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市场更需监管公共决策

2009-08-10 15:36:00

131,在英国访问的温家宝总理视察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时强调,中国提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是投向实体经济,是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让利于企业和老百姓的。实行的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下乡,都是用各种补贴方式促进消费,“我们没有拿钱往银行里补窟窿。”

这一讲话很明确地表达了中央的态度,应对危机所动用的财政和货币资源与政策,目的是为人民的公共利益服务,不是仅仅为救活某些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更不是为了增加某些利益集团的财路。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经济的监管,不但频繁出台调节平衡的各种货币政策,也有调节分配的财政政策,甚至有许多直接注资的经济救助。这些措施都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干预、控制的力度大大加强,这也随之带来一个明显的问题:政府救市,动用的都是公共资源,归根到底是用的纳税人的钱,如何保证这些资源的去向都是符合公共利益的,都能发挥最大的公益效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看到这些救市措施的出台,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论证和审核。在美国,政府的几次救市议案在社会上被激烈争论,众多专家和智囊参与了讨论和博弈。20089月那个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甚至遭到了120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而在国会,政府与国会、两党议员的争论与博弈也趋于白热化,最后经多次修改与妥协,救市计划才转化为国家政策付诸实施。就在前几天,24,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凡是接受政府救市资金的银行或者其他华尔街机构,其高管年薪不能突破50万美元。原因很简单,政府必须就金融公司如何使用救市资金作出严格规定,接受纳税人帮助的银行家,有责任放弃奢华生活。

救市之时监管公共资源的公平使用,对于中国来说同样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难题。与美国等成熟的市场化国家不同,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处于发育阶段,在很多领域,产权、监管等问题依然处在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这使得救市资源的分配问题更为复杂。

以中国的银行业为例,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金融业的私有化不同,中国的金融业基本上是国有的,而且是中央一级国家所有的。政府财政曾经多次为银行买单,为其剥离巨额不良资产。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国家专门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受四大银行不良资产14000亿元。当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帮助四大银行剥离不良资产,使其能轻装上阵,大踏步过渡到商业银行,逐渐与国际化、市场化接轨。之后,四大商业国有银行相继上市,这使得银行的产权与身份变得复杂起来。我们救市的时候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是救了股东,还是救了国家的金融机构?

实际上,在很多领域,产权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存在国有企业和天然垄断的行业。攫取垄断利润、效率低下、以公谋私并非是国有企业、垄断企业的必然现象。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代表公共利益的有效监管。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医院、学校、能源等公立机构管理得非常好,同样能为国民提供优质廉价的公共产品。

而要真正做到代表公共利益的有效监管,首先必须有公共事务必须透明和公开。让全社会都了解政策的来龙去脉,便于公众讨论和舆论监督。另外就是,必须建立公正的公共政策决策程序并予以制度化的保障。为各种不同的民意和利益诉求提供交流和博弈的渠道,使得最终的决策结果能够符合最大多数公众的最大利益。这就依赖于我们的制度设计能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都容纳进来,有良好的分权制衡机制,能对过程与结果实施有效的监督。

还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学者指出,改革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就是出现垄断的政治权力与私人资本的结合,30年之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依然值得重视。前些年我们在民生领域的欠账,很大程度上与公共决策透明度不够、基层民众的政治博弈能力薄弱有关。中央的一系列救市举措,目的在于扶助经济、改善民生,对此,必须加强公众的政治参与和监督的能力,特别是在这个加强监管、应对危机的时期。公共政策有公共监督,不仅关乎到救市的成败,也关乎整个改革事业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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