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债转股是非常昂贵的选择

2016-04-12 03:52:18
商业银行是实体经济的照妖镜。在宏观经济下行和实体经济没有起色的态势下,商业银行不良率就还会持续增加,盈利能力还会弱化。

时代周报记者 刘科 发自杭州

随着经济和金融体系内在联系日趋紧密、传导不断深化,中国经济积累至今的各种局部失衡和隐患正在显现。2016年4月以来,包括快鹿、中晋在内的多个互联网金融平台爆发危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苗头是:困扰着各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正在加速扩散,就地域而言,已经从江浙等沿海地区,向中部、东北等地区扩散。

近两年国内经济低迷,国内企业的盈利状况日益恶化,而企业负债状况却在攀升。而据财新报道,中央允许商业银行开展“债转股”试点的决定,债转股首批试点规模为1万亿元。

4月9日,时代周报记者就互联网金融、商业银行不良率、债转股、供给侧改革等热点话题专访了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钟伟。

合规下的快速创新会累积系统性金融风险

时代周报:去年底以来,国内出现多起互联网金融领域骗局,近期又有快鹿、中晋等互联网理财平台出事,暴露出金融监管能力的不足。你认为互联网金融平台“出事”的风险是否还会增加,应该如何在金融创新之中防范金融风险?

钟伟:所谓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有其特性:第一,经营的范围更隐蔽和广泛,更难监管;第二,资本游戏的味道比较浓,往往不以盈利作为第一目标,当客户积累较多时,投资人往往通过场外股权的转让实现退出;第三,互联网金融机构不太在意监管套利及风险管理,往往轻易突破传统金融的生命底线。因为这三个原因,互联网金融机构处于监管空白。

这两年互联网金融的急剧发展、混乱与调整,乃至近期多家平台出现问题,暴露出互联网金融机构乃至商业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包括以万能险投资为主的企业利用高利息、隐蔽的夹层融资杠杆等操作可能面临的问题。

这两年理财产品爆炸性的增长,我估计中国理财产品的总额目前接近30万亿,2016年以来又新增了近4万亿规模的理财产品规模,这个增速太快了。理财产品对接的互联网金融、保险公司股权的运作就很危险。

这反映出金融创新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金融创新如果因为线上与线下法律不一致而逃避监管,不以严格风控为第一目标,以资本游戏为目的,那么金融创新就不是创新,而是投机。由于监管跟不上、制度跟不上,市场在所谓合规下的快速创新,就是在不断累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时代周报:近期2015年银行业年报发布,五大行的业绩下滑态势明显,工中建农四大银行净利润增速总体低于1%,如中行利润增速跌至0.74%,建行利润增速仅为0.14%;另一方面,不良率迅猛上升,截至今年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近1.4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200亿元,其中农行不良率高达2.39%。你怎么看待银行业的这种衰退?

钟伟:商业银行是实体经济的照妖镜。在宏观经济下行和实体经济没有起色的态势下,商业银行不良率就还会持续增加,盈利能力还会弱化。现在还不是中国银行业最糟糕的时候,只是商业银行不良率从过去的较隐形到逐渐显性,我认为一些银行的资产恶化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评估商业银行的资产不良率,要考虑多方面因素。通俗讲,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暴露一半,藏一半,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的真实不良贷款率要比数字披露的高,较账面不良率几近翻倍。我认为商业银行的真实不良率在4%左右。

未来商业银行的不良率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例如中国经济增长在2010年下半年到达一个转折的关键节点,而银行的不良率到2012年还在继续的双震当中,也就是,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是比实体经济滞后的一个指标。

研究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可以研判未来的趋势,未来两三年银行业的大致格局是,整体利润零增速,业绩分化加剧,不良率还会延续。

债转股面临着巨大的道德风险

时代周报:在债务压力之下,近期市场消息,多部门正在酝酿开启一轮新的“债转股”,首批债转股规模约1万亿元,分三年实施。对此你怎么看?

