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菲尔普斯谈社会转型期中国经济发展

2019-08-15 10:16:00
在由时代周报主办的“影响力·中国”秋季峰会活动开始前,针对中国的反腐与经济改革、自主创新、社会价值观重塑等问题,菲尔普斯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时代周报记者 张子宇 实习生 梁彦菲 发自广州

由于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跨期权衡分析,200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菲尔普斯的研究方向几乎涵盖了宏观经济学的大部分领域。他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贡献,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在由时代周报主办的“影响力·中国”秋季峰会活动开始前,针对中国的反腐与经济改革、自主创新、社会价值观重塑等问题,菲尔普斯向本报记者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中国执政党的反腐决心坚定

时代周报:中国的反腐行动不断深入。其实在美国历史上,或许有可比较的阶段,比如埃德加•胡佛之所以被委任建立联邦调查局,就是因为当时美国的贪腐问题非常厉害;而另一方面,经济也很繁荣。

菲尔普斯:事实上,美国贪腐问题最严重的时代还不是胡佛时代,而是被称为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的历史时期,即美国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段。在那段时间,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也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因此“制约与平衡”不是绝对的预防腐败之法。理由很简单,如果有两帮人,旗鼓相当,他们并不会接受对方制定的游戏规则,也不会遵守什么公共道德与正义,相反可能会为利益争个不停,甚至为争地盘大打出手。所以两党制,并不一定就能让事情变好。

但是,无可否定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0多年里,美国的腐败问题慢慢减轻了。直接的原因是对法律的完善,这里有两点:第一,所有的政治寻租行为都被定义为犯罪,这样就给预防和惩戒建立了基础;第二,一些利益交换行为,被纳入法律的范畴,让其正常化、合理化也合法化,比如政治捐款,又比如说旋转门现象(revolving door,可以指游说、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等等。更合理的原因在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这种发展让政府官员的物质欲望和财富欲望降低了,另一方面这种发展也给人们更多的合法途径去获取财富。

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有效方法,并不仅仅是依靠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经济。中国会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或阶段性手段反腐。中国的执政党的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相吻合,执政党在反腐方面的决心会更加坚定,执政集团能够动员更多的力量和资源用于反腐。

时代周报:在反腐的同时,中国还在进行一系列结构性经济改革。你对这些改革有了解吗?如果有的话,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吗?

菲尔普斯:中国政府为中小企业减税是正确的。但中国政府还需要做很多东西来鼓励创新型企业,特别是那些真正以创新为目标的企业。如果中国还是希望能够保持每年7%左右的经济增长水平,就一定要大力鼓励自主创新,增加对这些方面的投入。

中国经济增长将让全球获益

时代周报:中国的一系列改革里,一大方向就是摆脱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问题。但是也有人担心,如果中国的房地产业陷入萧条,那么会拖累整个宏观经济,并引发失业等社会问题。

菲尔普斯:建造一些新的城市,得以产生大量就业岗位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部分。而房地产业的投资也成为这种模式的必需元素。但一旦这种城市扩建潮降温以后,房地产业将反过来拖累整个宏观经济,变成一种负担。

时代周报:中国的股市很怪,明明经济指数看起来很好,但股市长期处于糟糕的状态。反过来看美国,即使在前几年人们都不断谈论美国的经济困难时,股市表现依然不错。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菲尔普斯:其实,有一种非常广泛的观点就是美国的股市被高估了,而中国的股市则被低估了。中国的股市为什么会被拉低呢?因为人们总是担心经济运行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那些巨额投资的回报率,所以中国的股价被低估了。

时代周报:中国还有一项重要改革,就是弱化GDP。过去往往将GDP作为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唯一指标,因此政府官员都把GDP作为唯一目标。现在越来越多其他标准也纳入政绩考核范围,如何量化这些指标,关于这个问题,你的建议是什么?

