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番禺环境项目 公众质疑其实是好事

在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政府官员的传统意识里，公众有组织地评价某个政府决策是个相当可怕的事情，有人甚至本能地把这种评价与闹事、刁民等词汇联系起来。视为洪水猛兽。其实，在一些政府决策问题上，公众的反对，有时候就像法庭上控辩双方的对抗式庭审，有助于法官最大限度地弄清事实真相，最终做出公正的判决。杰斐逊的名言“冲突产生真理”正是此意。

最近在广州备受关注的番禺一些小区的居民反对附近建垃圾焚烧厂的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事件还在进展之中，但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已经结出了许多善果，为我们的中国特色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广州市番禺区，是一个大型楼盘扎堆、人口密集的居民生活区，政府计划在此建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此举引发了附近居民的热烈讨论，绝大多数人表示反对此项目。10月23日上午，该区多个楼盘的业主代表来到广州市环卫局和华南环科所，递交了“请尊重30万番禺人民民意，停止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书信，要求公示环评过程和结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场反对该项目的大签名活动也在附近多个大型小区展开。派发宣传单、设计印制T恤、车贴、口罩秀等形式的反对行动也在同时进行。

目前，该项目的环评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有关部门表示，该项目将严格遵循“项目环评未完成不得开工，未通过环保验收不得运营，运营不达到环保标准必须停止营运，接受处罚并进行整改，整改还不达标，绝不营运”原则，按国家和地方环评法规要求进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项目环评未完成绝不开工。

番禺居民从切身的利益出发，以社区为单位有组织地参与到环境项目的决策中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尤其值得一提：

第一，大大提升了对该项目可行性论证的专业化水平。众所周知，垃圾焚烧发电厂对环境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危害是一个相当专业的问题，政府部门在做项目可行性论证的时候，投入也是有限的，难免有专业上的盲区。而现在好了，该地段的30万居民，作为利益攸关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其中不乏各种专业信息人士。政府不用花一分钱，环评的专业水准自动上了一个档次。许多可能被政府环境部门的专家忽略的事实也被挖掘了出来。

原来，垃圾焚烧是几十年前欧美国家盛行的垃圾处理方式，这些年正处于淘汰之中。一些国内专家急于要推广的日本经验其实相当残酷：1999年5月7日的《日本时报》报道：由于多年的垃圾焚烧，日本大气中的二噁英平均水平，已经是其他工业化国家的10倍以上。正因为其对环境的巨大危害，日本高峰期建设有6000多座垃圾焚烧设施，但到目前仅存1280座,已经有4720座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停止使用。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都早已相继颁布了“焚化炉禁建令”或部分禁建令。

另外，在中国的实践中，普遍存在违反国家规定的情况，很多垃圾焚烧厂已经变味为“享受国家补贴的混合垃圾小火电厂”，完全背离了其环保产业的初衷，管理混乱，其污染也处于失控状态。

番禺的业主们钻研精神十足，有翻译《纽约时报》文章的，有请国内权威专家作证的，甚至有业主组团实地考察了广州的另一个垃圾焚烧厂。业主们用事实说话，有理有据，对政府决策提供了很多的专业参考，也促使政府部门必须以更高的专业水平来论证项目的可行性，这无疑是一件值得鼓励的好事。

第二，公众的积极参与既敦促政府以更专业的水平来工作，同时在参与中，公众也上了一堂生动的环保课。

许多番禺居民是在这件事中第一次听说了“二噁英”这个词汇，也因此开始有了深刻的环境忧患意识。正是通过此次事件，很多市民开始知道垃圾处理问题成为中国城市的一大威胁，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以前感觉环境问题离自己很远的市民，突然感觉到了环保的重要性，环境污染已经威胁到了每个普通市民的生活和利益。也正因为此，他们也开始理解政府的难处，积极地与政府一起，寻找更环保的垃圾处理方法。

在了解国外垃圾焚烧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很多人发现垃圾分类可以大幅降低污染，番禺的一些小区业主们甚至主动提出以后在自己小区实行垃圾分类。我国垃圾分类一直很落后，其中一个障碍就是公众的环保意识薄弱，而因为此次事件，番禺居民已经开始萌生垃圾分类的自觉，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看来，参与是最好的教育，这话再次得到了印证。政府以往那种隔绝公众单方面决策的政治习惯，确实得改改了。

第三，公众的参与有利于建设良性互动的公民社会。这是一个社会在事关公众事务的决策上日趋文明的标志，也是公民社会逐步形成良性互动的开始。同时，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不仅是公众和政府之间形成对话机制，番禺居民之间、不同小区之间，也在形成一种意见机制的良性互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迈向民主社会、正派社会的一种可贵操练。

如果一个事关民生与健康的环保项目能在公众的参与下得到充分的论证，可以将利弊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有问题的解决问题，不能解决也有交代，公众心里有数。不管项目最终上不上，都能得到公众心服口服的认同，不至于给以后的工作留下隐患。

如果有关方面暗箱操作，即使一时间得以通过，也是为将来埋下祸根。若在公众的强烈抵制下依然一意孤行，将来一旦出事，很可能会引发公众的过激反应，对社会稳定反而不利。

目前，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承诺，“环评不过不会开工”，但从番禺居民的诉求来看，相当多的公众对于暗箱操作的“环评”已经不太信任，他们甚至查找各种资料，查证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的差异，核对关于垃圾焚烧项目距离居民区的距离底线。他们发现，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早已写过建议书提交国家环保部污染控制司、科技标准司，建议书认为我国建设垃圾焚烧炉应当十分谨慎，它对附近（数百米内）居住的民众，存在较大的风险性，尤其在我国当前十分严峻的环境形势下，在许多垃圾填埋场附近出现了高发病区，300米的环境防护距离缺乏充分论证，是国内外从未见过的，风险太大。

由此，公众不禁要质疑，把这个1000米压缩到300米的理由来自于哪里？地方政府需要面对的，就是公众对于政府将相关环境项目与地方发展、就业等等政绩需要勾兑在一起的动力的诟病，而真正使公众信任和释疑的，乃是当前急需具有公信力和无利益关系的第三方环评机构的产生，这需要政府方面卸除凡事行政包办的旧习，允许民间第三方环评机构的介入和参与。

环境保护是公益事业，其根本动力来源于公众。在一些环保做得很出色的国家，社会各种公益组织、基金会、慈善机构、志愿者协会、宗教团体等等都十分发达，多数环保运动就是他们发起和推动起来的。而在我国，公民的环境行动能力十分有限，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发布《中国公众环保指数2005年度报告》指出：“2005年度中国公众环保指数得分68.05分，特点是公众环保关注很高，参与不强，反思不足，公众环保知行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番禺居民在此次质疑垃圾焚烧厂项目的活动中，正在用行动证明，中国人同样具有良好的参与环保的意识与素养，他们试图让所有人看到，在环境项目上，公众参与其实是件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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