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世界之窗26年变迁背后,是一座城的崛起

陈佳慧
2020-08-11 02:46:39
“刚开园时很疯狂,每天都有好多人。”今年60岁的董立新,在世界之窗工程部工作了整整26年。他记得清清楚楚:开园第二年的“十一黄金周”首日,进园游客达7.6万人,创下单日进园游客人数的最高纪录,至今没被打破,“那一天,草坪上坐的全是人”。

时代周报记者 陈佳慧

夏夜9点,深圳南山区的老深南路上,响起了“哒哒哒”的马蹄声。道路两边没有灯,两匹棕色的马儿,并驾拉着一辆金色的欧式古典马车,左拐消失在尽头的光亮处。

仿佛一个仲夏夜之梦。

马儿踢踏而过的这段路,二三十米,是老深南路的最后一段。1994年,世界之窗开园时,老深南路已不通车。如今,26年过去了,路两边搭起了仓库,堆着景区的钢管、电缆和游园花车。路面坑洼不平,杂草及膝,马尿味刺鼻。

沿着这段路往东北方向走100米,就是著名的深南大道。双向八车道,宽阔喧嚣,车流如织。

26年前,世界之窗紧紧依托深圳而生,是世界的窗口,更是深圳的窗口;26年后,深圳是和穗港澳并列的大湾区中心城市,早就过了用窗户看世界的年纪;世界之窗一直在那里:老深南路9037号。

破土

微型喷泉溅出细小水柱,按1:3建造的法国凯旋门背后,正在建造的高楼宛如哥斯拉巨兽;“委内瑞拉山洪暴发”是处景点,黑红色地表裸露在外,远处的高层住宅,看似山上的一只巨型犄角;两个孩子驻足在某处金碧辉煌的宫殿前,指示牌上写着三个字:泰王宫。

7月末的世界之窗,游客大多是父母领着放了暑假的孩子。员工极易辨认,一律身穿淡蓝色短袖。

就连夏夜老深南路上走过的马儿,也是世界之窗的员工。

为参演世界之窗自创的大型歌舞剧《盛世纪》,马匹也要上场。它们来自东北,平均年龄七八岁。

傍晚七点半,衬着暮色,《盛世纪》在世界之窗的环球舞台准点上演。这是“世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创世纪》《跨世纪》,分别已在1998年和2001年推出。

开演不到十分钟,第二幕“大汉王朝”开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孔子袭一身布衣端坐在马车上,旁白响起:“这一天,孔子来到了齐国。”

世界之窗破土动工之时,恰逢深圳盛世纪的起点。

1991年7月,世界之窗开建。全国数千名建筑、园林、雕塑等方面专家汇聚一堂,从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挑选出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等118个景观,微缩于世界之窗内,占地48万平方米,由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占股51%),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占股49%)共同投资兴建。

1992年1月18日,88岁的邓小平开启南巡之旅,接连视察武昌、深圳、珠海等地,并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南方谈话”。是年3月,《深圳特区报》发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

深圳再出发。这一年,作为世界之窗的C位景观,埃菲尔铁塔基本建成。这座以1:3为比例的铁塔高108米,一路见证了何谓“深圳速度”。

闯荡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命运,总是吸引气质相近的人。

1992年5月,世界之窗大兴土木之时,35岁的李凌燕和丈夫结伴,从老家四川雅安来到深圳。

1978年,没上过中学的李凌燕,凭着手抄一本37万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年高考即中,被雅安师范学校录取。两年后,李凌燕毕业,在雅安当地一所中学教英语。1984年,李凌燕考上四川教育学院英语专业,拿到了大专文凭。1986年,她重新回到雅安荥经中学,教高中英语。

闯深圳源自内心对远方的向往。“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今年63岁的李凌燕回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就更加想到深圳去。”

雅安到深圳,1700公里。李凌燕攥着过了塑胶的边防证,在路上整整花了三天:先坐车到成都,再坐两天两夜加半天的火车到广州,最后转乘汽车到深圳。“坐了好久好久的车,天黑了都还没到,深圳怎么这么远啊。”

过了南头检查站,晚上9点,李凌燕夫妇到了东门,深圳灯火辉煌。“我给已经在深圳的弟弟打BB机,等他来接。”晚上11点,李凌燕夫妇吃上了人在深圳的第一顿晚饭,“其中有道菜是酿豆腐。”李凌燕记得一清二楚,那一天,是1992年5月27日。

