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躲猫猫”事件始末
他急着跟本村其他5个年轻人集合,准备去10多里路以外的青龙山上偷偷砍树,卖点钱。按照同村村民的说法,遗像上清瘦中带着怯意的李荞明,平素是个胆小的人。
这次,李荞明敢于“铤而走险”,做点附近村民惯用的“补贴家用”的事儿,是为了17天后迎娶青梅竹马的新娘子时,能多请几辆迎亲的车子。“经常有人因为砍树被抓,也就在看守所住几个月,罚点钱就给放了。”李荞明的父亲李德发说。
然而,李德发没有料想到,儿子这次不但真的被抓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监室里的“游戏”命案
当天下午4点,李荞明和同村偷伐树木的村民,一起被晋宁县森林公安分局巡逻民警抓获。晚上7点,做了简短笔录以后,李荞明等6人被送进了晋宁看守所,分在不同监室看管。
李荞明在晋宁看守所9号监舍度过了10天,这个监舍里还有关押了其他犯罪嫌疑人10名。
李荞明的10天,是如何度过的,至今仍然没有详细的信息公布,也许默默记录的,只有9号监舍灰暗的四面墙。
这名25岁的玉溪市北城镇大石板村村民,仅仅因为砍了几棵树,就再也没有回到10余里以外的故乡。
“躲猫猫”,迅速成为2009年开年网络上最为红火的网络词语,成为俯卧撑、打酱油以后,又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戏谑之词。
然而,随着云南省委、省政府的介入,让这个事件出现了更为戏剧性的变化,一度让职业网民们欢呼雀跃。
网络调查团的一天
“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开一个宣传部的年度例会,当时也不能上网,等我从网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铺天盖地了。”
伍皓说,这个事情,宣传部门还是反应慢了,如果及早发现,也许能够更从容地面对。
这一次,云南省官方的应对方式,显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两天后,伍皓提出组建网络调查团调查“躲猫猫”事件的建议,随后,相关部门召开了协调会议。
“协调会总共开了半个小时,很快达成了一致。”伍皓回忆说。
边民和网友“风之末端”在两分钟之内报名,成为了网络调查团的正副主任。
随后,云南网发布《关于征集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参与调查“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的公告》,公告迅速被转载。
网民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显然超出了伍皓的预想,一下午,近千的电话打了进来。
由于网民的踊跃参与,原定4人的名额,最终扩大到了10人。
“后面都是每100或者200个电话里选一个,我随机选的,外地网友因为交通工具限制,无法入选。”云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龚飞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然而,很快,调查组成员开始失望了。
不能调看录像,也不能跟涉及人员进行面对面的交谈,调查组只能隔着铁窗和铁丝网,看看李荞明呆过10天的9号监舍。
调查组中年龄最小的大学生李宁,细心地数过9号监舍当时共有在押人员9人。
除了已经再也不会回来的李荞明,这个监舍又少了一名在押人员。
之后,在见了晋宁警方,看了相关笔录资料后,调查团结束了调查。
“去了一天,没看到啥东西。”调查团中媒体代表王雷说。
王雷的说法,代表了调查团大多数成员的看法。
由“躲猫猫”到“瞎子摸鱼”
“我原本以为调查报告会有一个结果,但是没有。”
而调查团最终没有结果的报告,以及几乎同时警方通报,再次认定李荞明的死亡是一起游戏引起的偶然性事件,只不过游戏躲猫猫的大名改成了“瞎子摸鱼”。
这一切,让记者出身的伍皓,也感到有些不可理解。
“我们事先没有想到,调查团可能面临的一些情况。”
面对有网民对于省委宣传部出面组建网络调查团,会不会面临干预司法的问题,伍皓表示,网络调查团的调查跟司法调查完全是两回事,解决的也不是同样的问题。
“司法调查需要很长时间,而民众想要知道真相的愿望又如此迫切。”伍皓说,为了保证民众的知情权,按照相关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才决定组建这样一个调查团。
然而,这个调查团最终软弱无力的报告,以及同时警方通报的情况,让舆论再次质疑这不过是场秀,甚至调查组成员不过是政府找来的托儿。
调查团成员,在网络舆论的口径里,迅速从草根英雄沦落到“政府走狗”的地步,逐个地遭到了人肉搜索。
人肉搜索发现,8名网民和社会代表中,多人实为媒体记者和官方网站版主。这些人,也确实有多人跟调查团成立的主导者伍皓有过一面之缘。
但是,托的说法遭到了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数次否定。
“我们是想通过组建网络调查团,公布相关结果,来平息网上的热炒,但他们绝不是托儿。”
政府举措待评说
“对于省委宣传部,我们最安全的处理方法,就是不管不问,但是,那样民众怎么看待宣传部门?”
伍皓并没有否认,这次宣传部门以主动的姿态,迎接问题、不“躲猫猫”,最初的目标仍然是维护政府形象,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的。
然而,让伍皓没想到的是,他本人会随着事件的发展成为一个网络名人,他本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新闻。
“伍皓是个好同志”、“史上最牛宣传部副部长”这样的字眼,最近经常出现在网络文字里。
“这次,政府不过是以开放的心态处理这件事。”伍皓回应网上说法时说,“以前,处理这类事件,无非是两类手法,一个是拖,另外一个是删。”
据伍皓解释,“拖”,就是事情发生了,政府方面不管不问、不对媒体表态,等相关部门调查结果出来,舆论关注度降低时,再公布最终结果;“删”,就是找各大网站,把相关内容全部删除,以免影响扩大。
但是,伍皓认为,这些都不是新形势下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也不符合云南省委、省政府倡导的开放心态、阳光政策。
“很多人没有注意,今年云南两会,率先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相关新闻,而且第一个邀请了外媒参加两会新闻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龚飞说。
一个事实是,对于云南省官方组织的这次网络调查团的举动,还是获得了专家和舆论的赞同。
“我觉得从去年的‘虎’到今年的‘猫’,应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它是让网民和社会人士来参与,来提升调查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以提升它的公信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说。
《华商报》发表的评论也表示,征集网民查“躲猫猫”案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体现了政府的思想进步。
然而,这次裹挟在一个仍然没有给公众看到最终真相的事件中的政府举措,仍然跟李荞明的死亡真相一样,面临着种种质疑。
结局还是开始
或许是,最初的报道把李荞明之前的经历交代清楚了,或许是,网络调查团提供了太多新闻卖点,李荞明的家人,一度成为了被忽视的人。
李荞明的父亲依然不相信,一个老实孩子,因为偷伐树木被投进看守所以后,还有心情去游戏,还是“躲猫猫”。
而这波方兴未艾的质疑,让原本以为网络调查团能够平息舆情的云南官方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当时昆明市公安局宣传部门是同意的,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调查组去看守所时就变了。”
伍皓说,回想起来,当时自己也是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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