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打破干部金饭碗,有位者须有为

2015-09-29 04:57:51
来源: 时代周报
在当前改革开放2.0版实践中,由于过去既得利益固化局面的出现,这个问题再次在顶层设计层面被重视。

“本来财政收支矛盾较大,有困难,结果一些地方和部的财政资金大量沉淀;一个是土地,土地资源本来就紧缺,却大量闲置;还有项目,一些民生项目,资金、土地、审批都到位了,就是不开工。”自从干部考核不唯GDP、强力推进反腐以来,部分官员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明哲保身。针对这个严峻的问题,9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不作为的干部,该问责的要问责,该‘挪位子’的要‘挪位子’。”此前6月,中央《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规定对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应当根据其一贯表现和工作需要,区分不同情形予以调整。

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好官都有廉政爱民的共性,坏官却各有各的坏法。坏官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贪官、庸官和昏官。贪官自然可恨,不必多说。作为“不作为的干部”,庸官和昏官的危害也不小。庸官是指那些平庸无能、碌碌无为,既不思进取又无业绩的官员。昏官则是“乱作为”,好大喜功,甚至不顾起码的常识和理性,乱决策、胡作为导致严重损失。

中国执政党并不缺乏历史经验。邓小平率先提出并着力推进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1962年在《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文中,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先从基层做起,要逐渐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从制度上改革执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坚决打破干部金饭碗。当时,主要方法是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干部的任期作出明确而适当的规定。

在当前改革开放2.0版实践中,由于过去既得利益固化局面的出现,这个问题再次在顶层设计层面被重视。打破干部金饭碗,有位者须有为。通过制度和规则来明晰官员“作为”的法定职责的标准,为官员确定“权力清单”,厘清“责任清单””。利用问责机制,提高干部的执行能力;通过竞争机制,提高干部的工作活力;强化监督约束机制,提高干部的工作动力;完善教育机制,提高干部的创新能力。一方面,要严惩“懒政”行为,让庸官、昏官无所遁形;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干部的培训教育和终身学习,给愿意做事的干部提升自身能力的机会。由此,树立优胜劣汰的干部选任导向,防止干部调整的随意性,使干部“上”“下”有据。最终让不作为的干部下去,为改革促进派腾位,为中国添砖加瓦。

进一步地,各种清单制度的落实,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在细节层面的落实。制度从来贵在执行,执行的关键则在于落实岗位性的责任。就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而言,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关键在于党委(党组)承担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组织(人事)部门承担具体工作责任。为此,应当制定一套办法,加大问责力度,切实做到中央一再强调的“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类似环境保护部等执法部门,领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失职、渎职的,滥用权力的等情形的,甚至会需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按程序向纪检监察部门移送。相关改革正在持续推进。十八大以来,面对国民经济下行压力,对庸官懒政现象的处理力度越来越大,已让一些官员颇感紧张。国务院督查结果要和“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相衔接,进一步加强人大监督职能亦指日可待。由此,对官员改革政绩的考察,将成为常规。

在这方面,关键还是坚持民主法治的宪法原则,促进人事流动,让改革促进派“上位”,有试错的机会,让年轻人和符合国家统战制度改革方向的一些优秀人员进入决策体系,保证干部队伍的高素质和高绩效。如此,地方重点突破式改革,全面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能有强劲推动力。

对此,我们当做的、能做的不少,总的方向是深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结合政治体制改革,一步一个脚印,让中国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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