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小镇盛泽的跨省治污样本

2019-08-14 16:22:52

在苏南小镇盛泽弦目的GDP背后,是黑色的河水、消失的鱼类和长达十多年的两岸流域的宿怨。从“清”到“污”再到“治”,盛泽成为省际跨界水污染及其治理的一个典型样本。小镇的治污史再次警告人们:当人类轻易破坏了环境之后,要想恢复,就得耗费十倍、百倍甚至更多的气力及时间。

下午,温暖的阳光打在苏南小镇盛泽的街面上。街道两边林立着各式丝绸纺织企业的招牌,令人眼花缭乱。一辆接一辆的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穿行在狭窄的街道上。名为小镇,但其繁华程度却不亚于一座县城。

盛泽是一个因绸而兴的小镇,有着“中国绸都”的美誉。不到60平方公里的建成区面积上,散落着2000多家丝绸纺织企业,小镇由此常年聚集着近20万的外来人口。

来自河南信阳的李文杰在镇上开出租车,他是去年从浙江柯桥过来的。过去几年,他一直在那儿跑出租。现在,李文杰和一位老乡合开一辆车,每天能跑四百多块钱,“吴江和嘉兴都跑不了这么多。”

盛泽位于吴江市的南端,再往南就到了浙江省的嘉兴市。镇上的出租车司机在开车之余往往收听的是浙江的交通广播,街上也随处可见嘉兴的房地产广告。两地距离之近可见一斑。

全镇已有200多辆出租车。在苏南,像盛泽一样拥有正规营运出租车的乡镇凤毛麟角。李文杰拉的乘客多是来此做生意的外地人,一天要是去几次吴江或者嘉兴,他的收入就会直线上升。

这么多的外来人口都是冲着这里的丝绸来的。国内纺织业界有一种说法,盛泽的丝绸纺织就像举办“世界博览会”。镇内的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至今仍是国内最大的丝绸市场,全国各地的5000余家丝绸商行云集场内。

在东方丝绸市场的大门上,先生题写的“日出万匹,衣被天下”八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无声地昭示着盛泽在纺织业界的重要地位。

跨界水污染引发的冲突

但是,,盛泽镇却罕见地因为一起跨界水事纠纷而成为国内舆论的焦点。当日凌晨,嘉兴市秀州区王江泾镇、西堰镇的群众运用了船只和机械,开始一场所谓的“零点行动”。300多渔民沉船筑坝,封堵了边界河道麻溪港。直到,大坝方被拆除。此次行动民间共集资100万元,自沉28条大船,动用8台推土机,数万只麻袋。事件当时被称为“共和国环保第一案”。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由国家环保总局与水利部等国务院有关部委出任协调官,两省签订了《关于江苏苏州与浙江嘉兴边界水污染与水事矛盾的协调意见》,拖延数天筑坝才拆除,事件暂告平息。

事实上,两地之间的跨界水污染宿怨已延续多年。盛泽与嘉兴的秀州区为邻,麻溪港为两地界河。上世纪90年代,盛泽的印染业快速发展起来,印染企业排放的污水通过麻溪港,排入苏嘉运河,流入嘉兴境内。

据太湖流域管理局发布的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末,两地交界处的水质尚处于三类状态,90年代开始逐年急剧恶化。1992年起水质劣于四类,1996年起全面劣于五类。根据该局太湖监测管理处对江浙边界水质监测结果表明,麻溪港上游的水质常年为四类至劣五类。

来自上游的污水不仅使当地水产养殖业遭到严重损失,居民的生活用水质量也在不断下降。据嘉兴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君介绍,浙江省三类以上好水的可以达到50%,但是嘉兴却只有4%,其中又有70%的水是来自上游的过境水,跨界水污染成为导致现状的主要原因。

早在1993年,王江泾镇就曾发生过由于上游污水造成大量死鱼的事件。两年后,200多名忍无可忍的王江泾渔民挑着死鱼闯进对岸的盛泽镇政府,散发着腥臭味的死鱼在政府院子里堆成了山。

此后几年,当地群众虽然通过多种途径呼吁,但水污染没有得到根本治理。20014月、8月、9月,三次盛泽方面来的大污染又向渔民袭来,1.4万亩池塘全部受污染,1200万只河蚌死亡,损失高达5600万元。

两岸的冲突终于在当年1122日彻底爆发,一时震动两省。

丝绸小镇的前世今生

一部盛泽的发展史,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一部丝绸业的发展史,因为盛泽就是从丝绸业诞生并发展起来的一个市镇。

据资料记载,盛泽建“市”(相当于现在的“村”)是在明嘉靖年间,至今有五百年左右的历史;建“镇”是在清朝顺治年间,至今有三百六十年历史。这就是盛泽人从养蚕、缫丝到织绸、染织的一系列丝绸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这个传统产业一直延续至今。今年62岁的沈莹宝从小在盛泽长大。在他的印象中,小镇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丝绸工厂,许多人家都有一两台脚踏织机,盛泽的孩子不管男女都会打结,玩耍时总会爬上织机模仿大人的样子踏起脚踏板,学校勤工俭学也是学的织绸。

