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穷人为何无法逃离“贫穷陷阱”？
“年轻的迪弗洛在白板上跳起来写算式，班纳吉关爱地告知可将白板拽拉下来，那情形相当有趣。”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时代财经回忆道。
美东时间2019年10月14日凌晨5点左右，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破晓，埃斯特·迪弗洛和丈夫阿比吉特·班纳吉熟睡中被一个来自瑞典的电话吵醒。
迪弗洛得知，几分钟前，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她和丈夫班纳吉以及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共同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46岁的迪弗洛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班纳吉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
在随后麻省理工学院组织的发布会上，迪弗洛笑称，“（电话里）对方念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称，很长的名字。”“然后，评委会建议我喝点咖啡醒一醒，他们需要我在不久之后通过电话，接入新闻发布会。”
同时获奖的丈夫阿比吉特·班纳吉则打趣称，迪弗洛接电话时比自己清醒多了，当获悉新闻发布会上只需要一名获奖人出席就可以时，自己就扭头回去补觉了。
迪弗洛是继2009年的获奖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二位获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同时她也是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此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72年获奖时为51岁。
有意思的是，她和丈夫一同获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首对“夫妻档”，谱成了国际经济学界的一段佳话。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除了居里夫妇，另外还有四对夫妻一同摘得诺贝尔奖的桂冠。
学术结缘 曾是师生
今年58岁的班纳吉是一名印裔美国人，1961年2月21日出生于印度孟买，曾就读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他是继1998年获奖的阿玛蒂亚·森后，第二位出生于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一如众多海外学子，班纳吉在印度完成其本硕学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哈佛大学毕业后，班纳吉任职发展经济学分析研究局局长、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及计量经济学会研究员、古根海姆基金会及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研究员。
而迪弗洛1973年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基督新教家庭，父母都是数学家。她21岁获得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历史学硕士学位，一年后，获得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经济学硕士，随后赴美国深造。
1995年，迪弗洛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她成为了班纳吉的学生。1999年在班纳吉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
2003年前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戴维德森Davidson任研究员，期间他结识了班纳吉和迪弗洛，经常与他们在学术会议或高校讲座碰面。田利辉对时代财经回忆，班纳吉给他的印象相对老成内敛，迪弗洛则比较活泼俏皮。
有一回，班纳吉和迪弗洛到密歇根大学交流，当他们探讨The (Mis)Allocation of Capital问题，讨论产品的边际回报是否应该等同于市场利率时，“年轻的迪弗洛在白板上跳起来写算式，班纳吉关爱地告知可将白板拽拉下来，那情形相当有趣。”田利辉回忆道。
就是在这一年，班纳吉和迪弗洛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贫困研究，把研究推进到广阔的田野之中。
创建机构 调研著书
2003年，班纳吉与迪弗洛以及芝加哥大学教授Sendhil Mullainathan一起创建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实验室的任务是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从而减少贫困人口。这是一个由零散教授组成的俱乐部，成员资格仅能通过受邀获得。此次一同获奖的克雷默便是受邀者之一。所以，细究本届诺贝尔经济奖的颁发，离不开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
诺贝尔颁奖委员会介绍，目前全球仍有超过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条件下，每年有近5百万儿童死于5岁前，大部分是由于一些本可轻易治愈的疾病。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引入了一种新的方案以应对全球贫困问题，那就是将这一问题分解成一个一个更易解决的小问题，如提升儿童健康这样的小方面。
“学术的关键在于创新，他们三人将发展经济学的方法推广到了田野随机，强调使用现场试验来分析医疗保健、教育、农业和性别等全球贫困问题相关的话题。能够知行合一，譬如他们的驱虫主张已经在多个国家广泛应用，又如他们的有关试验直接提升印度数百万学生的学习方式。”田利辉向时代财经分析。
