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能阻挡编剧赚钱

2009-07-16 18:36:46

江苏卫视零点抢播《我的团长我的团》,各卫视争相抢播的闹剧,在凸显了各地卫视联盟的脆弱的同时,也反映了当前电视剧水平良莠不齐带来的尴尬,南方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华明称其为“掠夺式的资源开发”。相比电视产业终端的乱战,在始端的剧本创作上却出现了联盟的形态,今年年初一家名叫“喜多瑞(STORY的音译)”的公司成立,创始人都是编剧界的明星,包括《奋斗》的石康、《家有儿女》的费明、《铁齿铜牙纪晓岚》的汪海林、《半路夫妻》的彭三源等,两年前因编剧维权走到一起的他们最终以“下海经商”的形式制度化了这种结盟。

坚信“故事为王”,坚信“文人能经商”,喜多瑞雄心勃勃地不卖剧本而要做中国“最有创造力的制片公司”,对于喜多瑞的创建,汪海林解释为“以前我们太低调太谦虚,所以声音都被湮没了,现在只是为了发出编剧应该有的声音”;而石康则一如既往的直截了当:“我想没有什么能阻挡编剧赚钱。”

编剧的“二次革命”

喊出“编剧赚钱”口号的,石康不是第一个,早在20年前王朔就曾把编剧的按字算钱变成按集算钱,大幅提高了编剧收入。费明至今记得:“有一次《爱你没商量》给王朔结算稿费,魏人(《龙年警官》的编剧)亲眼看见来人从旅行包里一捆一捆地往床上码钱。”王朔的另一个尝试是与莫言、苏童、刘恒等组成“海马创作室”,“按质论价”出售产品,《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都是他们的作品,“王朔当时已经意识到编剧、作家集合在一起是有力量的,”曾经也是海马一员的费明回忆道,“但组织的形式、怎样运作管理都没想好,再加上当时还不允许民营影视公司出现,都得买厂标挂靠,所以拍了一个《海马歌舞厅》后创作室就散了。”海马的解散不意味失败,它只是过于超出时代的限制,喜多瑞的CEO、律师邓晟认为:“海马在历史阶段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改变了行业的游戏规则,今天的市场格局和王朔有极其紧密的关系。”

进入21世纪,拿着“一次革命”后激增的稿酬,新一代编剧们遭遇了新的问题,他们被日益清晰的电视产业各环节挤缩压迫,署名、修改、协约侵权等愈演愈烈,汪海林说: “电视剧行业里剧本有50%的重要性,可编剧们只发出1%不到的声音!”他与同样不满的年轻编剧闫刚(《神医喜来乐》)、刘毅(《神雕侠侣》)、邵小黎(《周渔的火车》)2007年初就开始编剧维权活动,但缺乏一个有效组织:“去年元宵节,我们几个和石康聚会喝茶,席间聊到要不成立一个非营利的公司,给编剧提供服务。”刘毅回忆:“可石康插嘴了,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营利呢?”石康说当时只是随嘴一说:“我自己就很有经验,很多人找我写小说、看改剧本、写序,刚开始免费,慢慢地我就对免费没有兴趣了。人们本能上总觉得盈利的话在道德上就占下风,白给别人提供服务,道德上就高一点,但其实光靠道德是不可持续的。”

谁说编剧就不能联合起来开公司赚钱?这种想法一旦出现就让人激动不已,邵小黎还清楚地记得当晚几个人像小孩一样:“我们步行到亮马桥,看到周围都在放烟花,自己也买了好多来放,胸中豪情万丈。”

编剧的集团军作战

如果说石康没什么能阻碍编剧赚钱的念头是一股豪情,那么在邓晟眼里编剧赚钱就是最简单不过的商业模式。邓晟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是在邵小黎家:“当时我就说我要参加,我很有兴趣,我告诉你们怎么弄!”他意识到编剧和律师虽然是非常不同的行业,但在个体协作上有许多相似规律,都是从各自为政向团队化发展:“以前一部戏里有三四个编剧就到头了,而喜多瑞动不动能七八个编剧一起创作,大大提高效率,我们管这叫集团军作战。”真正吸引邓晟加入的,在于影视是中国最后一块需要产业化的行业,成长空间很大:“激烈的各地卫视竞争,要求市场里有越来越多的创意,喜多瑞提供了稳定和丰富的创意,与资金和播出平台对接,这个商业模式非常清晰。”

