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官员的胆量大了,媒体还没跟上

2009-08-14 16:10:34

“这好像不是我干的事儿,应该是水均益、敬一丹。我平常都是采访老百姓,跟他们在一起有一种天然的熟络感。我也不好好说话,官员们能接受吗?我爱开玩笑,他们受得了吗?台里跟我说就是想尝试,官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希望你用‘小崔会客’的方式,既能让他们讲解政策,也能展示个人魅力。”崔永元说,一开始接到通知要做这么个节目,采访省委书记、省长,让他很意外,压力挺大,“可能我做完了大家会觉得,哎呀小崔一做这个节目怎么成这样了,一本正经的,比小水(水均益)还严肃呢。”

让官员弯下腰,百姓直起腰

《小崔会客》的第一位客人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铁农,“上场我就说,我们家人听说我要采访您,特别紧张,因为怕我说错了话,惹什么事儿,被抓起来。然后周铁农说,我们家人听说你要采访我也特别紧张,怕你问什么问题我答不上来,很尴尬。”

崔永元很感激周铁农这句机智的答话,“一下我们两个就全放松了。”

第一炮打得还不错,慢慢就做下来,今年央视新闻频道的两会报道,这个栏目依然保留,“今天我跟湖南省的副省长甘霖还说呢,其实可以用轻松的方式谈严肃的问题,因为无论我们谈什么,主要是考虑传播有效,轻松的方式传播效率就高一点,要注意的是既轻松又缜密,不能因为轻松说偏了,这是要克服的风险。”

提及“小崔+省长”模式的产生,《小崔会客》创意人、原《新闻会客厅》制片人、2008年调任《东方时空》制片人的包军昊说,是为了寻求主流话语的另类表述。

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包军昊只缺席过一年的两会报道,“两会报道是一定要做的命题作文,可做的时候记者们都头疼的一点是,会议新闻不好看,不生动,没有收视率。”

他觉得要做一档可视性强的时政类谈话节目,需要借用“新闻秀”的技术手段,而崔永元是最适合这个模式的主持人。

包军昊认为,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政府掌握了最大量的社会资源,“采访政府官员,观察和研究政府的政策变化、官员的主张行动,最有可能做成有价值、有影响力的新闻。”

之前《新闻会客厅》每周五特别节目《决策者说》的尝试,又让他发现中国的官员并不太适应电视媒体的表达,“耍不开”,以官员为对象的传统演播室访谈,很容易做出来像电视报告会,列出一二三四五,拘谨、古板。

于是《小崔会客》设计了很多环节,每一期除了官员,还邀请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嘉宾(2007年的节目还邀请一位社会名流担任特派义工,提供第三视角)。后来被大量模仿的“官员和嘉宾互赠礼物”的节目形式,就创始于此。

包军昊认为,送礼物只是让节目好看的“术”,更重要的是这个“术”背后承载的“道”:“以往电视里看到的官员往往是居高临下的教育人,我们追求人文价值,平等视角,让官员弯下腰,让百姓直起腰,潜移默化传递一种官民平等意识。”

起初让官员给普通人准备礼物,他们很容易会说“那送一套法律书籍吧”,节目组觉得这样感觉不对等,建议他们考虑“作为普通人给朋友送礼物时会送什么”。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郭金龙在《小崔会客》上将他夫人绣了好几个晚上完成的一幅十字绣送给小女孩涂逍涵,让在场的观众十分意外和感动。

观众想看到“活生生”的官

崔永元毫不避讳希望《小崔会客》能成为官员的秀场,“这个地方如果能成官员的秀场,我还挺高兴的。这里面既有观众复杂的心理,还有他们的希望,他们想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省委书记、省长,他有什么喜怒哀乐,他有什么发愁的事儿。”

崔永元没有为这个节目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相反这种说话方式帮助《小崔会客》实现了将官方话语转换为公众话语的突破。“我说话就很平实,不拿腔拿调的,不咬重音,和这样一个人交流,你拿腔拿调,很不匹配,会不舒服。”他将与官员对话的技巧总结为“稳定心态,降低声调”。

“我们还会通过一些小的动作设计,把官员还原为普通人。比如郭金龙,会跟我、一个小孩、还有易中天我们四个一起朗诵一篇散文,一人一句。孟建柱,他现在是公安部长,以前是江西省委书记,他推荐江西有一个地方生产的面包特别好,结尾我们两个人就比赛吃面包,看谁吃得快,一二三往嘴里塞,你会看到一个省委书记,比我吃得还快,都噎住了。你就觉得很可爱,这个人,他也有灵动的一面,也不都是板着面孔的。有时候我还会给他们出难题,比如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要送给农民工一个手机,这个手机里他事先输好了维权电话,外出打工的时候有事儿,打这个电话就行。他递手机给农民工,大家就鼓掌,我给接过来了,我说鼓什么掌啊,电话能不能用还不知道呢。在现场我就直接拨出去了,那边接通,我就冒充我是个农民工,遇到什么问题了。他说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河北的,他说河北的不归我们管,我们是管河南的。人家态度还挺好。设计一些这样的意外,考验考验他们。”一位省领导来《小崔会客》谈财政分配,为了用视觉的方式呈现枯燥的数字,节目组准备了一个大蛋糕让他来切,崔永元现场邀请这位高官:“咱们一起去把蛋糕抬上来吧。”

