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王建：城市化无指向，大投资恐成大乱仗
面对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中国迅速推出了4万亿投资组合，以扩大投资和启动内需消费为主线，加以应对。目前经济形势已有好转迹象，中国经济也正在谋求V形突围。
然而让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忧虑的，不是投资的规模，而是此轮投资没有城市化的目标指向，结果可能是一场乱仗，导致中国经济在短期的V形突围之后，还是一个长期的L形发展曲线。
比如现在交通部门提出，铁路与公路共有六万亿的投资需求。但如果没有确定人口和需求向哪个城市圈集中，修建的交通设施可能会由于需求不足而产生浪费。而王建认为，系统的城市化规划，可以统筹城市圈的发展，拉动内需，消化过剩产能，成为整个战略全局的突破口。
王建还指出，现在提出的“第二次土改”，如果没有城市化指向，“新土改”有可能产生更大的民工潮和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
2005年，王建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对2030年前中国的空间发展进行了专题研究，系统阐述了中国应该建设20大都市圈的城市化观点，影响颇广。
王建此前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曾邀请王建讲解虚拟经济的相关问题，其研究的多项政策也被国家重视或采用。早在2008年上半年，王建就对当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的举措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应该放松货币政策，而不应继续从紧。
2009年1月上旬，王建接受了本报专访。
城市化有数十万亿投资空间
如果从现在不到40％的城市化率，提高到75％，达到一个与中国相称的城市化水平，可以吸纳几十万亿元投资，这是一个巨大的投资空间。
时代周报：以城市化为投资指向，好处是什么？
王建：要研判2009年的经济发展，首先得分析几大方面的需求。
出口肯定要向下调，今年恐怕有负增长的可能。所以打出口的主意是不行的。
另外经济增长滑坡后，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怎么上得去呢？现在有人提议政府给老百姓发红包，但我们不是发达国家，不具备“负债经济”的性质，通过发红包的形式拉动内需，有一点作用，不过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最后能够拉动增长的还是要靠投资。不过，投资方面，我们现在消费品和重工业产品全面生产过剩，没有短缺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向哪个领域投资呢？
如果要投资于产业，恐怕现在的投资需求上去了，未来会留下很大隐患，是饮鸩止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现在要找一个合适的投资领域，基础设施可以搞。投资铁路和高速公路，可以沟通物流，但物流从哪产生？供给和需求的地域又都在什么地方？这就需要系统确定城市化的投资指向。
供给和需求都是由城市化的空间布局决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能分的，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市化托起工业化。但是，我们现在看过去30年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已经造成了过去对城市化投资的巨大欠账。
时代周报：据你的研究，过去我国对城市化投资的欠账有多少？
王建：一般像中国这样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国家，城市化率是55%，东亚国家日本、韩国都是75%以上。中国截至目前，按非农人口计算，城市化率只有28％，再加上长期稳定生活在城市的约1亿多人口，实际城市化率也才刚过40％。
这是一个重大的结构扭曲，也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迟早要补上的一课。
我们现在正式的城市人口是4.5亿人，其他都是流动人口，不在城市固定居住。这样很不利于生产、流通、消费的规模集约。
如果从现在不到40％的城市化率，提高到75％，达到一个与中国相称的城市化水平，可以吸纳几十万亿元的投资，是一个巨大的投资空间。
以现在中国的财力，怎么投也不会有投资过剩的问题，不会有长线投资，周期太长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几十年的欠账，加大投资只会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合理，经济增长更健康，也会有一个新的强大的增长动力。
启动农村消费只是权宜之计
现在启动农村消费，困难不小。组织家电下乡，给家电下乡进行补贴，促使农民家电消费等，都是权宜之计。
时代周报：城市化对于启动国内消费有什么作用？
王建：城市化对消费也有作用。目前城乡消费差距很大，2007、2008两年分别是3.3和3.6倍，消费差距在拉大。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农民许多都是自给性消费，比如自己种菜。服务性消费就更没有了，生活性消费的物质产品好多都是自己生产，不通过市场采购。
如果实行大规模的城市化，大量的农民进城，买房子，置家具，消费水平得到提升，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如果现在的4.5亿城镇人口增加为9亿，扩大的人群会增加两倍的消费。一下就可以把消费带上来，不用发消费券，新的城镇人口自己就要消费。而现在的消费是被城乡结构卡住了。
实施大规模城市化，服务业也会得到很大提升，3000美元人均GDP的国家，全球服务业平均比重是50％左右，我们现在才30％多，也跟大量农民不进城是有关系的。
农民在村里生活没有餐饮、泡吧、卡拉OK之类娱乐消费。城市化可以把这些产业带动起来。
时代周报：这个过程是不是让农民来花钱？
王建：首先是政府来花钱，然后，城市的企业花钱，要把城市建设起来。这样农民进城可以就业。农民现在能有多少钱呢？农民进城了，城里有其居住的地方，也有新的工厂，有一个饭碗，自己能挣到钱，然后再花钱。这样城市化才能运转起来。
