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海外总动员 洗衣工把20年积蓄塞进麻袋送过来
过去研究者批评革命党未与绿林会党切割是一大败笔，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一种事后之明。当年革命党之所以接近绿林会党，一方面因为这股力量不可小视
黄波
11月24日，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往菲律宾总支部参与党庆活动与募款，面对台当局“党产会”对国民党的清算式斗争，她誓言“身可辱，家可破，党不可亡”。洪秀柱表示，在国民党最落魄的时候她接下主席之位，要学习创党总理孙文，“哪怕一无所有，只要人心不死、就有希望”。洪秀柱认为，国民党要救亡图存，就要效法孙中山先生奔走海内外，宣扬理念，募款自救。
国民党输掉了“大选”，一同输掉的可能还有信心、意志与资源。作为一家“百家老店”，其当下境遇让人歔欷。此时此刻，洪秀柱重提孙中山艰苦卓绝的创党旧事，意味堪称深长。
当年的孙中山，身在异国，可供支配的资源极其有限，却凭着意志和信念在海外华侨中组织了卓有成效的发动工作。今昔对比，孙中山宣扬理念、募集经费、寻求同道等一系列海外动员的经验，的确是留给国民党的宝贵精神遗产。
“同盟会之成，多赖海外华侨之力”
提到孙中山的海外动员，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存在一个固化的印象：一边“登高一呼”，另一边“应者云集”。
这一印象自然不能说不正确。在华侨赞助革命党的过程中流传着不少佳话，侨居越南的“关唐为挑水工友，每担水价只值一文，当镇南关、河口两役起义时，将其半生积蓄三千元悉数捐出”，孙中山自己也曾回忆，“有许多人将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我。费城的一个洗衣工人，在一次集会后来到我住的旅馆， 塞给我一个麻袋， 一声没吭就走了，袋里装着他二十年的全部积蓄。”……
因了这些佳话，孙中山说过，“同盟会之成，多赖海外华侨之力”；另外一句孙氏名言“华侨乃革命之母”，虽经学者考证可能并不存在，但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孙中山的演讲和著述中其实并不鲜见。而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也可以由此津津乐道：海外华侨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对帝国主义和满清王朝怀有极大的愤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挽救民族危亡、争取祖国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
需要肯定佳话的积极意义，但仅仅宣扬佳话也容易淡化过程的艰辛。事非经过不知难，孙中山的海外筹款、动员其实经历了太多波折和困难。
革命党在海外华侨中筹款，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吸收华侨加入组织，同时收取会费；二是募捐；三是发行债券。而从效果上考虑，能够以理念和宗旨说服华侨加入组织并积极捐助无疑是最好的办法，除此之外，出台一些激励政策也十分必要。
1904年1月，孙中山到美国檀香山组织中华革命军，招人报名入会，以发行军需债券名义募款，当时规定实收美金一元，承诺“本军成功之日，见券即还本息十元”；同年5月，孙中山又到旧金山发动华侨，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记，“是日总理于说明革命主义之后，提议请座众购买革命军需债券，谓‘此券规定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凭券即还本息一百元。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各项优先权利’云云”；1911年7月21日，革命党在旧金山设立洪门筹饷局，孙中山手订筹饷约章凡四款，其中第一款规定“凡认任军饷至美金五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回执，民国成立之日作民国通宝用，交纳税课，兑换实银”，而对于认任百元以上者除按照第一款之外另有奖励，即每百元记功一次，每千元记大功一次，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记大功者可向民国政府请领一切实业优先权利。
尽管如此，革命党的海外筹款却难称顺利。梅斌林《孙中山在芝加哥》一文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孙中山到洗衣馆等处劝募，与餐馆工人等接触，募捐时往往受到冷遇，“甚至被拒之门外，但先生不以为意”。《华侨与辛亥革命》一书也记载，孙中山的此次芝加哥之行，原定计划是筹款两万元港币，但结果仅募得三千元，“合纽约、波士顿所捐，亦不过八千港币”。
经费不丰经常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陷入困境。1908年，河口之役失败，招募而来的军人避往新加坡，为解决这批军人的生活问题，孙中山和当地华侨一度极为狼狈。《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收有孙中山写给著名华侨林义顺的一封求援信，信中说：“若过数日后尚不能安置，……恐彼等不堪饥饿，必有野蛮之举。数日前已见过一次，有十余人到《中兴报》讨伙食，其势汹汹，殊不雅观。……如此之事，弟实所难堪。”最后在新加坡华侨张永福的帮助下，用张永福之山开石，让军人们在石山做工，有了糊口之资，事件才算平息。
“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
革命党的海外筹款为何如此困难？
2011年，专门研究华人史的著名学者王赓武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谈到了“海外华侨中谁在支持孙中山”。王先生说：“海外华人大部分都是劳工，少数是工商界老板。根据我看到的材料，一方面，工商界基本上是保守的，不愿意跟满清政府产生公开冲突，因此比较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另一方面，工商界大部分是广府人，孙中山和康梁两派也是广府人，但康、梁的地位很高，是书香子弟、举人和帝师，广府人非常钦佩康梁，所以工商界的广府人大部分是保皇党。孙中山的主要支持者是下层人民，因为会党的关系，普通劳工就比较支持孙中山。”
在思考“革命党的海外筹款为何如此困难”这个问题的时候，王赓武的这一番话可以提供一些解答的线索：一是当时在海外争取华侨支持的力量，除了革命党，还有康梁等保皇派，两股力量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二是孙中山的主要支持者多来自下层，往往自顾生活而不暇，自然无法拿出大笔资金满足革命党之需。
