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正义终将取代王权

2009-07-30 03:56:30
杰弗里•罗伯逊是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法官,参与过起诉皮诺切特、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的案件,也是培训审判萨达姆•侯赛因的法官之一。他曾在许多著名案件中担任辩护律师,在欧洲、马来西亚、斐济、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的最高法院为公民自由而辩护。他的著作《反人类罪》启发了全球的正义运动,作品《正义的游戏》与被当作教科书的《媒体法》出版后均引起巨大反响。

萨达姆曾在法庭上向审判他的法官提出质问:“你凭什么审讯我?”米洛舍维奇在海牙也用拒绝辩护来质疑法庭的合法性。法律对国家元首是否有效?拥有最高统治权的人是否高于法律?国际著名人权律师杰弗里·罗伯逊的最新著作《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回答了这一棘手的问题。

书中的“弑君者”,是指起诉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律师约翰·库克。国际知名的人权律师为“这位英国历史上最疾风暴雨的律师作传,将他那非凡、感人的生平及死亡写成一书”。1642年,查理一世发动内战,致使十分之一的英国人在战争中丧生。但1649年的议会却找不到一个兼具才华与勇气的律师起诉自称高于法律的国王,最终,约翰·库克以法律为依据,把“君、叛国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的公敌”—国王送上法庭和断头台。在审讯国王11年后,库克被国王之子分尸于闹市,但作为1649年查理一世案件的主角,库克创造了历史—“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必将受到审判”,他的控诉使君主或元首的“暴政”从此成为一项罪名。他对查理一世的审判,开了审判国家元首的先河。

用这样一本书,罗伯逊不仅向库克表达了敬意,而且也用这样一本书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正义和自由将取代王权,成为国家乃至世界通行的法则。

独裁者滥用民众对他们的信任

河西:您曾因为萨尔曼•拉什迪辩护而遭到恐怖分子的威胁,当时您感到害怕吗?您本人喜欢不喜欢拉什迪的小说?

罗伯逊: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担心有一天会成为恐怖主义的牺牲品,而放弃自己该要的生活,我们必须承担自己的职责。作为一名辩护律师为拉什迪辩护,我对他的小说的态度是:这是对人的境况的精彩解读,是对异域文化和文化差异的深入理解—我确实是这样想的。他的作品当然不是渎神的,它是政治的牺牲品。有人煽动大众产生愤怒的情绪,并最终导致了他被起诉的结果。

河西:您也在许多著名的名誉案中担任辩护律师,比如为《卫报》向下院议员尼尔·汉密尔顿抗辩。同时,您也出现在欧洲人权法庭以及世界其他法庭关于公民自由的案件中。您觉得自己是在为公民的民主与自由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吗?

罗伯逊:正如毛主席在1957年百花齐放运动后期所说的那样:“言论自由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不认为一个理想中的自由公民—无论你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还是一个极权国家中—能批评权力阶层而不被送进监狱,或者在名誉案中败诉从而输掉自己所有的财产。当然,我相信应该出台一种法律来制裁那些恶意诽谤的出版物,这可能就是言论自由有时候必须接受的限制。

河西:至2007年为止,您一直担任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上诉法官,您是如何依照国际法来处理塞拉利昂案件的?

罗伯逊:我担任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上诉法官一共5年的时间。这对于发展国际刑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那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将那些屠杀自己国民的政治或军事领导人绳之以法。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审判必须努力将犯下最可怕的罪行的官员和那些没有犯罪的官员区别开来,必须要做到公平公正。国际刑法正在发展完善,其过程中还是碰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塞拉利昂总统巴舍尔(Bashir)被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但是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却反对审判他。

河西:您也参与了对皮诺切特将军和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的起诉,您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独裁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罗伯逊:皮诺切特和班达都是受审者,他们都是滥用权力的独裁者,也滥用了人民对于他们的信任。我们知道有这样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皮诺切特和班达就是这句名言的例证。

上帝不会站在好战者那一边

河西:您最新的这本书《弑君者》(The Tyrannicide Brief)详细记述了约翰·库克(John Cooke)的故事,他以叛国罪起诉国王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I),并最终让查理一世死在断头台上。但在查理二世复辟之后,他又被判叛国罪,处以绞刑,然后被五马分尸。为什么您要花这么多的精力写这本书?您希望自己也成为像库克一样勇敢的律师?

