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作业”时间被谁偷走了？老师身兼活动专员和保姆，在家长群里被@到虚脱
时代周报 郭梓昊
下课回到办公室，王萍看了一眼手机，依旧是微信未读信息99+：要么来自家长群，要么是学校催着交“作业”——各种表格、汇报、方案。
各种消息的缝隙里，她还是瞄到了一则与自身相关的重磅新闻。“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不得让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作为初一语文老师，王萍对这则消息丝毫没有感触，办公室的同事甚至都不怎么谈论这个话题。但“不得批改作业”的家长已经在网上炸开了锅：“批改作业能理解，检查作业都不行？”“孩子是自己的，检查作业完成进度难道不是理所当然？”还有家长跳出来表示，“我们都是主动的。”
老生常谈的家校教育话题被推上风口浪尖。这次，不少网友站在老师这边。一则评论点赞数超过2万——“少给老师布置教学以外的工作，减少形式主义教学”。
“不得要求家长检查作业”的微博话题里，网友对家长应否检查作业持不同意见（图源：微博截图）
老师批改作业，真的就能给家长减负了吗？家长不检查作业，真的就不担心学生成绩了吗？分数至上的年代，家长不敢减负，老师有苦难言。
在小学当班主任的邓欢自嘲“教育搬砖人”，各种非教学任务消磨掉了她的大量时间精力：下课后，要写活动文案，还有培训调研、校园评比；下班后，家长群的讨论几乎不停歇，不停被@的她，连轴转到“几乎虚脱”。“但家长关注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分数。”看着家长群里五花八门的发言，邓欢无奈地说。
话毕，邓欢整理了一下教案和资料，又奔着课室去了——教育部提出，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时间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她的学校早就讲课后服务时间延迟到傍晚6点，她的下班时间也就变相延迟。“几个老师轮流。学校说这是我们分内事，自然也不会算作课时费给我们涨工资。”
全能选手
邓欢常常觉得自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她是广州某小学六年级班主任。一天下来，她的工作安排具体至分钟，当然也被切得细碎——早上7：00起床，7：30带班早读，8：00跟早操，9：00开始日常的教学，一直到晚上10点，她还在电脑前写教案。
班主任的本职工作之外，邓欢还得应付各种教研任务、行政类的表格填报，以及开不完的会和各种素质教育活动。
“教书确实是我们的活儿，但想做好老师这个工作，不能只会教书。”邓欢越来越能感受到教师职业的标准在不断改变，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而是一个兼具活动策划、采购经理、宣传文员的全能型选手。
春节前，班里要办一场联欢活动。“班主任”变成“活动专员”，从活动流程、零食采购、场地布置，跟活动相关的前期工作，邓欢都得事无巨细地准备，“令人头秃”。
让她崩溃的是，这还不够。
一场联欢活动结束，“班主任”又变“宣传员”，赶着将活动视频、照片做成美篇，群里的家长嗷嗷待哺，等着看自家孩子的风采。
好不容易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宣传员”终于下线，“班主任”又得上班了。桌上还有几十份待批改的试卷、作业，邓欢彻底累瘫了。“老师也是打工人。”无奈自嘲过后，她还得冷静面对本职工作——批改作业。
“接下来还有母亲节、父亲节，植树节......一整年下来，二十几个节日，就要变着法儿办二十几个活动”，邓欢掰扯着手指头数着，脑子都不够用了。
这些非教学任务消磨着老师的教学时间。
最忙的时候，邓欢一天有近60%的时间被非教学任务占用，花在备课、写教案的时间越来越少。“这些是一个老师应该做的吗？”她甚至没有时间想出答案，就被催着交材料——班级活动记录、家长沟通记录、班会方案、课题研究报告。所有工作都要“留痕”，大大小小的活动，一概不能落下。
老师们变着法儿想出来的素质教育拓展活动，有了新的名字——巧手比赛、校园义卖、书画展览、情景剧比赛。
家长自然是活动的“陪跑人”。
幅老师们变着法儿想出来的素质教育作业，成了家长才艺比拼
“老师突然说要交一幅国画，隔天用来参加区里的艺术评比。”女儿递过来毛笔和宣纸，连磨墨都不太会的张薇，这回不知道怎么陪着美术课代表的女儿玩了，只好硬着头皮，照着网上的国画教程依葫芦画瓢，和女儿捣鼓到凌晨一点半。
评比结果不难猜——连校内评比都没通过，更别说参加区级评比。张薇只能叹气，“以往都是做手抄报、拍小视频，这真是无能为力，完全就是考家长！”
在老师“精心”准备下，一场场素质教育拓展活动演变成一次次家长才艺比拼，学生的文本作业变成了实践作业、探索跨学科作业，家长不得不重新变成了“学生”，陪着孩子完成作业。
家长群未读信息99+
让老师痛苦的是，几乎没有真正感受过“下班”。
晚上11点，王萍电话响起。“孩子月考数学成绩不理想，偏科厉害，怎么办？”电话那头的家长很急躁，电话这头的微信提醒几乎没有停下。“老师，我孩子忘记带水杯了，你明天帮忙通知下她到校门口拿”、“老师，麻烦你让我孩子打电话给我”。
