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政通:风云尽在闲谈中

2009-10-15 05:01:51

韦政通先生的家位于台北内湖,客厅挂着何怀硕的书法“智慧不老”。先生说:“‘智慧不老’是对自己的勉励。我现在手不能写字,但嘴还能讲,所以到大陆去讲学,他们整理的内容就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书名叫《智慧不老》。”

从首富家庭出走

韦政通生于江苏省丹阳县新丰镇后小辛村,家里是当地的首富。他回忆:“父亲对我来说是一个负面的教材,金钱对我没有诱惑。”1949年,韦政通由上海出发赴台湾,理由很简单:为了追一个女孩子。韦政通笑道:“这是性格的问题,我对那个家没兴趣。这个女孩子其实是个借口,主要是为了离家。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她是个护士,常来我家打针、拿药。后来她跟着军队去了台湾,我就借这个机会追来了。我偷了母亲十块银元,当兵跟着军队来了,到了基隆,我只剩下一块银元,买了香蕉吃,剩下五毛。五毛钱也就过下来了,流浪了好几年。”

我问:“到台湾后跟那个女孩子还交往吗?”“我们非常要好。她知道我来台湾,也很惊奇。她买嫁妆找我帮忙,而不是找男朋友。我后来参加了她的婚礼。她能够结婚,我也很高兴。后来我们都有长久来往。”

初到台北,韦政通在一家小报当记者,同时写作小说、散文。1954年,韦政通厌倦了“浑浑噩噩的生活”,辞去新闻工作,搬到台北大屯山麓一间茅屋居住,卖稿为生。这一年321日,由劳思光介绍,第一次拜见牟宗三。韦政通回忆:“真正让我走上学术道路的是牟宗三先生,见到他后感到一个巨大的生命震撼了自己,他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在改变的过程中,我吃了很多苦头,我跑到山里住,过的几乎是一千年前穷书生的生活,熬了几年,我要把没有走过的路补回来才行。”三年山居生活中,韦政通苦读了大量书籍,为了买一部八册的《陆象山先生全集》,典当了当时唯一的一套冬季西服。1957年,韦政通从台北大屯山南下,至南投碧山岩的寺院安身,教寺院女尼的文史课,生活稍为安定。

自学成为大学教授

这几年中,韦政通在《人生》杂志发表了不少文章。牟宗三到台中东海大学任教后,韦政通与牟宗三接触频繁。韦政通也在徐复观主编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1958年,韦政通由徐复观相助,以著作检定获教师资格,到省立台中第一中学任高中教师。

数十年间,韦政通著述不断,1977年至1979年,全力投入近百万字的《中国思想史》写作之中,每天工作1216个小时,进入“非我作诗,乃诗作我”境界。访谈中,韦政通突然说:“我太太最欣赏我的就是用功。她说,她这一生没见过这么用功的人,数十年如一日,不知道孤独,不知道寂寞,没有过年,没有过节,就是工作。”

韦政通当年听过胡适十几次的演讲。他回忆:“胡适风度很好,口才也很好。这人十分难得,名满天下,一方面跟他广博的知识有关系,另一方面因为他相貌好。你看见他,就会喜欢他。”

谈起自己的治学之道,韦政通说:“像我这样自学成才的人,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对同样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钱穆,韦政通说:“我有很多机会向他请教。但在思想上,我跟他有些距离,他对传统感情很深。我没那么深,我对传统的态度是批判的。他对传统的感情是很真诚的,很了不起,一生做的学问很可观。”韦政通对余英时的评价很高,“余英时是典型的学院派,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家。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一定要聪明,还要非常勤奋。你看余英时,那么好的学历,那么好的师承,那么好的天赋,但仍然非常用功。”

1988年,韦政通回到了阔别四十年的故乡,此时父母已故。数十年音讯隔绝,韦政通这才知道父亲因是当地首富,后来曾每天挂牌游街,不能回家,母亲只能偷偷拿东西给他吃,幸而双亲都长寿而终。此后,韦政通多次到大陆讲学,与王元化、李泽厚、汤一介、袁伟时等都是学术交游的朋友。

当天晚上,先生请我到湖边小馆小酌,喝的是一种叫“金门高粮”的白酒。饭后又在湖边散步。先生说,现在常来往的朋友是胡佛、杨国枢、何怀硕,每一两个月相聚一次,三十多年未断。与不少学界朋友都曾在湖边这条小路上漫步,风云尽在闲谈中。

 

 

对话名家  “我有我自己的中国情怀”

没有牟宗三,就不会有我

时代周报:牟宗三先生的风度怎样?

韦政通:他没有文人气,有点野气。他家庭背景很特别,父亲在山东开骡马店,供江湖上的好汉住宿,像《水浒传》里的故事一样。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所以有点野气。后来年纪大了,做学问久了,才有了学者模样,但有时说话也狂。他学问那么大,是够资格狂的。

时代周报:他对你的学术影响很大吗?

