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以后，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买方有强烈的并购需求，且当时资金面充裕。而2016年后，监管层对并购活动加强监管，资金面收紧，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等宏观因素，并购市场逐渐趋于理性。”11月10日，在时代传媒集团与宝鼎资本联合主办的“并购影响力·时代中国行——2020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巡回沙龙”上，东吴证券并购部总经理庄广堂表示。
近两年来，中国并购市场明显降温，并购交易单数、交易活跃度回落。
据清科的统计数据，自2013年以来，中国并购市场规模先扬后抑，并购案例和金额由1323起和5.57.44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2813起和18919.23亿元；随后2019年回落至1833起和10129.3亿元。
从证监会重组委审核的情况来看，自2016年以来，重组委审核单数逐渐下降，通过率也有所下降。2020年1-9月，审核单数仅为69家，通过率为82.61%，交易活跃度进一步回落。
对于并购市场活跃度下降的原因，庄广堂分析指出，“这里面有监管因素，证监会对忽悠式、跨界式、‘三高’（高估值、高业绩承诺、高商誉）并购加强了监管；另一方面，随着注册制实施，较为优质的企业倾向于独立IPO。被上市公司并购对于标的方来说，吸引力不足，优质并购标的更加稀缺。”
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并购可分为产业并购和套利并购两大类。其中，产业并购是基于产业协同而进行的并购行为，例如产生规模经济性、减少供给短缺的可能性、扩展销售网络分布、增加产品市场控制力等；而套利并购则更多侧重考虑利用并购题材和并购标的的业绩注入，在上市公司股价波动中获取利益。
事实上，始于2014年的并购大潮中，占主流的是套利并购。这波套利驱动的并购大跃进后，大量后遗症已经暴露。
据统计，2015年公布的上市公司并购交易，大多采用逐年对赌业绩承诺，共涉955个对赌期，未达成业绩承诺的有234个对赌期，占比24.5%；该数据口径涉及241家上市公司，124家出现了业绩承诺未完成的情况，占比高达51.45%。
2018年更是出现了商誉减值集中爆雷的现象。2018年A股商誉减值规模为1658.6亿元，占当年商誉总金额的12.7%。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2015年、2016年大量公司高溢价收购标的后，标的公司业绩不达标，造成巨额商誉减值。
业绩变脸也屡见不鲜。业绩承诺期过后，原股东没有对赌压力后，标的公司业绩变脸，时常出现业绩大幅下降的情况。
此外，在高业绩对赌并购中，出售方往往有较强的舞弊动机。对赌期内财务报告虚假会引来监管的秋后算账，即便对外出售问题资产，也无法长度规避监管处罚。对赌不实现的补偿机制往往陷入无休止的纠纷，司法程序未必如预期能解决暴露出的风险。
“并不是说做产业并购就排斥套利并购，由于A股市场流动性较好，一、二级市场之间有天然的价差，在A股做产业并购也存在一定套利的空间。但如果并购脱离了产业协同的大前提，出发点就是套利的话，所谓的做大做强只是上市公司市值的做大做强，并非上市公司质量的做大做强。”庄广堂认为。
在他看来，单纯套利驱动的并购模式已经失灵，市场只对真正的好公司买账，产业并购需回归创造价值的逻辑。
“首先是认清自己，其次要想清楚逻辑。围绕产业做处延式并购时，要考虑目标公司是否适合自身发展战略和需求，自身的管理能力和经济实力，双方的相关程度是否能产生1+1>2的效应等方面的逻辑。此外，做任何并购之前，一定要先考虑自己能承受的风险后果极限是什么。”庄广堂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