的。当然,她英文很好,但是她把西方的东西融到她的作品里去,她整个大的框架还是传统的。她不是五四那一种新文学,她是蛮特殊的。

我个人受五四的文学影响并不太大。有几个作家我还是看的,沈从文、郁达夫、鲁迅我都看的。

写美人迟暮的故事

对整个时代,我们上一代的感受,我是深有所感的,等到我出了国,看得更清楚。到了国外的时候,对自己家国的感触更深。

时代周报:在台湾,叶嘉莹教授经历过白色恐怖。孙康宜教授后来写了《走出白色恐怖》。不知道像你这种家庭出身,那时候有没有感受到白色恐怖?

白先勇:有啊。因为我父亲跟蒋介石处得并不好。他们的恩怨很复杂,表面上对我们很客气的。我们一样受教育、一样出国、一样写东西,看起来没受到什么影响。我的家庭很特殊,因为我父亲是四星上将,他们表面上还是维持一定的礼貌,比如说有什么仪式、国宴,我父亲也出席。其实我们家是被特务监控的,后来发现了。他们讲得很好听,说是保护我父亲,事实上是在监控。

时代周报:你写《台北人》的时候才二十几岁,那种历史沧桑的感觉已经非常浓厚了。

白先勇:正巧你问了我这个问题,现在我自己看了也蛮奇怪。二十五六岁开始,写完也不过三十一二岁。我觉得那时候写的是六七十岁的心境。《冬夜》的老教授,《梁父吟》的老将军、革命元老,《游园惊梦》的夫人,我写的都是英雄老去、美人迟暮的故事。对整个时代,我们上一代的感受,我是深有所感的,等到我出了国,看得更清楚。到了国外的时候,对自己家国的感触更深。

时代周报:像你这一代人,大部分人都有去美国留学的心态?

白先勇:大部分都有这个心态。第一是因为那时候台湾的高等学院很少有研究所,研究所也只到硕士,博士办得很少。第二是求知欲很强,总想要到美国最好的学校去念书,即使有些人自己家境不那么好的,也有些公费,有些奖学金可以资助他们读书。

时代周报:我看聂华苓的回忆录,当年很多人去爱荷华大学,真是风云际会。在你前面,余光中先生也是到这个学校去读书的。

白先勇:余光中是第一个,他是领风气之先的。他去了我们才晓得有这么一个地方。那时候在台湾的美国新闻处处长理查·麦加锡,很注重文学艺术,把美国的东西传到这边来。他本人就念过爱荷华的作家工作坊,他以前最大的梦想是做作家,没做成。他认识我们这群写作的学生,蛮赏识我们的。我们没出国之前,他已经选了一本我们的选集,翻译成英文,我、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每个人都选了一篇。他推荐我们去美国,我们就有奖学金。奖学金虽然不多,那时候爱荷华好便宜,一年才几百元美金的学费。最要紧的是,爱荷华大学第一个可以用创作得学位。

时代周报:现在有这种制度的大学也不多吧?

白先勇:现在也不多。作家本来就是应该创作的,不要去搞经学、小学,去考据,去做人家的研究。所以我们都跑去了,写小说可以写出学位来。爱荷华的作家工作坊跟台湾、大陆作家的关系很有趣,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城,几乎数得出来的作家都去过。我们是学生去申请硕士班,用创作去得到艺术硕士。它的创始人是聂华苓的先生保罗·安格尔,他本是一个诗人,很注重创作,所以采用了这种形式。

时代周报:去了美国再看台湾,你怎么理解那时候的威权政治?

白先勇:我不太一样,加上我家庭跟蒋家的关系,我想某方面比一般人可能牵涉得要深入一点,另一方面因为更了解,但很奇怪,虽然我们自己深受其害,反而多了一份宽容,因为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子。那时候国民党刚丢了中国大陆,极度恐慌地来到台湾,是内忧外患。

时代周报:那时候对蒋介石政府还多了一份同情,多了一份宽容?

白先勇:对,因为了解他,就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有趣的是他的日记在斯坦福大学已经公开,可以看看他那时候的心情。按理说,我父亲也到这里来了,等于是和国民党共存亡了,不必对他有什么防御的。蒋介石那时候防得那么厉害,内心的恐惧很深。一个失败的人,未免有点杯弓蛇影的心态。

实习生关晓蕾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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