倾听的姿态很美

录制前十到二十分钟,主持人和嘉宾才会在演播厅外的休息室见面。

节目录制地点在中华世纪坛地下,环境简陋,如果第一次去,找到400演播厅并不容易。

在陈设简单的休息室里,崔永元会利用开场前短暂的时间跟访谈对象进行交流,把录节目最重要的技巧、诀窍告诉他们,“比如我会说,其实您如果觉得今天我们请来的其它客人说得好的话,您不必说太多的话,一个省委书记坐在那倾听市民、农民述说自己的辛苦,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美的姿态,倾听的姿态非常美。我们过去,只要有官员在场,肯定是他主说,其他人插两句,鼓鼓掌就完了。现在他坐在这儿从头听到尾,这很好啊。不一定说得越多越好,包括主持人都不应该说太多话,就是穿针引线。”

“无论是省长还是市长,演播室这个特殊的环境,对他来说绝对是陌生的,他不一定比一个市民、老板、演员更熟悉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有知情权,主持人应该告知,告诉他,他意识到了,就会做得更好。”

在《小崔会客》里,常常会有这样的镜头:一位农民工或企业主在详细地讲述自己的经历,他旁边并排坐着的省委书记长时间沉默聆听。现任制片人李伦说,这并不是刻意而为的,完全是根据当期内容的需要而定,崔永元则说:“我第一年还会担心呢,哟,这么长时间不让他说话,他会不会不舒服?我会想办法让他插几句,有时候是该插的,有时候是硬插的。但是今年就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了,如果他说得很好,就让他说吧,我们一起听就行了,你说他听,他说你听,很正常。”

而对于第一次与省部级高官“排排坐”的普通民众,他所做的就是不断地鼓励他们,让他们敢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经历了四年的“会客”,崔永元感觉中国官员面对公共媒体的话语方式、适应力有了很大变化。比如重庆副市长黄奇帆,今年是第三次走进小崔的“客厅”,“一握手他就直接坐到我身边,说‘今天我给你放两个炸弹’。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今天要把从来没跟媒体说过的两件事在这里说出来’。一个是建中利贷的银行,一个是用私募基金来解决企业准备金的问题,都是非常大胆的经济领域的尝试。果然现在成了网上讨论的热点。我觉得他们胆量大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相比之下,“我们的节目跟不上,变化太小。”

做一期节目办一件事儿

崔永元有一个理念:做一期节目办一件事儿。“那天采访李春城书记,我让那个小孩儿赶紧反映学校的困难和问题。播出第二天,他们学校开始准备建新食堂了。”通过《小崔会客》这个平台办成的事儿还有:帮助农民修路,给农民报药费……“肯定会有人说这不正常,因为他上了节目,所以这些好处都得着了,应该日常这些体系就构建起来。我也懂,谁不懂这个道理呢。问题是目前这些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怎么办,光嚷嚷有什么用?我觉得要务实,解决一个是一个。”

这也是200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崔永元的一个体会:“我刚做政协委员的时候,觉得这是参政议政了嘛,我一定要多提那种大事儿,跟宪法有关的、跟制定新法律有关的,但是去年第一次参加会议,我看了其他委员的提案就恍然大悟,其实跟我们日常做记者编辑没有什么区别,哪怕在这样大的会议和场合上,你能解决一个问题,就功德无量。”

今年他的提案都非常具体,其中一个是搭建新的职介平台。“我觉得现在的招聘会就是一个形式,大家把简历送去,可能一车一车拉走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单位面试,能给你多少机会?跟你说三分钟就不错了,怎么能了解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要搭建职介新平台,要讲成功率、效率,树立一个人格完整的人。我特别想在中央台开一档节目,名字就叫‘找工作’,每期给三个人找工作,你可以从6岁开始讲,讲跟奶奶的感情,讲父母是做什么的,他们怎么教育你做人,让大家立体地认识这个人,就像《艺术人生》介绍一个明星似的,这样企业就会对他有兴趣。同时我还会专给企业做节目。企业的人力资源部讲,我们到人大北大去招,看中了哪些孩子,他们到我们那儿工作后有什么问题,需要他们怎么去 改正。在这儿找到工作的,干了一年,我要请回来让他讲,工作以后跟自己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成功或者失败,经验对以后找工作的大学生都有帮助。有的报纸用一个版给女孩子找对象,为什么就不能用一个版给一个大学生找工作呢?一个版就宣传一个学生,我就不信找不着。职介所能不能像心理医生一样,一进来我就跟你谈两个小时,谈得清清楚楚,听到了你的误区现场帮你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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