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我的小说为大爱大善而写

2019-08-20 03:27:39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时代周报记者 陈佳慧 发自广州

8月16日,由南方出版传媒主办、广东人民出版社协办的《刘醒龙文学回忆录》名家恳谈会在琶洲展馆广东馆活动区举行。著名作家、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龙,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蒋述卓,广东文学院院长熊育群,与南国书香节的参展读者畅谈文学,并围绕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热烈讨论。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隶属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文学回忆录”丛书,收录当代作家有关文学创作的回忆与反思,目前已出版了王跃文、蒋子龙、张抗抗、叶辛等当代文学名家的“文学回忆录”。

“他把从事文学创作,对于文学本质的理解,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小说,从精神上作了透彻阐述。”蒋述卓在分享会上说,“他的文学里真正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写文学回忆录也只不过是给自己树一个里程碑,所谓里程碑怎么理解?里程碑是告诉你走完这段路了,给你记载下来,后面还有更长的路。” 

刘醒龙说,这是他第一部带有回忆性质的书:“我想自己有这样一本书,对自己之前走过的路—从0公里、10公里到100公里,再到500公里—我慢慢把它标识出来,再自己慢慢回过头来看看,这有点像给自己营造一所‘学校’,我在自己的这所‘学校’里成长。”

扎根乡土

现年63岁的刘醒龙出生于湖北黄州,父亲是区干部、母亲是售货员,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随着父母工作变动,不断更换生活地点,一家八口人常在鄂东一带基层乡村“迁徙”。

“我在乡村待了16年,我们全家一直租住农民的房子,除了要拿着供应本到粮管所买粮油,其余作息方式与农家子弟几乎没有区别。”刘醒龙在回忆录中说。

刘醒龙坦言,他的全部感情来自农村。“我一直试图获得某种回答,对于乡土,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做过水库技术员,并在英山县阀门厂作了十年工人的刘醒龙,开始将文学作为毕生的选择。1989年6月,他从英山县文艺创作室调到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1994年离开黄州,调到武汉做专职作家。

1998年,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2011年,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最新长篇小说《蟠虺》获《人民文学》2014年度优秀长篇小说。

“我高中毕业之后没有进过任何其他的校门,也没上过鲁迅文学院,可能是他们觉得我年纪大了。”分享会上,刘醒龙诙谐地说。

刘醒龙的写作扎根乡土,在回答时代周报记者“如何保持与乡土、乡村的联系纽带不会削弱”的提问时,他说:“乡土就是一个人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纠结与情结。乡土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也许我们再过一些时间,乡土的概念就是城市,用城市来取代乡土,但是它们的意义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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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应与时代共命运

刘醒龙在新书里说,“我的小说是为大爱大善而写”“文学的灵魂是感恩,是人对生命的感恩,也是人对生存的感恩”。

因为写过深受民办教师推崇的小说《凤凰琴》,刘醒龙曾被邀请参加湖北恩施村小撤点并校的教育研讨会,他是全场明确反对撤销恩施某个教学点的人。理由是,如果撤并,孩子只能去镇上上学,受教育时见不到亲人,人格或不健全。刘醒龙的意见被采纳,“最终形成的决议是保留那个教学点,这就是一个作家(应尽的责任)”。

刘醒龙自认为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他始终坚持:“中国文学应该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经典。”

刘醒龙批评文坛中某些现象,太看重所谓与世界接轨,甚至不惜抛弃传统,“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其写作资源往往直接依赖于来自欧美的转基因营养。中国文学的好坏与否,不在于外国人如何评说,而在于没有独立于世的传统与风格。”

“中国作家要发出中国人的声音,不能老想着如何发出德国人或瑞典人的声音。”刘醒龙直言。

“他是个很真诚的人,很少会说一句话留半句话,所以有时候会得罪人。但他不在乎,作家有时候就是这样,这样才能够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真正的共识和交流,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蒋述卓说。熊育群也说:“从小说的虚构到散文的真实,再回到自己,一步一步地向自己逼近,这个就是刘醒龙的真实写照。”

“小说应讲究思想性而不是思想”

刘醒龙在分享会上谈到,1997年3月5日他在大连经历了一次飞机滑行故障,这让他感到后怕。一个后果就是他从此不再坐飞机出行,更青睐高铁;二是此事让他思考,“1997年之前我全是写中短篇,而且写得特别顺。后来我觉得,需要向人生发起难度更高的挑战。比中短篇小说更难达到完美的显然是长篇小说”。

1999年,在中篇小说创作高峰期,刘醒龙选择闭关六年,三次抛弃写了几万字的开头,终于写就百万字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刘醒龙认为,这应该是他此生最长的一部作品。在回答时代周报记者提问时,刘醒龙坦言,《圣天门口》的写作境界让他看到自己生生不息的成长与创造,“《天行者》《潘虺》《黄冈秘卷》的面世,包括后来《天行者》获奖,它都是《圣天门口》的成功所带来的一个后果”。

2006年4月,刘醒龙专门就《圣天门口》给《文汇报》周毅写了一封长信,也收录在他这本《文学回忆录》中,“长篇小说的神韵必须是优雅的,风骨必须是高贵的,”他斩钉截铁地说。

 “文学不是哲学,它也不是历史,也不是社会学,它为什么成为一个独立的东西呢?它就是有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体现了一个作家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和文学意义。”刘醒龙在分享会上说。

比如,在分享会上,刘醒龙与分享嘉宾谈到小说的细节时,自信地说:“有些文学作品的细节,它就是真理,所以我经常跟批评家讲,你不要跟作家谈细节,你要挑战他的细节能力,你必定会失败。因为一个作家认真写细节的时候,他一定是刻骨铭心的。”

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的扉页上,刘醒龙特意写下几句话: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用思想和智慧写作,一种是用灵魂和血肉写作,我只希望自己成为后者。

在分享会上,在回答读者提问“长篇小说是思想重要还是情节重要”时,刘醒龙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小说来讲,第一重要的是故事,没有故事,小说的虚实文本、虚实主体就没有了;以我对文学的理解,文学讲究思想性,而不是讲究思想。思想性可能是一个模糊的、没有结论的东西,但它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方向,是一种通道,最好的文学可能只是给你打开一扇心灵之窗,而并不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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