时代周报：不过，现在各地都很重视启动农村消费？
王建：现在启动农村消费，是很困难的。组织家电下乡，给家电下乡进行补贴，促使农民进行家电消费等，都只是权宜之计。
把农村人口的家电消费提升到城市人口水平，能消耗的钢材就是1500万吨。但是中国现在的钢铁生产能力过剩达到了1亿吨，顶什么用呢？
现在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上游领域。2003年-2007年中长期贷款7万亿元，主要集中在重工业，这么多的产能一直在增长。
2008年11月，冶金设备生产量的增长仍然有35%。现在冶金、钢铁过剩那么严重，但是大量设备还在产出，说明后续产能还在继续增长，问题不解决，银行有可能形成不良贷款。
现在上游产业产生过剩，怎么消化？答案就是搞城市化，大量钢铁水泥就可以消化了。
过剩资本嫁接过剩劳动力
一方面农村有过剩的劳动力，一方面城市有过剩的资本，两个一组合，怎么能不形成生产力呢？城市化正好可以把他们连接起来了。
时代周报：你认为城市化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得以较好推行？
王建：是认识问题。什么事情认识不到就不会去做，人都是这样。短期问题尚且难以认识，认识一个长期的，涉及几十年的问题就更不那么容易。
现在政府还是不重视城市化。如果重视，怎么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结构扭曲呢？过去前30年，为了重工业的高积累，不让农民进城。
改革以后，我们搞的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搞就地工业化，不搞城市化。世界上都没有这么搞的。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城市化在前，工业化并行的。没有一个是只搞城市化不搞工业化的，这是中国的“创造”。
原因是当时中国农民剩余人口压力太大，为了快一点把工业化搞出来，实行的是就地转移的政策。这一转就是三十年，没有推动城市化，这是政策导致的发展结构的扭曲。
一方面促进工业化超前发展，一方面用户籍政策筑起城市化的高墙，把8亿农民挡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大门之外，由此形成了严重的工农、城乡“二元结构”。现在要转变的，就是过去60年城市化过于迟缓的状态。
时代周报：现在进行城市化的条件与30年前相比，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王建：现在没有缺钱的问题，当年是缺钱。为什么搞离土不离乡，因为没钱。为了快一点消化过剩人口，只有就地转化，到乡镇企业去就业。
城市化需要基础设施投入，当时中国还很穷，没有资金可以投入。1984年，中国出现农村工业化高潮，走的就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工业化的路。
那个时代，甚至90年代前半期中国也还不是很富裕。到90年代后半期，特别这一段时间，中国才真正富裕起来。
现在情况与当时的最大不同是我们有大量剩余资本，银行的存贷差达到了17万亿。现在一方面农村有过剩劳动力，一方面城市有过剩资本，两个一组合，怎么能不形成生产力呢？城市化正好可以把他们连接起来了。
城市化解决土地稀缺问题
与城镇化相比，城市化更突出了土地的使用效益，是中国唯一的发展方向。而城镇化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错误的倾向。
时代周报：你所说的城市化，与流行的城镇化说法有什么区别吗？
王建：现在中国许多地方，土地是极度稀缺的资源。小城镇人均占用土地是
城镇化是以镇为主的。西方国家搞城镇化，比如美国，才3亿人口，我们有15亿人口，人家搞镇没问题，我们所有土地都搞成城镇，就没有土地吃饭了。
所以城市化与城镇化相比，城市化更突出了土地的使用效益，是中国唯一的发展方向。城镇化对中国来说是错误的倾向。
如果未来25年，中国只能再增加1亿多亩耕地用于城市化建设，则中国只能靠不断提高城市土地的人口承载率与产出率来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由此而言，中国以大城市为城市化的取向已经是不用争论的事情。
如果这个原则不明确，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必然是盲目的，未来仅有的、可用于城市化的1亿多亩耕地资源的配置也必然是盲目的。
时代周报：最近有说法称，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国土资源部提出要把明后两年的土地资源在今年进行使用，三年土地合并到2009年一年用出去。这是否会影响后续的经济发展？
王建：现在土地稀缺，明后年的发展就有问题了。实际上，城市化可以将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相结合，大幅度提高土地利用水平，是长期解决矛盾的办法。
时代周报：你认为这一轮的土地改革如果没有城市化的指引会有什么具体后果？
王建：如果没有城市化，这一轮新土改就一定是场灾难。
因为新土改后，农民把土地卖掉了，土地卖掉后，如果没有城市化吸纳，把农村人口转变成城市人口，不就变成流民了吗？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次农民起义，都是因为流民太多造成的。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一旦被斩断，没有就业的机会了，只有铤而走险。应该让大城市成为吸纳过剩农村人口的海绵。
面对金融危机，应该推动改革谋求发展，但如果现在大规模深入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或进行分配制度调整，政治上承受的压力非常大，目前不是推进这方面工作的时候。但城市化改革措施，可以打开非常大的空间。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研究员，1993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称号。多次参与起草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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