当年,像李凌燕一样“闯深圳的人”,共有42万。对这42万人来说,深圳就是世界的窗口,来到这里,就是开启了42万场前途未卜的人生冒险。

安顿下来,李凌燕的头等大事,是找工作。

“当时深圳人满为患,一进到人才市场,就感觉呼吸有点困难,人太多了!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来晚了,别人都把工作找完了,这里发展得差不多了。”李凌燕自嘲,“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深圳还在发展,而且发展得这么好,不断地有人来。”

1992年秋季开学时,李凌燕成了蛇口小学外聘的英语口语老师。“学校好漂亮,有健身房、舞蹈室、卡拉OK,还有钢琴!我们那里的中学都只有一个风琴。”

从雅安到深圳,更直观的对比是工资。原先每月150元的工资直接翻了7倍,成了1100元,而当年深圳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不到500元。“好高兴啊!我一个月用300元,存800元,一年就可以存到1万元了!”

1992年6月30日,李凌燕给老家的9岁儿子写信:“我的宝贝,妈妈现在在深圳(zhen),它紧靠着香港,能看到大海,你在电视里看到的香港的高楼大厦(sha),这里都有,壮观极了。你想来这里吗?好好学习吧。”

开园

2年后,李凌燕兑现了对儿子的承诺。

1994年6月18日,世界之窗开园。“您给我一天,我给您一个世界”的广告语,深圳家喻户晓。

“那会儿,世界之窗开园是件大事,大家奔走相告。”开园时,李凌燕在深圳工作虽已满两年,但因工作关系被原单位除名,无法调动,仍不是蛇口小学的在编老师。“很多已经稳定下来的老师不着急,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这些不稳定的人,会想着早点去,说不定哪天去不成了。”

9月18日,星期天。李凌燕夫妇带着从雅安来的儿子,再加两位老乡,一行5人相约去逛世界之窗。从蛇口到世界之窗要坐中巴,招手即停,车费一元。摇摇晃晃四五十分钟后,5人站在了世界之窗门口。

异国情调扑面而来。李凌燕至今清楚地记得,景区门口矗立着六座5米高的人物塑像,有维纳斯像、大卫像,还有印度女神像、埃及公主像等。

“门口的广场上都是人。有些人都到大门口了,还在犹豫,掂量80元一张的门票价格。有的人犹豫一会,最后进去了。有的人可能就在外面看一看,最后回去了。”李凌燕回忆。

80元一张的世界之窗门票,如今早已绝版。当初买票时,每人都要拍张照片,售票窗口的工作人员把照片印到门票上,过一道塑胶后再给游客—是门票,也是纪念。李凌燕至今保留着26年前买的那张门票:玫红色边框,左边印着自己的照片,右边是手绘的埃菲尔铁塔、悉尼歌剧院等景观。门票上的“世界之窗”四个字下面,印着一行英文:Window of The World。

第一次游园,最让李凌燕印象深刻的,还是入口处那座高达5米的维纳斯像。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李凌燕的母亲曾买过一尊维纳斯像,连底座高20厘米,成了家里最打眼的摆设。“结果在世界之窗,我看到了那么大一尊维纳斯雕像!那一瞬间,深圳和我的家乡在情感上有了个连接。所以我当时特意站在维纳斯的后面,合了张影。”

“刚开园时很疯狂,每天都有好多人。”今年60岁的董立新,在世界之窗工程部工作了整整26年。他记得清清楚楚:开园第二年的“十一黄金周”首日,进园游客达7.6万人,创下单日进园游客人数的最高纪录,至今没被打破,“那一天,草坪上坐的全是人”。

发表于2017年的《深圳世界之窗—旅游演艺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显示,1994年,开业仅半年的世界之窗接待游客超300万人,平均每天入园游客为1.5万人。1995年达到最高峰,全年接待游客390万人。

求变

开局即巅峰。1994―2002年,中国累计出境近1亿人次,年均增长13.87%,一跃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客源输出国。

即便开业四年半后,世界之窗就收回全部投资6.5亿元,但仍挡不住周遭凉意渐浓。

1996年,世界之窗全年游客下滑三成至270万人。1997年,叠加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当年的游客数量进一步下滑至230万人。

李凌燕的深圳冒险也并非一帆风顺。

1998年,因为户口和工作关系一直无法转到深圳,在蛇口小学工作了6年多的李凌燕依旧不是在编教师,这让她很没安全感。

“我相当于是学校的临时工,那种感觉很不好。在编教师的工资涨得很快,工资几乎是我的两倍,而且可以分到福利房。”李凌燕对未来感到迷茫,“就是我,啥都没有。如果一直这样在学校待下来,钱又少,又没有保障,自己该怎么办呢?”