经过一年多的碰撞,200919借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制度的喜多瑞成立,20个著名编剧为原始股东,股权均分,30个一线编剧为签约编剧。能够拿股份的编剧都是圈子里响当当的人物,每个人都有一部以上收视率冠军的作品,刘毅骄傲地说包含了编剧圈里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主要编剧,“在任何时候打开电视,都能看到有喜多瑞成员的作品在播”。他解释这个标准固然为了保证质量,更主要的则是“当大多编剧已经超越买房买车的原始积累阶段时,才会愿意放慢赚钱的脚步参与到这个创新里”。喜多瑞与其他编剧公司最大不同在于剧本不是拿来卖的,而是作为投资参与制作,面对编剧们不熟悉的新领域,汪海林说:“我们不会让编剧去进行商业谈判,去管剧组盒饭,我们会找专业的制作人、制片人、发行人。”石康就证实自己状态和从前没什么区别:“我没在公司里耗着,和平时一样,自由着呢。”

编剧腰杆儿硬的秘密

喜多瑞成立没两个月,编剧们已经被若干电视台请吃饭、唱卡拉OK、骑马、泡温泉,还即将集体受邀去外地度假,作为终端的电视台似乎对这个行业上游新生事物倍感兴趣,曾经出席喜多瑞成立仪式的重庆电视台节目部主任邓昌明表示:“我们感兴趣,是因为电视剧最重要的是剧本,要从内容产业上有所突破,和这样的公司或许有更多合作机会。”南方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华明也指出不久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热闹说到底是电视台对有限节目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根本上是因为市场水准很不稳定,相比2007年的《金婚》《奋斗》《士兵突击》《保姆》,2008年就没有什么好片,即使《团长》播出后也毁誉参半,刘毅认为这是作坊式的电视剧制作导致的:“没有一个电视剧公司敢说有固定的编剧班底,因此出一部好电视,就像瞎猫撞上死老鼠。”

市场所匮乏的,刘毅认为正是喜多瑞的长项:“首先现在外面任何一个公司,想请到我们这些人里两三个同时写非常难,而我们自己最大的项目,放进去八个人!没有人能和我们在剧本上竞争;其次我们真正的优势在于长剧,有一个稳定收视的长剧是电视台最希望的,比如彭三源所带的组现在做的《生生世世》,就是三季每季30集的长剧。”真正让喜多瑞腰杆硬起来的是对电视剧“故事为王”的信念,“故事比明星更重要,连陈道明还曾自己掏腰包找人改剧本”。目前喜多瑞已经进行项目运作,其中包括和重庆卫视合作的民国探案戏以及和湖南卫视、CCTV八套的合作,刘毅说他们真正想做的是《24小时》《老友记》这类季播剧:“因为创作班底的稳定,可以保证每一季都打造出符合ISO9001标准的质量。”

合作还是挑战?

面对喜多瑞的从天而降,编剧同行各有各的反应。一年多筹备期里,有人从有始至终参与直到最后一刻还是放弃了,邵小黎很遗憾:“他担心的是公司到底能不能运作起来,可就像培养孩子,你首先是要生出孩子来才能考虑成才的问题。”也有人尽管对前途不是很有信心,但仍愿意尝试,曾创作《血色浪漫》《一米阳光》的著名编剧徐兵表示:“说实话我不太相信我们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牛逼,但我愿意为这个付出,我愿意把钱交出去先做!”那些没有参加喜多瑞的编剧里,有宁财神、海岩这样表示声援的,更多的或许如石康所描述:“就像李嘉诚又损失40亿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里,个人生活和其他人生活没有交集,所有接近都是一种幻觉 ,我觉得同行完全不会关心这个事儿。”

一群编剧要改行做制片,传统的制片公司更是心态复杂。当邵小黎跟熟悉的制片人说一拨儿编剧兄弟也要改行做制片时,“那个制片人第一反应是大喊一句—这不是要把我逼死吗?!然后就开始给你泼冷水,说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风险”。曾制作《凤穿牡丹》等剧的浙江广厦传媒负责人王一凡倒是很欢迎喜多瑞的出现:“更像合作者而不是竞争者,如果建立好合作关系,以后在题材创作统筹方面会好很多。”华明担忧的是喜多瑞内部:“20个编剧每个人擅长的都不同,他们各自风格如何统一?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如何消化?他们能担任专业制片的工作吗?”刘毅对此非常轻松:“参与制片不是说要不懂装懂,对导演、摄影指手画脚,而是为了控制质量,更何况连山西煤老板都能当制片,我们为什么不行?”

 

或许令喜多瑞欣慰的是,公司已经得到一些投资人的关注,邓晟透露公司运营得比预期要顺利:“最重要的是盈利模式比较合理,有利润想象空间,有些甚至在开拍前还能得到电视台投资,对投资人来说简直是风险特别低。如果今年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我们要上的戏可能会有三到四部。”对于一个诞生还不到百天的新生儿,汪海林清醒地认识到喜多瑞的不足:“我们只是一个让编剧发出声音的新模式,我们不是一个四处树敌的公司,我们不是一个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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