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官办,社会组织转身

2014-09-05 10:28:57
很多基金会成了“老干部俱乐部”,是一些退休的干部养老包括安插一些子女、关系户的地方,所以会出现人浮于事、机构效率低下等后果。

据有关机构统计,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4.1万个,比2012年增长了8.4%。其中,基金会有3496个,是各类社会组织中增长最高的,比2012年增长了15.4%。民办非企业单位增长了11.56%,社团增长了5.5%。

时代周报记者 马欢 时周特约记者 李寻菲 发自广州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大背景下,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管是转变政府职能,还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都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体系作为基石。

8月2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作了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特别指出,将加快培育规范社会组织,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探索一业多会,着力去除行政化。

 “去行政化”历来是社会组织改革“最难啃的骨头”,尤其是一些带有“中字头”的社会组织,它们更像是政府机构的延伸,往往具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因而也被称为“二政府”。

而在这其中,最早进行去行政化改革,并且也是改革最成功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无疑对其他社会组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扶贫基金会铁腕改革

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3月,原名“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当时它的行政化色彩非常浓,会长是福建省前省委书记,名誉会长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有非常深厚的国家主义的背景,会长和名誉会长很难实际操作业务。”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老师周如南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道。

后来扶贫基金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真正实质性的改变在2000年以后,这次改革和一个人物分不开,他名字叫何道峰。

在进入中国扶贫基金会之前,何道峰是昆明百货集团总经理。1999年,国务院扶贫办想找何道峰来做秘书长。据凤凰网报道,扶贫办的想法是,给何道峰一个局级干部,他应该会很高兴。但没想到何道峰提出的接任要求,却是不要局级官位,而把基金会改成民间组织,希望自己拿到真正的管理权。

2000年,何道峰担任秘书长之后,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动向中编办写报告,要求取消行政事业编制,实行全员招聘制和干部竞争上岗制,建立新的人事管理制度,打破“铁饭碗”。

“这个人非常具有改革意识和现代企业家精神以及行动力和个人魅力,他进入扶贫基金会做秘书长,当时以志愿者的身份进入,说他不拿工资。他进入后就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去行政化的改革,他最重要的理念是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包括财务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全部引入基金会的改革当中,使基金会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周如南介绍道。

何道峰让中国扶贫基金会去行政化的第一个变化是取消行政级别,放弃员工的事业编制,通过市场招聘的方式来重新上岗,实现人事权和财务权与政府的脱钩。他后来在接受凤凰网《公益先锋》采访时说,机构里的人谁干得不好,就可以让其走人,有合适的人也可以直接招进来,完全按照企业、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

此前,中国扶贫基金会仅有事业编制20多个,除此之外,用人只能按非在编人员进入,福利待遇跟不上。“这就搞成了两拨人,人为制造了不平等。取消事业编制之后,完全按照市场决定,机构能负担多少人就进多少人。”中国扶贫基金会专职副会长王行最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个改革非常厉害,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为很多基金会是我们所说的‘老干部俱乐部’,是一些退休的干部养老包括安插一些子女、关系户的地方,所以会出现人浮于事、机构效率低下等后果。因为它们的行政化、官僚化、垄断化带来的一些弊端,所以去行政化势在必行。”在周如南看来,此次改革使中国扶贫基金会完成了从官办公益机构向完全意义上的社会民间组织改变的过程。

官办社会组织“褪色”

经历了体制改革的阵痛之后,中国扶贫基金会驶上了快车道,资金实力、项目数量和社会知名度大幅提升,迅速成长为我国扶贫领域最大的公益组织。

截至2012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筹集善款57.38亿元,援助了1495万贫困人口和灾民。2012年,该基金会在国内共投入扶贫发展资金逾16亿元,186万人受益。在官办慈善组织频频受质疑的今天,这个成绩相当不错了。

为此,2013年《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官办慈善,如何转身》的文章,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例子,指出官办慈善非改不可。该文援引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的观点,指出官办慈善机构、官办非营利组织的改革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现在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往往都安排即将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官员进到里面去,变相地成了延续政治生命的场所。所以内部改革的动力是不足的,改革的动力一定来自于外部。外部改革,就跟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相连,乃至跟整个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构紧密联系在一起。”陈友华说。

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正试图通过强大的行政力量推动官办社会组织去行政化。

今年6月底7月初,广东省民政厅、省委组织部等六省级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全省各行业协会商会要在12月12日前与行政机关彻底脱钩。

根据文件要求,全省各行业协会商会必须在人员、财务、资产、职能、机构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彻底脱钩。现职及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业协会商会兼职的必须退出;退(离)休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业协会商会中兼职的,必须符合有关规定,并按要求履行审批手续。行政机关不得长期借调行业协会商会专职工作人员。行业协会商会实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必须设立独立的账号,独立核算,不得与行政机关会计合账或实行财务集中管理。

同时,本次整治还列出了明确的时间表—6月21日至7月31日是脱钩准备阶段,8月1日至9月30日是实施阶段。对在规定时间内脱钩不到位的行业协会商会,登记管理机关将对其下发整改通知。经整改无效的行业协会商会可引导其注销,不申请注销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按有关规定予以撤销登记。

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将启动社会组织去行政化试点。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四川省将深入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四川省相关职能部门正在调研拟定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试点工作方案,拟在2015年前全面完成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着力解决政社不分、主体不清、职责不明、行政依附性强等问题。同时,引入竞争机制,开展“一业多会”试点,使行业协会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主体。

部分地区政府的力推,显然能够加快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进入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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