1998年,李凌燕辞职,在蛇口小学旁边租了个90平方米的住宅,改造成工作室,开始对外招生教英语:新概念、小升初、初升高……第一个月,李凌燕收入近5000元,远超前同事。

人生在变,世界之窗也在变。

1994―1997年,世界之窗换了三任总经理。1997年10月,第四任总经理翦迪岸上任。

最初的世界之窗是静态的微缩景观,属于观赏型。“每个景点就像卖房时的沙盘,只仅仅停留在看的层面,游客是无法参与的。”董立新分析,“开园时游客出国很难,才对世界之窗感兴趣。随着社会发展,几万块钱就可以出趟国,如果这时候还停留在观赏性的静态景点上,游客就会觉得没意思了。”

“翦总来了之后,就说一定要上参与性、高科技的项目,才能把世界之窗重新发展起来。”董立新回忆。打头阵的第一个参与性项目,就是科罗拉多大峡谷探险漂流(以下简称“峡谷漂流”)。1998年,董立新团队负责该项目的建设,“峡谷漂流是我们一手一脚干出来的”。

峡谷漂流以探险为主题,漂流水道长280米,其中最刺激的一段是长40米、落差达10米的漂流隧道。为增加惊险的感受,工程部在漂流的途中还做了一些特效,如崩石、跳起来的鳄鱼、突然出现的蜥蜴等。

不到一年,峡谷漂流顺利完工。刚开始试验时,得先往船里放与人的重量相等的沙袋,跑一圈没事后,人再上去。“为了提高安全性,在对游客开放前,取消了一个‘水门’关卡。万一门失灵了打不开,船撞上去,就会很危险。”董立新说。

回血

1999年7月,峡谷漂流项目正式推出,一个月内接待游客万余人。“游客玩完出来都在议论怎么好玩,要再玩一遍。当时听了就很开心,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被人家认可了。”董立新说。

除峡谷漂流外,1997―2003年间,世界之窗投资数亿元,陆续推出10多个参与性娱乐项目:阿尔卑斯山大型室内滑雪场、富士山环绕数码影院、亚马孙丛林穿梭、委内瑞拉山洪暴发、环球舞台、侏罗纪恐龙公园……

大型文艺演出和景点表演也成为世界之窗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8年7月,世界之窗推出大型史诗音乐舞蹈晚会《创世纪》。时任深圳市主要领导评价认为,《创世纪》对深圳市摘掉“文化沙漠”的帽子,“能起到巨大作用”。

至今,《创世纪》已成功演出2039场次,观众达600万人次。2001年,《跨世纪》上演,仅靠四个月演出票房就收回投资成本。

为了提高知名度,世界之窗还积极承办晚会,原则明确:“非规模宏大、影响力强的晚会不办;非给世界之窗带来良好宣传效果的晚会不办。”时任世界之窗常务副总经理王长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1998年,世界之窗承办中央电视台春节歌舞晚会;1999年承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首届开幕式晚会;2000年承办凤凰卫视“千禧之旅”凯旋特别晚会;2001年承办中央电视台双语元旦晚会;2002年承办中央电视台双语元旦晚会、春节联欢晚会、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晚会等。

1998―2004年,世界之窗的游客人数逐年回增(2003年“非典”除外),最终保持在每年250万人左右。2000年起,世界之窗连续三年实现利润超亿元。2003年,世界之窗已形成“微缩景观+旅游演艺+节庆活动+参与性项目”的框架结构,一直延用至今。

“2002年,才是世界之窗最辉煌的时候。”董立新感叹道。

网红

10年一个分水岭。

2000―2010年,深圳常住人口数量从701万人猛增至1037万人,年度GDP也由2000年的2187亿元增至2010年的9510亿元,列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

也就在2010年,“逃离北上广”的话题,从年初热议到年尾。对一线城市的统称,则从曾经的“京沪穗”,悄然转换成了“北上广深”。

2002年,为了遮挡附近白石洲不断建起的高层民房,董立新所在的世界之窗工程部,不得不在火山爆发景点的边上,建起了一座更高的“委内瑞拉山洪暴发”景点。

世界之窗的对手越来越多。

1998年,深圳欢乐谷开业;2005年,香港迪士尼开业;2006年,广州长隆开业;2007年,深圳东部华侨城开业;2014年,珠海长隆开业…… 

每一家的杀手锏都不一样。东部华侨城力推生态度假游,欢乐谷主打“欢乐”,迪士尼保护梦幻童话,长隆则以动物园、游乐园、演出、温泉等吸引各年龄层游客。

“那段时间,世界之窗周边的主题公园开了很多,对世界之窗的分流比较明显。”世界之窗市场营销部总监周健谈及竞争,态度坦然,“再加上出国方便,网络发达,可供游客选择的东西多了。对世界之窗来说,这是很正常的市场分流现象。”

