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民族问题的人类学解读
在他的著作里,也有很多对典范人类学的反思,他认为这种源自异邦想象的研究里,很多学者进入田野反而目光更狭窄,带着学术的傲慢,只问一些与学问有关的问题,对受访人的情感、具体的生活却漠不关心,在某种学术性的规范里,所有的个人都被抹杀掉了。
王明珂的田野调查,希望能突破这些刻板的范式,他认为“生活即田野”。在做羌乡调查的时候,他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在公车上听到两个老乡在那边谈话或者吵架,任何时候我都坐在旁边观察,那些表征都是有意义的。我时刻可以从里面学习一些关于人、社会、认同的东西。我也常常用这个来鼓励我的学生或者批评我的学生。当他们在论文里讲到一些高层的理论,我会说:你举一个例子看看。如果不能把高层理论化成平日的言语,那就不行。”
从小在眷村长大,父亲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军官,高中时因为混太保﹑打群架换过四所学校,王明珂的经历与我们通常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想象大相径庭。由于没有考上大学,20岁时他便入伍服了两年兵役,回来以后用六个月重读高中课程,终于考上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师范毕业服务社会,教过国中、高中,再读研究所,拿到哈佛博士他已经40岁。
也许正是这样并非完全书斋式的成长,使王明珂比其他同领域的学者更富人间情怀,他显然期待着学术能够更深入地介入社会变革。
在为写《游牧者的抉择》到牧区做田野调查之后,王明珂曾希望写一篇文章,建议12亿的汉族人多消费乳制品,“现在中国的牧区,很多地方牛是不挤奶的,没有市场,所以就不用花人力去挤奶。如果说对这些牧区的乳制品有大量的需求,就可以让牧区很繁荣,而且可以减少牧产量,不需要养那么多,对周围的环境也好。这种生态上的互补,可以打破政府对少数民族长期实行的补助制度—补助制度有它的弊病,容易形成一种给予者与受惠者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会产生不对等。”
可惜他正要写的时候,三聚氰胺“毒牛奶”事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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