菲尔普斯:中国开始削弱GDP在公务员绩效评估中的作用, 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还不够。简单的弱化或者优化GDP绩效评估体系,并不会让人们真正地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毫无疑问,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放缓。期待中国未来的发展速度仍然像过去十年一样是不可能的,大家也不会真相信会如此。所以如果中国不进行一些基本的改革,就不可能提高经济效率。中国应抓住机遇,并采取恰当的行动。例如,中国应该向民营企业开放资源,使他们能够获得信贷和融资。同样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应该在获得人才方面享受便利。

时代周报:2011年中国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现在一些人预测中国GDP将很快超过美国。那么在10年以前,你是否预测到了这点?

菲尔普斯:许多年前我曾预测,或者说,我一直认为中国会以今天这样惊人的速度发展。中国仍然具有快速增长的坚实基础,特别是对中产阶级或者社会长远发展来说,我们仍然可以对中国经济有所期待。可能在未来的30年或40年中,也就是在本世纪中叶,中国的生产力将赶超美国。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不管怎样,这些国家也会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例如,美国消费者买中国出口的产品也将获得补贴。与此同时,美国产业转移、从美国本土蔓延到中国的同时,亦将繁荣美国经济本身。此外,在华投资也将推动美国经济增长。

时代周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不断出访拉美、非洲和东南亚,中国在这些地区不断扩大经济影响力。这对于欧、美、日等传统发达地区和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菲尔普斯: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带动非洲、拉美等地区繁荣起来,这对发达国家来说同样是好事。因为发达经济体能够从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中获得巨大的好处,大大促进发达国家的出口。

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腾飞关键

时代周报:最近几年里,你在知识领域最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

菲尔普斯:我这几年兴趣最大的事情,就是研究价值观在一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时代周报:能不能解释一下你所谓价值观的概念呢?

菲尔普斯:什么构成这些价值观呢?包括态度、规范和信仰。这些东西让经济得以发展,让人类得以繁荣。

时代周报:这让人想到了你最新的著作《大繁荣》一书,书中高度强调了价值观的重要性。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价值观高于制度?只要我们价值观正确,即使在制度上不变,我们也可以走向繁荣?

菲尔普斯:事实上,价值观,以及态度和信仰,这些才是现代经济发展动力的源泉。自19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丧失主要的经济活力。我们已经无法在法国再看到“咆哮的20年代”和在美国重温“咆哮的60年代”(指西方世界的两次大繁荣期。记者注)。但这也不是说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缺陷,甚至不能说这是对现代价值观的颠覆。相反,这是一种传统价值观的复兴,即把团体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之上,更倾向于保护弱者而不是鼓励强者。

如果中国真正想成为一个充满经济活力的国家,中国必须鼓励创新,中国要放弃只是模仿西方的做法,中国必须自己来。这是一个不可避免和自然会发生的过程,这可以将中国转变为一个创新型经济体,这个经济体会更依赖国内的创新产业,更依赖个人以及民营企业的创造力。

时代周报:你反复强调着创新,其实中国已经很好地复制了西方国家的工业模式。如果中国也实现了创新飞跃,成为创新型强国,那么中国在经济上是不是就完美无缺了?

菲尔普斯:事实上,中国的市场环境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市场环境。至于中国是否可以采用同样的发展路径,由于其他条件不同,完全复制是不可能的。然而,学习经验是可行的。如果中国想要发展,应该鼓励本土创新,让创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关键,而不是把这项工作交给西方。

时代周报: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模式是否只属于中国独有?其他国家是否可以复制中国模式? 如果可以,哪些国家可以复制中国模式?

菲尔普斯: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西方的技术转移和出口增长。这在未来将很难继续下去。中国必须转变成为创新经济,如同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19世纪末期的法国和德国一样—尽管从20世纪中叶开始这些国家有一些倒退。

一些欠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可以部分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但他们不能复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事实上,当前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正是借鉴了中国的经验。

时代周报:关于价值观和经济发展,让人想到马克斯•韦伯,他用新教伦理去解释资本主义,也研究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然而,当东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时,应如何去修正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当东亚价值观遇到资本主义,当新教遇到资本主义,就效果而言,这两者是同一件事吗?

菲尔普斯:我不是儒学文化和东亚文化领域中的专家。然而不管怎样,我认为儒学文化是鼓励自我实现和个人发展的。

时代周报:人类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会不断变化还是逐渐走向趋同?

