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360互助、360大病筹和360保险上线以来，3条业务线在运营指标和市场份额均取得高速发展，目前，网络互助和互联网保险是由两支独立团队运作，有合作，也有各自的规划和目标。”4月10日，360金融相关负责人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除360金融外，近几年，蚂蚁金服、滴滴出行以及头部众筹平台，也都在借助大病众筹或网络互助场景，谋求保险业务变现，但看似步步为营的商业模式背后也有诸多难点和痛点。
4月9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保险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郝演苏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大病众筹和网络互助平台还属于近几年刚刚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因其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在公众保障补充方面是有利的，但潜在的风控和道德风险仍需警惕。
在郝演苏看来，由于大病众筹和网络互助领域，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监管手段，一旦出现较大风险事故有可能被迫关停，因此不能按照传统互联网发展的路子，盲目扩张用户规模，需要平台自律性的把握运营风险。
“对于刚刚介入大病众筹的互联网机构而言，想要快速获取用户长期信任其实并不容易，前期的流量和场景搭建只是当中的一小步，真正让用户留下来，需要付出较长的时间沉淀，若进而谋求保险业务上的转化，则更要求平台对用户进行长期的保险教育，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 同日，轻松集团联席CEO钟诚对记者坦言。
收购背后大保险战略
4月7日，360金融集团公开表示，旗下大病救助平台“360大病筹”近期完成对大病救助平台“诺言筹”的收购。
据了解，诺言筹成立于2016年12月，经过3年多用户积累，已成为仅次于轻松筹、水滴筹等头部平台之外的主流筹款渠道。
据时代周报记者梳理，2019年是360金融进军大病众筹、互助领域的首年，在360互助和大病筹平台相继上线不久后，360金融又通过收购方式获得保险经纪牌照，而这一系列动作的背景是，360金融还于去年提出“大保险战略”。
在外界看来，其大病众筹+互助+保险模式的搭建，也是为了最终实现保险营销上的变现。
“大病众筹、网络互助的模式，确实是可以带动互联网保险营销的，这也是很多互联网巨头布局的原因所在，主要因素在于前者是一个较好的垂直场景，可以快速唤醒老百姓的保障意识，相较于没有场景的保险超市，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一张抽象保单或营销推广，很难让用户做出快速投保决策。”钟诚告诉记者。
360金融的保险生态闭环路径其实并不鲜见。
以上线两年的水滴保险商城为例，2019年平台新单年化保费突破60亿元，同比增长幅度接近600%;累计保障用户数超4000万，较2019年初增长超3倍。
水滴筹创始人沈鹏曾表示，水滴筹90%的用户是通过水滴保险商城完成个人首次在线投保，复购意愿高达73%。
除了早期的众筹平台外，2018年，蚂蚁金服也顺势推出网络互助平台“相互宝”，截至目前已有超1亿人加入。
“相互宝页面是嵌入在蚂蚁保险栏目中的，背后的场景变现意图不言而喻，不过与其他平台去购买流量不同的是，相互宝的流量就已足够庞大，更有利于在保险营销上用户转化。”4月10日，北京一家中小型寿险公司人士告诉记者。
闭环模式隐忧仍存
围绕大病众筹、网络互助的运营漏洞和道德风险方面的争议一直未能消散。
典型的案例是，2019年5月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因突发脑出血住院救治,其家人在北京有车有房的情况下，却以贫困户身份为其在水滴筹平台发起筹款100万元的事件，这一度在网络上掀起铺天盖地的质疑，面对舆论压力，发起人随后停止筹款。
不过，水滴筹方面坦诚，平台没有资格审核发起人车产房产信息，有房有车也可以发起筹款，前提是要按照平台的规定去提交这些证明材料。
显然，运营大病众筹平台虽能吸引用户流量，但在实际业务中，若出现对筹款发起人缺乏有效的审核标准、平台业务人员只追求用户规模的短视行为，也极易失去大众的信任。
除了大病众筹容易衍生的道德风险外，在医疗互助最新被列入《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的背景下，网络互助领域存在的监管空白、运作缺陷也再度受到关注。
“从运营风险角度看，预收费的互助平台会形成资金池，虽然大家纷纷采取第三方托管方式，但仍然缺乏必要的规范和监督。后付费模式的网络互助平台，归集的资金仍会在平台账户中留存一定时间，存在一定的资金安全风险。”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周延礼提及，网络互助业务在持续运营中，由于会员门槛审核宽松、事后赔付审核程序不完善，还很容易导致高风险会员聚集，甚至滋生诈赔事件；加之互助计划与保险产品形态相似，一些平台将互助与筹款、互联网保险等镶嵌运营，引发混淆，有可能带来刚性兑付预期，加之信息不对称，也会激发争议处理的风险。
事实上，2018年蚂蚁金服上线相互宝时，就因最初起名为“相互保”，涉嫌存在误导性宣传，与其合作的信美人寿就被监管部门约谈，随后，蚂蚁金服宣布独立运营相互宝，并进行更名，最终与保险概念脱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