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消费券作用有限 应向中低收入人群发放现金补贴
甘犁建议，基于已有的个税申报系统，由中央政府向中低收入群体进行一次性现金发放，并保证一定的力度与覆盖面，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波仍在继续，不少低收入群体家庭经济断流。
4月8日，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以现行联动机制测算的补贴标准为基础，阶段性提高每月价格临时补贴标准1倍，并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保障范围。相关政策自2020年3―6月实施。
“现有社会救助体系虽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规模太小，而且为了确定受益人，成本太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坦言，目前中国低保户人数很少，哪怕将临时补贴标准提高1倍，金额依然很低，不足以抵消疫情带来的冲击。此外，“临界贫困户”的存在不容忽视，“与大力扶持贫困户相比，临界贫困户较少受到脱贫政策的惠及，有失公平”。
甘犁建议，基于已有的个税申报系统，由中央政府向中低收入群体进行一次性现金发放，并保证一定的力度与覆盖面，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不会出现“报复性消费”
时代周报：你曾表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
甘犁：这话是一个多月以前说的，当时市场上普遍认为中国GDP增速将从6%降到5%或4%。我看到一个线上调查报告发现，情况非常不乐观。通过调查报告数据，，我们又做了一些简单推算，得出结论是，前半年负增长，全年实现正增长，已是不错的成绩。我当时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能比大家想象中都要大。
当时没有料到国外疫情发展这么快，疫情对发达国家冲击很大，致使他们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全部处于停滞状态。但发达国家的隔离措施远没有中国之前的严格，预计其疫情持续时间可能更长，会持续到5月底甚至更久。国外疫情迅速发展，海外市场需求更是急速下降，对中国外贸冲击很大，出口拉动经济在短期内已基本无望。所以未来必须大幅度提振内需，需要更强有力的需求端的刺激措施。
时代周报：不少人认为，疫情平稳后，所谓的“报复性消费”会提振内需。
甘犁：我们判断，消费会有所反弹，但不会出现报复性增长，消费总量甚至可能出现下滑。2月25日至3月21日，我们对全国有代表性的3143户家庭进行“新冠肺炎疫情专项调查”，结果显示：39.3%的家庭表示会在2020年减少消费，预计减少幅度超过50%的家庭占比7.8%，减少幅度超过30%的家庭占比为16.6%，减少幅度超过10%的家庭占比为31.6%。
而且，疫情对居民的企业经营状况、就业形势、收入增长和资金流动性造成了负面影响，居民对企业经营状况和就业形势预期较为悲观。57.4%的企业职工预期企业经营利润会出现下降，30.8%认为所在企业会采取裁员措施；由于对企业经营状况的悲观预期，居民存在较强的收入减少预期：60.1%的受访者预期2020年家庭收入相比上一年会有所下降，预期减少幅度超过50%的比例为12.5%，预期减少超过30%的比例为29.7%，预期减少超过10%的比例为51.7%。
此外，居民对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资金流动性的判断也较悲观，财务脆弱家庭占比升高：60.7%的受访者表示疫情使生活开支紧张，36.2%的家庭认为如出现收入暂停，家庭储蓄只能维持3个月以内的生活开支。再者，居民预防性储蓄可能增加，31.9%的家庭表示受疫情影响未来会增加储蓄，这将进一步制约有关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升级的政策发挥作用。
三驾马车中，外贸大幅拖后腿，消费起不来，再来看投资。投资实际上今年会有所增加，但目前基建投资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传统基建投资的边际效益正在下降；二是新基建投资虽然会对稳经济稳就业发挥很大作用，但也不能忽视未来产能过剩的隐患。此外，这些年来，投资对就业的拉动力在下降。我们之前做过估算，十年以前，3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可以增加一个机会，现在则需要100万元以上。
补企业更要补家庭
时代周报：为了促进消费，应该如何做？
甘犁：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意愿下降，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无钱消费和无意愿消费的情况增多。目前，政府针对流通环节、市场环境、信贷支持等出台了相关政策，这些措施注重供给端，总体上有一定效果，但问题是：这个企业该不该补？补好企业是锦上添花，但可能会拉大收入差距；补坏的企业则未必有用。所以我认为，企业要补，但最好用市场的方式去做。
而且需要注意，就国内市场而言，随着疫情防控成效显现，国内企业有序复产复工，供给端压力正逐步缓解，但需求端仍旧持续承压，市场供求失衡风险增大。现阶段只补企业肯定是不够的，更多需要补家庭。从需求侧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还亟须更多刺激政策的有力支持。只有当老百姓有钱可花并有信心花钱，才能恢复萎缩的消费、激活中断的产业链，最终发挥出消费拉动经济的强大作用。
时代周报：具体如何补家庭？
甘犁：补家庭，我们知道该不该补、补给谁。对家庭的判断，要比对企业的判断更清晰。此次疫情间，中低收入家庭流动性受到的冲击相对更大、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更加悲观。疫情加重了中低收入家庭“无钱”消费的现实，也降低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意愿，导致消费复苏更加困难。
我们建议基于已有的个税申报系统，由中央政府向中低收入群体进行一次性现金发放，并保证一定的力度与覆盖面，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现金发放能够将疫情救助与刺激消费相统一，民生和增长兼顾，既保证低收入群体维持基本生活，又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在短时间内拉动经济的作用，将比基建投资更加立竿见影。
建议一次性补贴现金
时代周报：你建议给予中低收入群体一次性现金补贴，具体如何补？补多少？
甘犁：现行个税制度下，年综合所得在6万元以上的群体，已经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福利。为更好地与个税制度衔接，申报疫情现金补贴的个人收入标准可设定为6万元：对未能享受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红利且年收入在6万元以下的群体，对其教育、医疗、住房和赡养支出按一定比例给予一次性定向补贴。
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家庭的劳动力数量设定不同的家庭收入标准，对于1个劳动力家庭，年收入不得超过6万元；2个劳动力家庭，年收入不得超过12万元；3个及以上家庭，年收入不得超过18万元。