钟伟:1998年国内曾经实施过债转股,相当一大批国有企业扔掉了债务包袱,这十几年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并未根本改变其体制弊端,效率低下、靠垄断经营的特质并未改变。

本轮债转股跟1998年实施的债转股不太一样。首先是救助的对象不一,1998年债转股的救助对象是陷入困境、面临破产的企业为主,本轮的救助对象主要是有市场潜力、短期市场较困难的企业;第二,1998年债转股救助对象是以金融机构为主,本轮救助对象以实体企业为主;第三,1998年债转股以行政指令为主,本轮债转股突出的是市场化。

分三年实施1万亿左右的债转股,实际上对企业降杠杆的作用非常有限,1万亿的总量实际降低企业债务率大概不到2个百分点。

实际上,债转股可能引发的问题有很多,有关部门出于多种考虑,“以时间换空间”,将会倾向于对大而不能倒的企业采取债转股,这会让风险越积越大,比如一家企业拖欠了银行等债权人的款项总计200亿人民币。企业已经资不抵债了,2014年和2015年都出现严重亏欠,有四五十亿,这样的企业你很难说它面临的只是暂时的困难。另外,有关部门和市场有必要对债转股是否会用于延缓僵尸企业出清保持警惕。

债转股是非常危险的,对于企业面临困境或破产,这个企业股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突然把债权人拖进来变成新股东了,这对于原本有着经营过失责任的企业经营者是一种逃避行为。如果同行业的不同企业,实施债转股的企业占了便宜,而对于没有债转股行为的企业,就吃亏了,这就有悖企业的公平竞争,所以债转股所面临的道德风险十分巨大。

对债转股我的整体评价是:实施对象是不明确的,对企业降杠杆的效果是有限的,而且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对政府来说,是非常昂贵的选择。

时代周报:从今年5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范围将扩大到包括服务业、金融业等领域,适用6%的税率。金融业推行营改增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困难,未来将给带来什么影响?

钟伟: 营改增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关系,税源向中央集中,地方政府在财税来源上基本“瘫痪”,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伴随着经济下行,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发生变化:非税收入大幅增加、居高不下,税收却在不断降低,地方非税收入增长过快、占比过高意味着不合理收费多,企业的隐形负担在加重。

营改增的目的主要是减税,我个人有其他想法。具体到金融业(以银行业为主体)推行营改增的目的,是要实现税收中性原则,避免重复征税。目前,银行业的整体税负之所以偏重,主要原因就在于银行业的计税营业额大部分并非以净价征收,比如以利息收入为计税基础,利息支出不作抵扣。金融业包含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多个行业,业务构成复杂,目前,中国金融机构盈利水平在下降,资产不良状况在恶化,外围和内部的困难在加剧,推动金融机构的营改增需要改革到位,如果不到位,对金融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供给侧改革需要真正的国退民进

时代周报:实施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什么?金融业能做什么?

钟伟:供给侧改革蕴含的经济思想很朴素,理解它的核心就是抓住供需匹配。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上,实现供需两端产品或服务的数量、结构和层次的总体匹配,这样需求侧能以合适的价格,购买到需要的东西;供给侧可以适当的盈利水平,把东西卖给需要的对手方。目前中国处在供需错位的矛盾格局下,一方面在产业结构、低端产品上存在大量过剩,另一方面,国内需求提升后的高质量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

供给侧改革,表达出政府不想太多从需求侧频繁搞刺激—目前,需求侧并没有明显地缩减。供给侧改革的成效还待将来观察。

供给侧本身的问题是,市场的供给能力没有问题,而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是最大短板。如果供需不平衡,供应体系不能创造出价廉物美的物品和服务,一定不是市场经济失灵,而是政府的体制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失灵了。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小家电和房地产在内的产品,都是产能过剩的。供给侧的短板包括比如环保、教育、医疗这些公共产品的缺失。所以,供给侧问题的核心不在企业,而在改进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在国内的讨论中,提出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创新、保证政策效果是个重要问题。

真正有效的供给侧政策,应该包括:推动国有企业的适当收缩,适度缩减国有经济的规模。有些国企对市场的反应太迟钝,甚至有时候与市场的选择背道而驰,阻碍了市场创新,所以需要推出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国有股权在经济中的占比,真正实行国退民进。


还需要适当减少稳增长政策,如果把握不好,稳增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和推迟结构转型;再次是不应过度依赖宽松的财政或者货币政策,这些宏观调控政策并不能改变资源配置效率。如果不包含这些要素,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会落入过去的政策怪圈。

本文未经钟伟先生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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