与不断被稀释的知名度相比,2010年以后,世界之窗的游客数量反倒不断攀升。

2011年接待游客数量超300万人,2014年达到350万人,2015年略有下降。2016―2019年,世界之窗的年度游客数量稳定在300万―350万人之间。2019年,世界之窗营收近5亿元,利润2亿元。

周健解释,这10年间,世界之窗游客数量之所以攀升,首先是因为大的旅游市场环境比较好,2010年国内旅游总人数达到20亿人次。五年后,这一人数翻倍,达到40亿人次。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世界之窗在这几年又陆续投入了很多新项目”。

2005年,世界之窗推出晚会节目《千古风流》;2009年,又推出新晚会《天地浪漫》;2010年推出参与性项目“飞跃美利坚”;2012年推出参与性项目“穿越欧罗巴小火车”。

世界之窗正在努力跟上这个时代,但在周健看来,这个时代仍然有他无法理解的事物,例如西安、成都、重庆的走红。“重庆火车穿洞,不是很多年前就有的吗?!我觉得没什么稀罕的。怎么就变成网红景点、网红城市了?!”“后来我才慢慢关注到抖音、快手。也就是说,在别人已经做到很好的时候,我才关注到这些新的媒介,包括后来的B站、小红书等。”周健说。

“不能说现在的世界之窗没有竞争力了,”周健强调,世界之窗只是没有以前那么风光了,“我们现在的一些产品不能满足年轻人的喜好。但目前来说,世界之窗的游客量、收入,还是比较稳健的。”

“但我们也确实知道,市场对潮流时尚的追随,跟整个社会的发展融入,需要不断更新改变。”周健介绍,目前世界之窗市场营销部的员工,都是1995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人,“想尽量多用年轻的员工,把更好的东西挖出来。”今年7月1日,世界之窗正式推出官方抖音号矩阵。目前,4个抖音号的粉丝共2万人左右。

“世界之窗一年接待300多万游客,而中国有14亿人口—开了26年,来了不到8000万人,还有那么多人没来过,这个数据还是很庞大的。我觉得只要体量在这放着,世界之窗就不会过时。在不会过时的同时,反省自己应该怎么去更好地弘扬世界文化,如何让年轻人更喜欢,让来过的人还想再来。”周健说。

未来

如今,世界之窗的门票,已经从最初的80元一张,涨到了220元。

受疫情影响,今年3月16日,世界之窗才开园。截至目前,游客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足足减少七成。“世界之窗最难的时候就是现在。”周健说。

8月底正式退休的董立新,将被返聘为世界之窗顾问,跟着第十任总经理修整世界之窗。他说,返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原来因设备到期停掉的项目尽快恢复,比如峡谷漂流、格陵兰岛地心探险、亚马孙丛林穿梭等。

26年过去了,李凌燕的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00年和2007年,李凌燕分别在深圳买了两套房。其中一套位于南山区,当时到手不到200万元,现在已涨到1400万元。她和85岁的母亲同住,不跳广场舞,只爱参加合唱团,每周还要给几个孩子补习英语。儿子在蛇口集装箱码头工作,打算转行当老师。

李凌燕觉得自己的人生不算成功:“没有做成什么事情,但对我个人来说,我想追求的,都努力实现了。一个是成功移民深圳,一个是实现了把母亲接到深圳住的愿望。唯一遗憾的,是丈夫成了前夫。”

李凌燕从未觉得世界之窗落伍。

26年里,她一共去过7次世界之窗。每次家乡来了人,李凌燕都要领到世界之窗去:陪母亲、陪弟弟、陪朋友、陪亲戚……

“现在的好多年轻人想去欢乐谷寻找刺激,比如坐太空穿梭船,我也坐过几次,确实很刺激,但是我们知道那是有安全保障的,我们只是去感受一下这种刺激。”李凌燕的叙述里,自有一种通透和豁达,“真正最刺激的,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历险。这个历险不像穿梭船那么好玩,它是带着那种焦虑又掺杂着粗糙、平凡,甚至是痛苦的日子。”

李凌燕说,在她心里,无论深圳的网红打卡景点有多少,世界之窗永远排第一。“不是说到了深圳、成为深圳人,就可以大把花钱。我其实还是过着很节省的日子,一直都有生存的压力。当我坐着中巴经过世界之窗,心里就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好像世界之窗在这里,我就离世界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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