韦政通:没有他,就不会有我。他对我是一种生命的震撼,我真正崇拜他。他对学生特别好,我这一生从没有见过一个老师对学生这么好。他结婚以后,我们学生五六个人常到他家吃吃喝喝。我们嗓门很大。我们在他家闹得太厉害,他新婚的妻子就很不高兴。他悄悄把他妻子拉到房间,说:“你对我生气没有关系,但千万不要对我的学生发脾气。”你看他对学生的爱护到了什么程度。我后来想,这一点我自己做不到,我爱护妻子一定超过学生的。

时代周报:徐复观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韦政通:徐复观就比较复杂了。他对我也是有恩的,没有他,我就没有办法教书,他带了我的一些文章找当时的台湾省教育厅长,说:“有个年轻人需要你帮个忙,如果你能在台湾任何高中里找到这样一个老师,我就不姓徐。”他这样对厅长说,我才能在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当老师。先生早期在日本读师范学校,回来后一直做到蒋介石的秘书。他一直在那样的环境中混。五十岁到台湾后,看到国民党政治太腐败,他就离开这个政权,在学术上奋斗。他天赋很高,在学问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先生的自学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是现成的榜样。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自学成才。梁漱溟是自学的,高中毕业就到北大教书去了。钱穆是自学的,徐复观也是自学的。我也是在这样的传统中走出来的,这些人都对我有很大的鼓舞,没有经过正式的学校训练,一样可以开辟一片天地。我也感到,他们在学术上的地位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国外拿学位回来的人差,甚至影响更大。

时代周报:徐复观先生当时跟殷海光先生打笔仗,当时情况怎样?

韦政通:他们在四川是很好的朋友。那时殷海光跟牟宗三、君毅、徐复观就有往来。殷海光后来在《中央日报》当主笔,多少跟徐复观有点关系,因为徐复观在党里的关系比较多。到台湾以后两人走的路子不一样。一个是新儒家,代表传统主义;一个是西化派,代表自由主义。刚到台湾时两人还能来往,殷海光还在《民主评论》写文章,后来距离越来越远,两人不相往来好多年。但是到了晚年,殷海光得了癌症,两人又开始往来了。

时代周报:那时你跟殷海光接触多吗?

韦政通:我在《文星》杂志发表了一系列长文章,殷海光看到了,就让他的学生王晓波找我过去见他。他对我的文章非常欣赏,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们做了四年的朋友,他晚年得了癌症,那时正是白色恐怖年代,殷海光受迫害,没有人敢跟他往来,就是我们几个,陈鼓应、王晓波、我。

时代周报:殷海光当年在台湾影响有多大?

韦政通:他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对年轻人有影响力。当时有个很红的杂志叫《自由中国》,他当主笔,杂志影响力很大。说到台湾自由主义的代表没有第二个人赶得上他。

时代周报:《自由中国》停刊,雷震被捕,这些事在当年轰动吗?

韦政通:很轰动,国际上也很轰动,因为那根本是个冤狱。蒋介石因为个人好恶一定要把雷震放到监狱去,雷震坐了十年的牢。我也被国民党迫害很久,因为殷海光,我成了嫌疑犯。后来在《文星》杂志发表文章,成了反传统。因为这些罪名,我在大学教书一直受影响。所以教了二十多年书,就不教了,干脆关起门自己写书。

时代周报:当年白色恐怖有多厉害?

韦政通:很容易就坐牢。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没有罪名就可以被宣判坐牢。有的人今天还在课堂,明天就不见了。白色恐怖就是这样的恐怖。我们当时也差一点坐牢。

时代周报:白色恐怖之后,你怎么看开放党禁报禁?

韦政通:大家发表文章比较容易。原来发表文章的地方很少,以后就多了。在言论自由这方面,台湾有很大的进步。

时代周报:你还是觉得国民党腐败?

韦政通:它不求长进。都是老人在混,年轻人上不去。你看党产,本来就是人民的财产,早就应该还给人民。但它不肯,有党产就有钱选举,民进党是没钱选举的。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陈水扁执政八年?

韦政通:也做得不好。不仅做得不好,还贪污腐败,这个大家没有料到。原来台湾的民主活动跟民进党的活动是平行的,大家都在共同努力,希望台湾政党轮替,结果这次轮替让大家很失望。这些人原来是草莽,一下子执政,不可能不腐败。

台湾民主是“跛脚的民主”

时代周报:现在你对新儒家的看法怎样?

韦政通:我以前反对新儒家,实际上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很情绪化。新儒家很了不起,他们的问题是对民主、科学的诠释有问题。但是对传统的热爱,重新诠释,都很了不起。

时代周报:五四提出来的民主、自由、科学,新儒家能解决吗?

韦政通:不能。在民主问题上,中国传统资源不多。但他们的架构是民主、科学,是为儒家服务的。

时代周报:台湾的民主呢?