时代周报：补贴标准怎么定？
甘犁：补贴设计可尽量参考个税六项专项附加扣除项支出额的认定标准和认定方式，按照认定支出额10%的比例设定各类补贴的额度。
具体而言：第一，儿童补贴范围扩大到3岁及以下儿童，即包括所有16岁以下的儿童，以及16岁及以上仍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子女。每个儿童给予1200元的一次性补贴；第二，继续教育。给予接受继续教育的成年人480元补贴；第三，大病医疗。医疗保险自付部分超过1.5万元又低于8万元的部分，给予10%的补贴；第四，首套房房贷。给予1200元的一次性补贴；第五，工作城市无自有住房的租房家庭，发放一次性租房补贴。直辖市、省会、计划单列市，补贴1800元。市辖区户籍人口超100万的城市，补贴1320元。其他城市，补贴960元；第六，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老人。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账户直接发放，补贴标准为1200元。
根据测算，如此补贴将覆盖全国70%的家庭，意味着将有3.26亿家庭直接受益，户均补贴额达2300元，补贴总额达7500亿元。这7500亿元的一次性补贴，将有效缓解中低收入家庭流动性约束，直接转化为5000亿元的消费。考虑消费乘数效应，总共将带来近1万亿元的经济增长，相当于2019年GDP总量的1个百分点。
发行特别国债
时代周报：7500亿元从哪里来？
甘犁：通过发国债来解决现金补贴资金来源已在国际上达成共识。
根据央行数据，2019年底，中国政府债余额37.37万亿元，相当于2019年GDP余额的37.7%。这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处于较低水平。2018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106%，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22%，德国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为68.3%，法国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22%，印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69.8%，都比中国要高得多。
发放防疫用的特别国债，以实现针对低收入群体定向发放一次性补贴，不论是保民生还是稳增长，都有效可行。实际上，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提出要发行特别国债，资金问题已经解决。
时代周报：如何保证发放一次性补贴落实到位？
甘犁：前面说过，要借助已有的个税申报系统，让包括月收入5000元以下“零”个税的居民通过填报该系统，享受疫情专项现金补贴，并为在疫情之后逐步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与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制度奠定基础。
在个税申报系统下，可以把中央财政资金直接发放到居民账户，避免了通过重重行政层级发放带来的干扰，执行成本相对较低。而通过电子支付可以及时、快速地将资金发放到家庭账户，保证了将政策意图尽快转变为政策效果，尽快将资金发放到居民手中以启动居民消费复苏。此外，可根据家庭收入和支出状况对现金补贴发放额度进行自动调节。居民收入和支出申报系统里综合了居民的各项收入来源、结构和大额支出状况，根据这些信息，灵活精准地设计现金补贴方案，让现金补贴更加符合居民的实际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对低收入群体的直接现金转移支付不足，是制约中国缓解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疫情期间发放现金补贴，疫情结束后，在此基础上试点推广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劳动收入奖励等激励相容的保障制度，能够逐步建立起缓解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时代周报：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对消费者来说，一次性收入增加对消费促进作用非常有限。这是否会令一次性现金补贴的效果打折扣？
甘犁：我做过这么多年的扶贫研究和田野调查，理论上确实如此，但要清楚，理论要根据实际环境而改变，在疫情特殊时期要特殊看待。当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很多人缺钱花的时候，这个理论就不合适了。
针对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发放一次性现金补贴是常见的应对临时性冲击的财政政策工具。其道理在于，当外部冲击导致居民存在较大流动性约束的时候，给予一次性补贴，可以有效缓解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消费，还有助于增加居民对政府保民生能力的信心、减少预防性储蓄。
消费券无法替代现金补贴
时代周报：补助低收入人群，你为何不建议再出台个税减免政策？
甘犁：很简单，全面减免个税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还可能导致本已吃紧的财政收入雪上加霜。上一轮个税改革已经大幅减轻居民个税负担，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低收入群体本身不需缴纳个税或者只需缴纳较少个税。加之个税是累进税率，本身对经济波动有一定的适应性，当收入减少时，适应较低的税率或者不交税。
时代周报：为提振消费，目前全国30多个市或区均发放了消费券。消费券是否能够替代现金补贴？
甘犁：消费券不能替代现金。
我们做过研究，消费券难以保证低收入群体获益。具体原因有三：首先，消费券会加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消费券目前由地方政府主导，对拉动地方经济有积极作用。但由于不支持跨省或跨地区使用，对财力不足、无法发放消费券的地区而言，经济启动较慢将进一步加剧地区间贫富差距。
其次，消费券难以带来社会消费水平的整体上升。消费券大都限定了消费项目，且多集中于文化旅游、餐饮等服务类行业。
最后，消费券通过支付平台或是摇号方式发放，虽然执行成本低，但不能保证低收入群体从中获益。限定商品范围，可能导致优惠商品并不是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所需；设定消费门槛，也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消费。
此前日本和中国台湾都发放过消费券，实际证明效果不是特别好。综合而言，消费券要产生好的效果，应有保民生作用。保民生和促消费相互促进，要真正落实保民生和拉动宏观层面更大范围的消费需求，仅靠目前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恐怕不够。地方政府发行消费券，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补贴现金，双管齐下，才能让各阶层平稳度过疫情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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