因循哲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的研究路径，班纳吉和迪弗洛花了15年，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特别是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并共同撰写了专著《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为了弄清什么让穷人陷入无法逃离“贫穷陷阱”的怪圈，两位学者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他们在调研中细究“为什么穷人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放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却要自己花钱买药？”“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难以守业？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小额信贷、穷人银行没什么效用？”
他们还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等。他们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
他们的实验还证明，许多低收入国家最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源，而是教学不足以适应学生的需求。在肯尼亚和印度进行的早期研究之后，实验也在其他国家陆续展开，但关注点转移到了诸如卫生、获得信贷的条件和新技术的使用等重要领域上。
据公开资料，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大规模项目用以支持学生，现在这些计划已惠及超过10万所印度学校。
他们的研究在社会引发广泛关注的同时，成绩也被社会各界肯定。2009年，班纳吉获得度印孚瑟斯（Infosys）奖等多个奖项，还一度担任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组织机构荣誉顾问。2011年，班纳吉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强思想家之一。
和班纳吉相比，迪弗洛更在公众关注的视野范围内。她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2010年4月24日，迪弗洛被授予克拉克奖。这是经济学界的重量级奖项，表彰为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卓越贡献的、40岁以下的年轻经济学家。在此之后，迪弗洛多次成为了坊间预测的诺贝尔经济奖实力候选人。
直到2015年，班纳吉和迪弗洛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或许这就是诗人舒婷《致橡树》里的诗句所描绘的“伟大的爱情”——随着迪弗洛的学术造诣和研究成果不断被被认可，她“作为树的形象”和班纳吉站在了一起。
经世济民 中年折桂诺贝尔
诺贝尔经济学奖方面给出的官方获奖理由是，“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今年的获奖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缩减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而这如今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具体而言，今年诺奖得主的实验设计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是无论是干预组还是对照组的参与者都是在日常环境中做出实际决定，这意味着对新政策效果的测试结果可以直接应用。第二是他们的研究背后有一条重要观察，即许多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个体选择的结果，因此要做出巨大改进必须了解人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三位诺奖得主不但测试了某种干预是否奏效，而且还测试了原因。
此外，迪弗洛的研究在经济学界自成一派。《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曾撰文介绍，在发展经济学的这个重要转型过程中，迪弗洛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在其研究生涯中，她从不大而化之，泛泛而谈，而是一直将关注点集中在对一个个具体项目的评价上，从对项目的研究中总结出理论和相关的政策建议。和传统发展经济学相比，迪弗洛教授的以上研究切入点很小，所得的结论也没有传统理论那样宏大而令人兴奋。但是从实用和操作层面上看，这类研究却显然是要更胜一筹的。
她的细致的研究风格或许与女性天生的细心有关。作为历史上第二个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弗洛在发布会上表示，“获奖显示出一个女性有可能成功，并获得认可。我希望这将激励许多许多女性继续努力工作，而其他男性给予她们应有的尊重。”与此同时，她和班纳吉两人从师生到夫妻，共同撰文著书、创建机构、实地调研，携手并进，造福社会，中年折桂诺贝尔，成了经济学界佳话。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总奖金仍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47万元），将由三位获奖人平分。在奖金的使用上，迪弗洛准备效仿另一位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用于贫困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迪弗洛在见面会上回答提问时说，“我之前在中国工作过，我觉得中国的研究者也在利用大量时间去研究和关注脱贫问题，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速仍然很快，贫困率也在下降，但还有一些人处于贫困中，如果能理解中国人贫穷的根源，以及如何通过一系列手段产生积极效果是很好的事。”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综合研究室主任王海峰对时代财经分析，他们的理论对扶贫的思路有颠覆性的影响。过去的扶贫，针对“老少边穷”，比如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贫困地区，可能就是给予物质上的帮助。但是结合三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理论，扶贫还需要新技术，教育资源，在信息社会要注意做好基础性的教育。而且他们的研究也影响到联合国制定“千年发展目标”，对全球治理贫困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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