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能阻挡编剧赚钱
江苏卫视零点抢播《我的团长我的团》，各卫视争相抢播的闹剧，在凸显了各地卫视联盟的脆弱的同时，也反映了当前电视剧水平良莠不齐带来的尴尬，南方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华明称其为“掠夺式的资源开发”。相比电视产业终端的乱战，在始端的剧本创作上却出现了联盟的形态，今年年初一家名叫“喜多瑞（STORY的音译）”的公司成立，创始人都是编剧界的明星，包括《奋斗》的石康、《家有儿女》的费明、《铁齿铜牙纪晓岚》的汪海林、《半路夫妻》的彭三源等，两年前因编剧维权走到一起的他们最终以“下海经商”的形式制度化了这种结盟。
坚信“故事为王”，坚信“文人能经商”，喜多瑞雄心勃勃地不卖剧本而要做中国“最有创造力的制片公司”，对于喜多瑞的创建，汪海林解释为“以前我们太低调太谦虚，所以声音都被湮没了，现在只是为了发出编剧应该有的声音”；而石康则一如既往的直截了当：“我想没有什么能阻挡编剧赚钱。”
编剧的“二次革命”
喊出“编剧赚钱”口号的，石康不是第一个，早在20年前王朔就曾把编剧的按字算钱变成按集算钱，大幅提高了编剧收入。费明至今记得：“有一次《爱你没商量》给王朔结算稿费，魏人（《龙年警官》的编剧）亲眼看见来人从旅行包里一捆一捆地往床上码钱。”王朔的另一个尝试是与莫言、苏童、刘恒等组成“海马创作室”，“按质论价”出售产品，《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都是他们的作品，“王朔当时已经意识到编剧、作家集合在一起是有力量的，”曾经也是海马一员的费明回忆道，“但组织的形式、怎样运作管理都没想好，再加上当时还不允许民营影视公司出现，都得买厂标挂靠，所以拍了一个《海马歌舞厅》后创作室就散了。”海马的解散不意味失败，它只是过于超出时代的限制，喜多瑞的CEO、律师邓晟认为:“海马在历史阶段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改变了行业的游戏规则，今天的市场格局和王朔有极其紧密的关系。”
进入21世纪，拿着“一次革命”后激增的稿酬，新一代编剧们遭遇了新的问题，他们被日益清晰的电视产业各环节挤缩压迫，署名、修改、协约侵权等愈演愈烈，汪海林说: “电视剧行业里剧本有50%的重要性，可编剧们只发出1%不到的声音！”他与同样不满的年轻编剧闫刚（《神医喜来乐》）、刘毅（《神雕侠侣》）、邵小黎（《周渔的火车》）2007年初就开始编剧维权活动，但缺乏一个有效组织：“去年元宵节，我们几个和石康聚会喝茶，席间聊到要不成立一个非营利的公司，给编剧提供服务。”刘毅回忆：“可石康插嘴了，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营利呢？”石康说当时只是随嘴一说：“我自己就很有经验，很多人找我写小说、看改剧本、写序，刚开始免费，慢慢地我就对免费没有兴趣了。人们本能上总觉得盈利的话在道德上就占下风，白给别人提供服务，道德上就高一点，但其实光靠道德是不可持续的。”
谁说编剧就不能联合起来开公司赚钱？这种想法一旦出现就让人激动不已，邵小黎还清楚地记得当晚几个人像小孩一样：“我们步行到亮马桥，看到周围都在放烟花，自己也买了好多来放，胸中豪情万丈。”
编剧的集团军作战
如果说石康没什么能阻碍编剧赚钱的念头是一股豪情，那么在邓晟眼里编剧赚钱就是最简单不过的商业模式。邓晟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是在邵小黎家：“当时我就说我要参加，我很有兴趣，我告诉你们怎么弄！”他意识到编剧和律师虽然是非常不同的行业，但在个体协作上有许多相似规律，都是从各自为政向团队化发展：“以前一部戏里有三四个编剧就到头了，而喜多瑞动不动能七八个编剧一起创作，大大提高效率，我们管这叫集团军作战。”真正吸引邓晟加入的，在于影视是中国最后一块需要产业化的行业，成长空间很大：“激烈的各地卫视竞争，要求市场里有越来越多的创意，喜多瑞提供了稳定和丰富的创意，与资金和播出平台对接，这个商业模式非常清晰。”
经过一年多的碰撞，
编剧腰杆儿硬的秘密