韦政通:是跛脚的民主。台湾有民主,但内容不充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民族性格的教育没有下功夫。一个国家的基础在于民族性格,就是国民性。台湾法制不健全,人民对法律信任度不够。台湾的民主就是搞选举,而且选出来的“议员”都是没有水准的。好人不敢去选,也选不上,就是因为国民水准不够。政党轮替以后,民进党气势落下去了,它希望借街头运动把民进党团结起来。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建立民主的条件没成熟。当年国民党没有诚心让台湾走民主道路,国民性格教育不好,所以现在选举不太好。台北还好,只有台北的选举不能买票,别的地方都可以。台北是华人世界国民水准很高的地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例特别高,超过香港。

时代周报:你觉得台湾的民主政治特点跟中国文化有关系吗?

韦政通:人是文化创造出来的,有中国文化才有中国人。它没有民主的传统,一下子搞民主是很艰难的。西方也是很缓慢地走过来的,你看他们女性投票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的。民主需要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要历经几百年的演变才能逐渐成熟。

时代周报:我们在外面看,台湾立法会吵架,还有打人。你怎么看?

韦政通:这就是水准的问题。都是没有水准的人选没有水准的人,有水准的人进不去。台湾的选举有问题,真正的人才选不上,还是要靠钱财,选举要花很多钱。整体来看,台湾民主的水准是不够的,“国会”经常打架,媒体的因素很重要,你不打架,它不报道的。没有好的名气也要有坏的名气,要有名就要闹点事,媒体才会报道。一个民意选出来的人,他必须经常上报,使得老百姓不会忘掉他,下次选举才有机会。真正做“国会委员”、“立法委员”,媒体不会报道你的。“议员”打他的对手,选民才开心。台湾的政治也有问题,两个党变成了死对头。马英九努力解这个结,但成效不大。两个党很难沟通,你赞成的,我永远反对。现在台湾跟大陆的交往很好,对台湾有好处,但民进党统统反对。

“国学”太泛滥没意义

时代周报: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保留的程度有多少?

韦政通:这个要比较来看。香港是个过分商业化的社会,你看香港的报纸,商业气很重,广告很多,内容很贫乏。台湾《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有相当的内容。报纸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情况,台湾的报纸反映出老百姓比较重视知识。传统文化在台湾没有遭受破坏。1949年到台湾的除了几十万大军还有大批的教授,很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刚到台湾时,很多教授教中学,因为台湾的大学很少。文化看起来很抽象,但从人的生活细节里还是能看出一些写照来。

时代周报:你自己的中国情怀浓吗?

韦政通:我有自己的中国情怀。毕竟我是搞中国学问,但不是情绪化的,而是理性的。我觉得中国不可能不统一,但不能急迫。时间长的话,自会水到渠成。统一是跑不掉的。台湾的问题不是台湾自己的,美国是很重要的因素。

时代周报:在你的著作里,《中国思想史》算不算很重要的一部?

韦政通:是最大的一部书,那部书比较能确定我的地位。把几千年的东西写进这么大一部书,能做这工作的人很少。拿体育来比喻,短跑健将很容易能训练出来,但长跑很难。要写一部大书是个长跑,需要很好的身体,很坚强的意志,因为前路茫茫不知什么时候是终点。

时代周报:你研究中国文化几十年,怎样看中西方的学术碰撞?

韦政通:在哲学上来说中西方差别太大。西方哲学完全是抽象的,哲学家跟品德是不相干的,哲学上有成就,历史就有你的地位。中国哲学,不管儒佛道,重的是修养,而不是系统化。新儒家的贡献就是面对西方,把中国文化系统化。原来读书人重的是修养和人格,一个修养差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得不到好地位的。李白的诗才可能超过杜甫,但杜甫才是诗圣,因为杜甫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李白没有。中国是以道德为标杆来看问题,它跟西方的哲学思想是两码事。现代人研究哲学完全是西化的东西,中国人哲学思想的原貌已经不见了。

时代周报:你的学术重点在哪里?

韦政通:不止一个。思想史是从上古写到19世纪,20世纪也写了很多。几千年贯穿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史是一环,还有专门研究,荀子、董仲舒、胡适、梁漱溟、毛泽东的。我比较有创见的是伦理思想,跟任何人讲的都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中国人就应该这样讲。西方的伦理学跟中国的不一样。我的观点,是对传统伦理批判出来的,一个新的东西,是跟当代文化结合的新的伦理思想。还有,我写了大概有七十万字的杂文,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时代周报:现在大陆兴起“国学热”,你有关注吗?

韦政通:“国学”这个词太泛滥了,什么都包括在里面。我不喜欢用这个词。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应该把它分开,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清楚点。太泛滥就没有意义了。大陆称牟宗三、君毅为国学大师,这个不合适。“汉学”也不太好,自己怎么称自己为“汉学”,西方人才用的,在中国用没意义,还是要分出来。

实习生李卓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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