沈莹宝现任东方丝绸市场协会副秘书长。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从事丝绸纺织产业和经济管理工作,亲身经历了盛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丝绸产业的变迁。早在1964年底,还不到20岁的沈莹宝就东拼西凑了200元,与街道里的知青和闲散劳动力集资办起了一个民办小厂,为苏州、盛泽一些大的丝织厂生产纺织器材。上世纪70年代末,沈莹宝从新疆支边归来,重新进入了盛泽镇办企业。

20世纪80年代,盛泽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鼎盛时期每个村都建有丝织厂,还有家庭作坊式的印染厂。1990年,盛泽镇的工业产值首次超过亿元,成为当时中国惟一一个产值超亿元的乡镇。至2007年,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9亿元,占吴江全市的23.9%

在此期间,沈莹宝从供销科长到副厂长、厂长,从镇工业公司副经理、乡镇企业管理服务站副站长,再到镇经济服务中心的副主任。2006年退休后,沈莹宝仍应邀担任了盛泽印染协会秘书长、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协会副秘书长和多家商会的顾问。

悠久的产业传统奠定了小镇今日的发达,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水污染的问题渐渐凸显出来。“过去整个生产量比较有限,这个问题还不是非常突出。”沈莹宝回忆说。尽管盛泽在上世纪80年代就建立了污水处理厂,但与不断扩大的产能相比,“污水治理的能力与水环境保护的要求有了矛盾。”

1993年起全国丝绸印染行业开始突然向盛泽集中,一度拥有28家印染厂。其它城市对印染行业污水采取的一级标准在这里被降为二级,一些被其他城市拒绝的印染企业纷纷到盛泽扎根。

在那个经济狂飙的年代,污染对环境的损害早被发家致富的欲望所遮蔽。沿河的一些厂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贪图方便,没有采取污水治理的有关措施,直接将工厂里产生的废水、污垢全部排放到河里。

在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正华的记忆中,小镇的居民很早就吃上了自来水,人们对河水由清到黑的变化过程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可以说“见怪不怪”了。

“一个是缺乏资金,另一个就是没有环保的意识,只顾发展经济。”在盛泽镇政府主管环保的副镇长戴颂民解释说。

上世纪70年代以前,盛泽还是一个具有典型的江南小镇的风貌。现在盛泽大街的地方,是一条市河。现在东方广场的地方则是一个广阔的西白漾,总面积460多公顷,水面开阔、风光旖旎。如今,盛泽早已不复当年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模样了。后人只能从老人的记忆和文献图片的记载中去追忆那属于中国江南的独特的美。

吴越之争

盛泽的水环境变差,下游的浙江嘉兴也遭了殃。

王江泾镇是一个传统的鱼米之乡,养鱼是当地的传统产业。嘉兴市国营养鱼场就位于王江泾镇上。渔场监事长薛元宵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据他描述,早些年,当地人还可以下河游泳、捕鱼。

他的同事、渔场董事长蒋国海也有着同样的美好记忆。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王江泾灌溉农田的沟渠水,甚至可以打上来直接饮用。田地间的那些个池塘,跳下去就可以游泳,就算是呛到水,喝进去也是干干净净的。

到了90年代,河水开始变黑,并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当时盛泽的印染业已经发展起来。王江泾与盛泽仅一河之隔,两岸集中着盛泽印染企业的几个排污站,大部分污水从盛泽顺流而下,通过麻溪港,排入苏嘉运河。

蒋国海当时在王江泾渔政管理站工作,“那时一到后半夜或是清晨,我就提心吊胆的,就怕渔民打电话过来。电话一响,肯定没有好事。”他说。

大量的污水涌入,把清澈的河水染得如同墨水一般,轮船一开过就泛起阵阵腥臭味,这些“毒水”中溶解氧很低,鱼儿在清晨大量死亡。最严重时,不但渔民们养殖的鱼品、鱼种大量死亡,就连底栖的贝类也死光了,有些养殖户甚至为此倾家荡产。

酷爱古诗词的薛元宵曾经写过一首《渔者所思》描述当时的场景。“轻舟依旧在,碧波难再现;秀水鱼难养,回望浪惊心。环保连年呼,清水抵万金。渔者数指盼,何时撒网欢?”

