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营造学社最后的见证者
11月初的清华大学冬意渐浓。
85岁高龄的
193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由
营造学社成立之后,一开始以朱家为办公地点,后来迁至天安门内的旧朝房,内设法式、文献两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研究古建筑形制和史料,并做了大量的中国古建筑田野调查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方面曾想拉拢梁思成,他们以“东亚共荣协会”的名义给梁思成发去请柬,邀其参加会议。梁思成立即带领全家和中国营造学社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翌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在李庄,物资匮乏,加上终日劳累,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他的妻子林徽因则有严重肺病,长期卧床不起。
清
就是这样一个面临重重困难的民间社团,却成就斐然。在营造学社成立的短短十几年内,他们走访了15个省,近200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余项建筑与文物,积累了大量资料。如果没有营造学社的发现和保护,像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辽代观音阁等珍贵建筑实例可能不会留存至今。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梁思成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写作《中国建筑史》,将各时期的建筑,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详细的叙述。正是因为这本著作的学术含金量,1946年,美国耶鲁大学邀请梁思成访美并做学术报告,这当然也是营造学社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以至于日本建筑界的一些学者,一提到梁氏夫妇和中国营造学社,就要向着东方三鞠躬。
1946年,因为资金短缺,
惟一的被录取者
时代周报:营造学社80年了,您可算是硕果仅存的社员,也是营造学社培养的最后一批建筑学者,1940年您是怎么报考中国营造学社的?
罗哲文:当时正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和营造学社先在昆明呆了一年,然后迁往四川。
1940年,营造学社就到了我的家乡宜宾,同济大学开始招生,机关招一些工作人员,或者是一些学徒,登报招考。当时我考了好几个地方。营造学社和我的兴趣爱好还比较接近,我原来就喜欢工业技术、画画、艺术,就去了营造学社。那时的营造学社人也很少,算上家属也就10多个人。他们也招一些临时人员,比如同济大学招勤工俭学人员。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做古建筑研究,一晃59年了。
时代周报:据说您是众多考生中惟一一名被录取者,考一些什么样的科目?
罗哲文:在一个大课堂里考,和面试差不多,一个一个谈。当时考的大概有几十个人,时间太久,我记不清了。除了面谈之外,也考美术,让我看着对面的塔画张画。另外还叫我写了一张纸的字。我估计他们看了以后觉得我还是比较有培养前途,就吸收了我。
时代周报:在营造学社先是为
罗哲文:是的,帮他抄写,画一些简单的图(法式图和文献图),这是临时的任务,大概有半年时间,就结束了。后来
艰难的营造学社
时代周报:
罗哲文:我没有
不过我在李庄也参加测绘,比如测绘了松墓和悬罗殿。松墓是我和王世襄一起去的,我画的图,他写的报告。他们都比我年纪大,王世襄是研究生,他们的文化都比我强,所以我就测绘画图,比较少写报告。当时我还帮刘致平测过民居。
时代周报:在李庄,当时条件是不是很艰苦?
罗哲文:那当然。李庄是农村,当时都没有电灯,晚上点个煤油灯,但还能做一些工作,工作主要还是在白天。物价也在涨,医药也很短缺。当时的同济大学是著名的医学院,但也是药物短缺,以至于像肺病这样的常见疾病在当时几乎就成了绝症。
时代周报:营造学社是怎么停办的?是因为经费问题吗?
罗哲文: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回到北平。
解放之后,营造学社是个私人机构,要重新登记,当时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没有登记,事实上就不存在了。营造学社原来的人都分散到各处,一部分在清华大学,另外的人则到各种研究机构去工作。
古建筑要为民所用
时代周报:批判营造学社是在
罗哲文:对营造学社没有批判,批判的是
1954-1955年批判大屋顶、批判复古主义,说模仿古建筑是浪费。现在看起来,当
时代周报:当
罗哲文:还不是太粗暴,那不像“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写文章批判。虽然很多人的文章并不实事求是,但没有武斗。这次批判对他来说是一次很好的经验,反右的风暴他就躲过了,因为他反右时他就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时代周报:拆除北京老城墙
罗哲文:对于北京老城墙、老牌楼,
真要保护北京,我也觉得这是个最佳的方案。现在也是,真要保护,还得建新城区,就像平遥、丽江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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