当老师之前，王萍没想过这职业范围原来这么广。
去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王萍走上三尺讲台，在东莞某中学当初一语文老师。这间中学是寄宿学校，刚上初中的孩子大多数还很稚嫩，家长们不放心他们自理生活。教学之外，老师自然成了快递员和兼职保姆：一会提醒学生拿水杯，一会帮学生交管理费。
家长群里，家长常常大事小事都要@老师（图源：社交网络截屏）
几分钟时间，王萍的微信未读信息就能达到99+。有时候刚下课走到办公室门口，她就接到家长群消息，只得一路小跑着回教学楼处理。
王萍花了大量精力去维护与家长之间的协作关系，但在家校共育中，家长群又极易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的矛盾爆发点之一。
半年前，江苏某家长发出的“退群宣言”犹言在耳——“老师辛苦什么？教我教，改我改，是谁辛苦啊”。周一到周五被逼着批改作业，周末还要被迫做各种校园亲子活动，被“玩残”的家长们集体在家长群内高呼反抗。
诸如此类的一个个案例，一定程度上消解掉了家长对老师的信任。“在某一层面上，老师和家长应该是同一战壕内的战友，而不是彼此站在对立面。”王萍说道。
在家校共育的模式下，家长和老师如何达成配合成为关键。入行不久的王萍逐渐总结了一些规律：有家长对学生成绩很上心，即便不说他们也会亲力亲为地辅导学生作业；部分家长更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需要及时反馈孩子在校生活。
“教师有很多‘分外事’，外界对教师这个职业误解太深了。”王萍叹气道。
南辕北辙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老师甚至被迫转型“糊弄学大师”，应生出各种对策：不能布置作业，那就改成探索实践，亲子做手工、手抄报，或者拍英语视频打卡，总之不称为“作业”；不能让家长批改作业，那就让学生小组在组内互相批改，周测、月考试卷自己批改；课堂要体现心理健康教育，那就每节课花5分钟播放心理教育短片，时长不够的就从体育课找补。
唯有学生成绩，老师们绝不敢糊”。一旦学生分数出现下滑，家长就会带着夺命连环call追上门来。
“家长群里，家长的需求虽然是多样的，但总能发现，他们关注的核心仍旧只有一个：分数。”王萍日常收到家长最多的问题便是，什么活动能成为学生升学是加分项、怎样才能短时间内快速提高学习成绩，甚至有家长私下主动要求老师推荐补习班、辅导课。“在家长眼中，评判一个老师优秀与否的标准，就是能不能把自家孩子打造成优等生。”
某种层面上，家长们的教育心病仍未得到解决。
就在教育部发布“家长减负”新政的前一周，上海复旦大学本科课程学分计划开始对上海高一学生开放，这意味着有些学生高考结束可以直接拿复旦毕业证书。看到这一则消息，家长林笠苦笑道，“实在‘太卷了’，作为家长怎敢减负？！”
作业不用家长批改了，但家长对孩子的成绩丝毫不敢放松。“剧场效应”下，为了谋划孩子的前程，家长们一个接着一个站了起来，甚至恨不得直接吊在天花板上。于是乎，小镇做题家、中关村鸡娃，一个又一个新名词诞生了。
“减负只是幌子，家长更应该认清现实的残酷”，在林笠的认知里，知识总能改变命运，代际传承绝不可以走下坡路，“在大部分情况下，减负政策和家长期望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看着自家小孩每晚写作业到12点，桌面上堆叠如山的书本，林笠作为父母自然心疼，“小孩这才5年级啊！”可是作为成年人的理智又不断提醒他，“不能放松。小时候快乐一时，长大痛苦一世。”
“正因为减负本身太不现实了，所以才导致补习班屡禁不止、对策横生”、“我们家长谁不想诗与远方，可这可能吗？你怎么知道别的孩子不是在偷偷努力？”林笠补充道。
当一个又一个的减负禁令下达时，一心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也有了自己的对策：学校补习班办不了，那就花点钱请名牌大学生当家教；当奥数竞赛不再成为加分项，就带着孩子去搞更热门的少儿编程。
自始至终，家长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我的孩子怎么考上名牌大学？”
应试教育成为家长心病，中小学生作业越减越多，课外任务压垮老师。王萍常常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大学熬夜赶课题论文的时候。
“下午四点接到通知，要求隔天早上提交近4个月的教案，这能咋办。”类似的临时任务，让老师们不得不丢下手上的备课工作，一头扎进无数个word文档里。
周旋于各种琐事、任务之间，没时间批改学生作业的王萍曾无数次问过自己：“有没有后悔当过老师？”
她至今没有答案。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邓欢、王萍、林笠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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