揆诸史料，这两点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收有孙中山致党人的一封信，谈及与保皇派争夺华侨的情形时说，“弟刻在檀（香山）岛与保皇大战，四大岛中已肃清其二，余二岛想不日可以成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又对梁启超海外筹款获得成功而大表愤怒曰，“闻在金山各地已敛财百余万，此财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矣，可胜诛哉！”而在发出此信后不久，孙中山赴檀香山活动，发起募捐，由于梁启超刚为保皇会募捐不久，结果仅得两千余元。
然而，接着王赓武的话头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海外华侨中孙中山的支持者何以多集中于下层？王赓武揭出了“保守”二字，认为“工商界基本上是保守的，不愿意跟满清政府产生公开冲突”，所以才舍孙中山而愿意支持康梁。
因理念上的先进或保守而产生思想差异，导致趋舍不一，这一点或许难以否认，但同时也不宜忽视工商界人士思考问题高度现实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无法以“先进”或“保守”这种词汇简单论定。
据《革命逸史》，胡汉民就曾多次抱怨云：“大资本家最不革命，最怕革命，……革命好像对他是大不利”，在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时，又特别以侨商陆佑为例，说此人死时财产达到四五千万，因与一位党人私交甚深，因此孙中山多次敦促党人劝其助饷，而陆氏答曰：“恐怕你们没有成功的把握吧？等到你们有成功的把握的时候，我来帮助好了！”
同是面对华侨动员，在考虑问题更为现实的工商界人士看来，保皇派的失势只是暂时性的，一旦清廷改变政策，保皇党人必将重返政府掌握政权，而革命党人则不同，其旨在推翻满清政府取而代之，风险和难度之大不言而喻，除非看到成功的希望，投入过多成本显然是不合算的。在华侨上层人士中，黄佑的态度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
正因为难以打通上层人士，革命党人遂专心运动中下层阶级。过去研究者批评革命党未与绿林会党切割是一大败笔，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一种事后之明。当年革命党之所以接近绿林会党，一方面因为这股力量不可小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与上层社会扞格难通，假若不走会党路线，意味着连向下层阶级渗透的渠道也将被堵塞。这一特点存在于国内，更存在于海外华侨社会。孙中山1904年之所以在美国檀香山加入洪门，也宜放在这一背景下考察。
“在国家为寡恩，在国民为负义”
尽管革命党从海外募集的多为来自中下层人士的零星捐献，但因为人员众多，集腋成裘，最后汇集到革命党手里的也是一笔巨款。
但是这笔巨款的具体数额究竟是多少？至今并没有权威的统计。2011年，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中，国内媒体给出的也是一个含糊的说法，“每次革命起义，经费大多数都来自于世界各国的侨胞。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巨。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倾家荡产，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
台湾学者蒋永敬对革命党人的经费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但是因为赞助者众多而账目等资料又往往匮乏，最后也只能集中于“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经费之研究”。
据蒋永敬的研究，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是革命党人多次起事中唯一有经费收支报告的一次。此役共支付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六元，获捐款项有案可稽者：荷属南洋（印尼）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属南洋（马来亚）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美洲七万八千元（其中加拿大六万四千元，美国一万四千元），暹罗（泰国）和安南（越南）二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元。
蒋永敬对辛亥革命前六年革命党所得的捐款数目有一个统计：越南与泰国华侨八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元；加拿大华侨六万四千元；荷属南洋华侨六万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属南洋华侨五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檀香山华侨一万五千万元；旧金山华侨一万一千元；缅甸华侨四千八百元；纽约华侨四千元；芝加哥和波士顿华侨分别为三千元和两千元。日本、澳洲、菲律宾等地华侨，虽有捐助，但数目甚微。
显而易见，这里所列的仍然只是一个相当粗略的估计，遗漏的当不在少数。
以当年的筹款、支款等实际情形而论，华侨捐助革命的款项到底是多少，不仅是今人只能粗略估算，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党人，恐怕也无法确定了。
进入民国后，由于宋教仁被刺案，孙中山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又一度向海外募捐。事后孙中山致函参、众两院，函中提出，辛亥革命过程中所借募款项至今未偿，反袁又举新债，“计募借华侨款一百七十万元，借入日本商人债一百万元”。
此处孙中山提到的两个数据都是为反袁而借的新债，而关于辛亥革命中的劝募款项，仅提到“至今未偿”而没有具体数据，显示其本人对相关数据并未掌握的事实。
当年募捐，革命党人为取得效果曾对赞助者许下种种承诺，如付本息数倍或享受其他优待权利等。但从孙中山“至今未偿”一语中可以看出，这些承诺并未兑现。虽然由于入民国后纷纷扰扰之现实，政局不为孙中山等掌控，未兑现当年承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革命党人身上，但孙中山却为此而深深负疚。
就在这封致参众两院的函中，孙中山感慨地写道：华侨捐助革命，“共和既复，而一不之恤，是则在国家为寡恩，在国民为负义。故请求政府代为偿还，非徒以保个人之信用也”。
据当事者口述，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孙中山在马来亚召开“庇能会议”，会上孙中山声泪俱下：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
孙中山在给参众两院写信希望政府偿债的时候，一定是想到了1910年的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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