罗伯逊:我写《弑君者》是因为我觉得本书中的这位律师是一个极为勇敢的英雄,他承担的职责不是每个有才华的律师都准备去承担的。他起诉了国王—这片土地上高高在上的人,也是被认为由上帝指定的人—因为正是他引发了一场战争,并在战争中虐待战俘。查理一世的确是位君。11年之后,当他的儿子卷土重来,登上皇位,这位律师就被残忍地处死了。但是他无愧于他的良心,虽然他知道他的所作所为要承担政治上的风险。当然,英国人也退缩了,不再认为他是一位英雄:他们为他们由国王、皇后、国家和君主政体组成的阶级系统所迷惑了。所以他们没有给予这位弑君者任何的荣誉。但是我想他们都是真心地关心穷人的,他们也都有一种愿望,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正义的社会。

河西:在革命中,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革命和反革命者都认为他们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他们也都杀了很多反对者。因此,我们如何判定在革命中,一个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

罗伯逊:你说得非常正确!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战争中,每个好战的集团都认为上帝站在他们这一边。显然,上帝不会在每一方那儿都出现!现在我们有了国际标准来判断哪一方是正义的。虽然这个标准还不完美,但是至少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标准,可以让我们判定谁是错误的—比如挑起战争的一方,又比如在战争中施以野蛮手段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南京大屠杀都提供了典型的例子。

河西:在您2006年修订的《反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一书中,您讨论的是人权、反人性的犯罪和战争犯罪问题。这本书开始于人权的历史,选的几个例子讨论了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巴尔干半岛战争以及最近的伊拉克战争。我知道您也参与了培训审判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法官。您认为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是正义的吗?

罗伯逊:萨达姆政权是暴政。但是美国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的前提下入侵伊拉克违反国际法。我一直支持推翻暴政政权,但是现在是21世纪,我们必须在国际协议的框架下讨论和解决问题,而不是由一个国际警察来维持治安。

河西:您关于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的立场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您认为原子弹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第二颗落在长崎的原子弹最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这颗原子弹投在别的城市恐怕会更好一些。您的看法是,虽然这颗原子弹导致了差不多10万日本公民死亡,但是它也迫使裕仁天皇的日本向盟军投降,从而保存了数十万盟军的生命,同样也保护了更多的日本军队和平民的生命。但是依照此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为了救一个人,就可以杀死另一个人呢?这个逻辑难道不是值得商榷的吗?

 

罗伯逊:是的,但是请让我解释一下我的观点。我研究日本历史后发现,裕仁天皇从未考虑过屈服—他会命令战斗持续到最后一名士兵死去—倘若美国没有投下原子弹的话。正是原子弹迫使他投降。如果当时没有投原子弹的话,我相信数十万澳大利亚人、美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会在必将到来的日本本岛战争中死去—其数量将超过因为广岛和长崎原子弹而死去的人数。因此,以一种边沁式的功利主义的演算(边沁说,正确的目的是为最大多数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投原子弹比不投原子弹造成的流血伤亡要少。但这个观点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用杀死一个人的方式来救另一个人。请不要忘了日本是侵略者,在进攻中国和攻击美国珍珠港的过程中犯下了战争罪行,他们的士兵是最邪恶的战争机器。因此我对广岛事件的看法是,你杀死罪犯—如果这是唯一可以救助大多数无辜群众的方式—那么它就是正确的,虽然有时候,无辜群众也会被殃及。就比如人质的情况,警察必须开枪射击恐怖分子以解救人质,但是有时候人质没有被救下来。当然,这没有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不认为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对于是否要在日本投掷原子弹有过挣扎犹豫,如果他那样挣扎过,他就不会再在长崎投下原子弹。但是他的本能反应是对的,对于所有可能发生的可怕结果中,这是唯一能让这位天皇回到理性上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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