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的渊薮

2019-08-16 14:25:21

王东东

最近十年,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可以作“现象学”考察的绝佳时期,这可能是一个缓冲、沉积、但绝非空白的时期,它首先“悬置”了人们此前对诗歌的认知,无论是“二元对抗模式”还是对“对抗”的反抗都是如此。长期以来,中国诗人都在这两者之间颠倒疯狂,也许中国诗人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四”白话文催生的这一门语言具有这么大的表现和表演思想系统的能力,而反过来,意识形态阴影下的语言怂恿它的使用者把自己想象为一个语言斗士,即使这个语言斗士其实是沉溺到了一种孤僻的语言乐趣当中,他带着狐疑,有时是嫉妒,看另一位躲不开的诗人—北岛—的表演。但现在,这些似乎一下子都落空了。

而现在,当代诗人似乎只是各写各的,相互漠不关心,毕竟,当代诗什么人都在写。我原先还以为只有我有这种想法,及至翻到孙文波的几句诗,看他拉杂说来,才知道他也这样想:“我的意思是:变化,已成为我们时代的表征。/我从不羡慕不属于自己的一切(大学系统,/保险金制度)。我不害怕疾病?疼痛的感觉/反复多次,已经钝化。我去医院,只是陪伴人。//我有自己的原则:不做别人手中的玩偶。/正是这样,一个时期以来,我拒绝向人,/哪怕是朋友透露自己的行踪,只是说,在山里。/我实际是呆在河边,从流水寻找‘自我的确定’。”(《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感怀、咏物、山水诗之杂合体》)当代诗似乎正是处在“在山里”的状态。在看似随意甚至紊乱的句子中常常透露出当代诗人心灵的孤绝。这些句子看来看去,也会产生一种陡峭的逻辑感,虽然不似数学那样清晰,这种逻辑是那种在本土氤氲却总也消散不了的禅宗的思维方式,—这是对二元对抗模式的化解,以及对这种化解的化解—,上一句和下一句转接很快,很突然。我有时候也故意跳到反面去想一想,为什么当代诗深沉的“诗心”一到了明面上,却又是那么决绝无情,甚至慵懒颓废。这不能不说包藏着我们时代的秘密。

以我个人的看法—我严肃地说两句—孙文波他们这一代诗人都越来越走到了一个语言的绝境,确切地说是语言诗的绝境,请善意看待“绝境”这两个字:这意味着幽微、极致,以及……孤绝。当然不是说当代诗是对当代事物的单相思:当代事物大半是呼唤对它自己的诗意表达的。这一代诗人爱上语言诗的重重魅影,和他们反抗性的追求有关,也和他们写了这么多年有关,—语言的活色生香在活色生香的事物面前总是抱愧。—但我以为,他们还要再写二十年,写出老年的作品,也让我们更年轻的诗人感到压力。

这些年来,语言的色泽似乎遭到了轻视,而代之以更白的话。但我以为,语言的装饰还是少了,这正如一个女人合宜的打扮是不会讨人嫌的,反而是深心的表示。结果一部分当代诗简直可以说是直露。

当代诗大约总可以是一个现场,只要这编辑不是不看当代诗,但当代诗不能总是一个现场。当代诗创造价值,还要和当代思想发生关联,不仅于此,还要和传统诗歌和传统思想发生关系,这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本书里杨铁军有几句诗很有意思,不知道能不能算作当代诗歌的自我写照:“……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这无关神秘,/我就是一个我,我是你无法概括的我,也是我自己无法概括的我,/我的存在由我控制,没错,但这又有什么,鹰也可以控制/自己的翅膀。难道鹰更明白自己是什么?”(《和一个声音的对话》)将这个“我”字换成“当代诗”看看也可以。这回又看到臧棣几句诗:“……哦,形象,/你有强大的思想,诗才会超越你我,/变成没有比诗更现实的东西。”(《思想轨迹丛书》)。

最后再说几句话,扯得远一点。和古典诗人不同,在中国当代(现代)诗人这里一直存在着一个离开故国、而又返回的神话或叙事,这固然和对不同文化的选择有关,诗人对这一直最为敏感,但从北岛到最近的“九十年代诗歌”也没有完成这个叙事,这个“尤利西斯之旅”几乎可以说是(西方)叙事的源头了,这样看来,九十年代诗人早就做到了“叙事的消解”。而如果由北岛去写一部小说,讲述一下“新中国的孩子”到现在为止的全部人生经历,表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完整的精神视野,我会非常高兴一读,并且不管这是否会增加他的机会——几乎肯定的——成为瑞典国王的尊贵宾客中的一员。

《当代诗》, 孙文波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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