当地渔民多次交涉无果,两地的冲突最终以“零点行动”的极端方式爆发出来。“这是无可奈何之举。”薛元宵说。时为渔场支部委员的他和渔场同事们也一道参加了“零点行动”。多年以后,他仍能记得起那一夜的点点滴滴。

而按照蒋国海的说法“我即使不参加,愤怒的职工也会逼我的”。此前,由于无法解决污染问题,渔民与职工曾冲进蒋的办公室砸光了茶杯与烟缸,把死鱼扔满了他的办公室。

主事者们甚至设计了最坏的结局:如果污染问题仍不能得到解决,就沉200只船,堵掉京杭大运河。所幸,这一局面并未出现。但即使如此,两省界河被堵截,污水仍返灌盛泽。处理后,延续多年的跨界污染宿怨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阶段。

“那一年不发生,换一年也有可能发生。”沈莹宝认为事件的发生有一定的必然性。200111月,他还在担任镇经济服务中心副主任,“一定意义上,早发生更好,可以引起大家的警觉和高度重视。”

在他看来,盛泽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水污染问题,这一点无可回避,断河事件足以成为一次深刻的教训。但是他也指出,事件的背后蕴含着两地产业竞争的意味。

尽管是一次不值得鼓励的民间集体行动,但“零点行动”确实极大地促进了两地跨界水污染的治理。

薛元宵承认目前情况已有所好转,至少渔场的鱼再也没有大面积地死亡过。“首先水的颜色不再是黑色的了,也没有臭味了;其次近几年来,水域的东一片都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死鱼现象,而以前那边是很严重的。”蒋国海过去最怕的“清晨电话”也没有响起,他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不过,据嘉兴市秀洲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储秋月介绍,他们对运河主干道水质的监测结果仍以五类水为主,仍旧很差。她表示,尽管两地污水治理的合作非常有成效,但“离老百姓的要求还有差距”。

艰难的治理

“零点行动”爆发的时候,王正华还是盛泽一家印染企业污水处理厂的员工。那时,排不排污水、排多少污水,主动权掌握在企业手里。

20028月,他现在任职的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将镇上的七家污水处理厂整合起来,统一集中处理所有企业生产的污水。如今,该公司每天处理污水16万吨,其中60%是来自印染企业,30%来自纺织企业,剩余10%则是生活污水。

水处理公司根据企业排放的水量和浓度收费,每吨水的COD(化学需氧量)含量在1000毫升以下,收费1.9元。此外,随着浓度的上升,价格也在逐级递增。王正华称之为“惩罚性的收费”。

在对每一家企业的排污量进行限制的同时,全镇总体的排污量也被牢牢控制住。2007年,印染企业排污总量被控制在每日10万吨,炎热时节则控制在6万吨。王正华表示,这是一种从源头上控制污水排放的手段。

据沈莹宝介绍,为了减少污水排放,一方面,三联、胜达等五家印染企业陆续被搬迁到别处。耐人寻味的是,其中有几家企业就搬到了一河之隔的王江泾。

另外一方面,企业采取一些新工艺在排放污水前进行预处理,以降低排入管网内的污水COD含量,其中盛虹集团花费巨资引进的中水回用技术效果最好。

至于治理效果如何,王正华每天就能从手机短信了解到。三年前,吴江市环保局在盛泽镇内外河布设了13个水质监测点。环保部门定时到监测点上取样化验,然后将监测结果以手机短信的形式报告给市委书记、市长和分管副市长,同时收到短信的还包括市环保局各位局长、盛泽印染行业协会会长、24家印染企业老板和7座污水处理厂的负责人。这套“短信水质报告机制”建立于2006年2月。“2001年之前,查处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环保部门判断不出什么原因、哪里产生的?”吴江市环保局局长范新元解释建立这一制度的初衷说。

范新元此前担任吴江市政府副秘书长,20054月调任市环保局局长。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了一面巨大的地图,沿着河流方向,13个红色的标志点煞是惹眼。监测点根据水系和企业的分布,设置在圆明寺桥、南草圩闸、新白龙桥等13个地点。

每天早晨7点,环保局聘用的临时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来回近百公里,奔赴各个站点采集水样,然后到盛泽环境监测站进行化验检测。到下午4点,结果出来后立即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向外发送。

“任何一段河水水质出现变化,只要分析该河段相邻的两个监测点的数据,基本上就可以断定问题出在哪个企业的身上。”范新元说,“如果能够做到每天定点监测,危机是完全可以预先处置的。”

这套机制建立一个月后,吴江市环保局就通过这种方法,发现了一家夜间偷排的企业,对其罚款10万元,并处以停产。

“目前江浙断面水质大部分在四类水以内,三、四、五类水都有,但以四类居多。”范新元表示。说话间,他的手机又接收到了当天最新的短信。

去年10月,苏州嘉兴两市边界水污染防治第五次联席会议在吴江召开。会上传出消息说,江浙交界断面水质保持基本稳定,达到了两部两省在“协调意见”中提出的交界河流水质要求。

十几年的污染,虽然不是一朝一夕便能治理成功,但情况的缓解甚至好转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时代周报记者站在盛泽镇群铁村的太平桥上,短短十几米的石桥将盛泽与对岸的王江泾连接起来。桥下,一户人家在河边放养了数百只鸭子。放在几年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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