喜多瑞成立没两个月，编剧们已经被若干电视台请吃饭、唱卡拉OK、骑马、泡温泉，还即将集体受邀去外地度假，作为终端的电视台似乎对这个行业上游新生事物倍感兴趣，曾经出席喜多瑞成立仪式的重庆电视台节目部主任邓昌明表示：“我们感兴趣，是因为电视剧最重要的是剧本，要从内容产业上有所突破，和这样的公司或许有更多合作机会。”南方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华明也指出不久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热闹说到底是电视台对有限节目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根本上是因为市场水准很不稳定，相比2007年的《金婚》《奋斗》《士兵突击》《保姆》，2008年就没有什么好片，即使《团长》播出后也毁誉参半，刘毅认为这是作坊式的电视剧制作导致的：“没有一个电视剧公司敢说有固定的编剧班底，因此出一部好电视，就像瞎猫撞上死老鼠。”
市场所匮乏的，刘毅认为正是喜多瑞的长项：“首先现在外面任何一个公司，想请到我们这些人里两三个同时写非常难，而我们自己最大的项目，放进去八个人！没有人能和我们在剧本上竞争；其次我们真正的优势在于长剧，有一个稳定收视的长剧是电视台最希望的，比如彭三源所带的组现在做的《生生世世》，就是三季每季30集的长剧。”真正让喜多瑞腰杆硬起来的是对电视剧“故事为王”的信念，“故事比明星更重要，连陈道明还曾自己掏腰包找人改剧本”。目前喜多瑞已经进行项目运作，其中包括和重庆卫视合作的民国探案戏以及和湖南卫视、CCTV八套的合作，刘毅说他们真正想做的是《24小时》《老友记》这类季播剧：“因为创作班底的稳定，可以保证每一季都打造出符合ISO9001标准的质量。”
合作还是挑战？
面对喜多瑞的从天而降，编剧同行各有各的反应。一年多筹备期里，有人从有始至终参与直到最后一刻还是放弃了，邵小黎很遗憾：“他担心的是公司到底能不能运作起来，可就像培养孩子，你首先是要生出孩子来才能考虑成才的问题。”也有人尽管对前途不是很有信心，但仍愿意尝试，曾创作《血色浪漫》《一米阳光》的著名编剧徐兵表示：“说实话我不太相信我们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牛逼，但我愿意为这个付出，我愿意把钱交出去先做！”那些没有参加喜多瑞的编剧里，有宁财神、海岩这样表示声援的，更多的或许如石康所描述：“就像李嘉诚又损失40亿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里，个人生活和其他人生活没有交集，所有接近都是一种幻觉 ，我觉得同行完全不会关心这个事儿。”
一群编剧要改行做制片，传统的制片公司更是心态复杂。当邵小黎跟熟悉的制片人说一拨儿编剧兄弟也要改行做制片时，“那个制片人第一反应是大喊一句—这不是要把我逼死吗？！然后就开始给你泼冷水，说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风险”。曾制作《凤穿牡丹》等剧的浙江广厦传媒负责人王一凡倒是很欢迎喜多瑞的出现：“更像合作者而不是竞争者，如果建立好合作关系，以后在题材创作统筹方面会好很多。”华明担忧的是喜多瑞内部：“20个编剧每个人擅长的都不同，他们各自风格如何统一？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如何消化？他们能担任专业制片的工作吗？”刘毅对此非常轻松：“参与制片不是说要不懂装懂，对导演、摄影指手画脚，而是为了控制质量，更何况连山西煤老板都能当制片，我们为什么不行？”
或许令喜多瑞欣慰的是，公司已经得到一些投资人的关注，邓晟透露公司运营得比预期要顺利：“最重要的是盈利模式比较合理，有利润想象空间，有些甚至在开拍前还能得到电视台投资，对投资人来说简直是风险特别低。如果今年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我们要上的戏可能会有三到四部。”对于一个诞生还不到百天的新生儿，汪海林清醒地认识到喜多瑞的不足：“我们只是一个让编剧发出声音的新模式，我们不是一个四处树敌的公司，我们不是一个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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