菲尔普斯:我想反问,什么是统一的体制和统一的价值观?

历史上看,西方社会过去常常赞美和欣赏希腊、罗马和英国的文化,并向这些国家学习。但这些国家的体制和价值观在不断发生变化。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不管横向或是纵向地观察,你都会得到同样的答案。

你认为希腊和美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成员对体制和价值观态度会趋同吗?实际上,如果一种体制和一种价值观被广泛地接受和运用,那么它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体制和价值观来自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在隋唐盛世时期曾是东亚国家效仿和学习的对象。然而,一旦国力下降,周边国家便立即失去对其体制和价值观的兴趣。

社会转型期需要重塑价值观

时代周报:说到价值观,现在中国很多人担心社会道德危机。最突出的就是各种假货,特别是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很多人都会引用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那么,道德危机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被解决吗?

菲尔普斯:查尔斯•狄更斯是一个英国人,他所处的时代是维多利亚时代,也被称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英国的工业非常发达,政治、经济与文化都呈现出一个上升态势。但是,那也是一个矛盾的时代,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增大,雇主和被雇佣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化,就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30年历史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是相当独特的。有很多国家也经历过高速经济成长,比如5年、10年甚至15年,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如中国这样,高速增长了30年。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如官员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道德出现危机等等。从实际出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伪劣的食物呢?因为(不法商贩)他们非法所得的好处高于他们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所以他们敢于在食品方面做手脚。所以,违法的代价是什么?是由两部分决定的:一部分是社会秩序崩溃的可能性,这部分是道德范畴,也就是你担不担心别人也这么做?另一部分是惩戒的力度。所以我们必须说,在食品安全危机的缺失是什么?是法治危机和信仰危机。

时代周报:实际上中国也早已非孔孟时代的中国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早已面临重建的问题,很多人也在担忧现在价值观的混乱和发展方向。你对此有何建议?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日本,一个传统的东方国家,建立起了一种混合的价值观,混合了东方和西方。你怎么看这种价值观对日本的影响?

菲尔普斯:目前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所谓价值观混乱或者说要重塑社会价值观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经济转型期都会有。这也是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时,对社会集体价值观的重建和重新融合的过程。

价值观不可能说在某国就完美无缺或者说完全适合这个社会,日本的那种混合式价值观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贡献。如果没有一种合适的价值观,日本在二战以后是不可能崛起的。现实是,日本运行得挺好,日本经济其实长久以来一直都很稳健,而整个国家也一直在积极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时代周报:说到日本,一度轰轰烈烈的安倍经济学现在似乎遇到了瓶颈。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菲尔普斯:安倍经济学的主要缺陷在于,其没有在关键的商业领域向那些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打开大门、提供机会,这本应该是很关键的一步。

时代周报:在安倍经济学以前,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总是死守通缩这个思想。对此应该怎么理解呢?

菲尔普斯:我们也很难理解,在安倍经济学以前,到底是什么让日本人守着那些奇怪的思想。

时代周报:在观察世界经济的时候,失业率总是一个让人特别在意的东西。在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停滞不前,而且失业率始终是困扰政府的大问题。在日本,经济也长期停滞,但基本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而中国既有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政府又始终把就业问题当做核心来抓。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现象?

菲尔普斯:西方近几十年的高失业率,在根本上是由于社会经济丧失活力导致的问题,从欧洲到美国均是如此。日本得以保持较高的就业率,在于日本迫使企业保持那些已经成为累赘的岗位,继续雇佣那些本来可以不需要的人。对于中国来说嘛,当然,中国可以享受充分就业。这就是经济发展中国家在成长阶段一定会有的。


“影响力·中国”秋季峰会前奏 专题报道

诺奖得主皮萨里德斯谈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新阶段举措:解决就业问题 挤干地产泡沫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chiding@time-weekly.com

相关推荐
确诊超8万,欧洲这个“抗疫优等生”终于建议民众戴口罩了
数据预示中国经济率先回暖?234份一季报预告出炉,77%预盈利!
从线下到线上:中国“互联网殡葬”服务缓慢升温
2020年要不要设定GDP目标?张斌:今年的重点不再是具体的数字
扫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