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二次企业勃兴

2014-08-07 06:09:37
对于日本社会来说,甲午战争和10年以后的日俄战争,意味着重要的现代化开端。

张子宇

对于日本社会来说,甲午战争和10年以后的日俄战争,意味着重要的现代化开端。在日本放送协会(NHK)特别大河剧《坂上之云》中,有这么一段话,“明治维新后,普通日本人第一次能够参与到国事中来,代表性的方式就是参军。但是他们还没有享受到近代化带来的福祉,却要被强制送到国外送死。”十分令人唏嘘。

但是对日本企业来说,由于战争景气,甲午战争给其社会带来了所谓的“第二次企业勃兴”,尽管这种战争景气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而且往往还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在日后发作。

靠军工发迹的日本商人

日本媒体人野岛刚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靠日清战争发财的日本商人》,主要就是写日清精油灯企业的创立者大仓喜八郎作为军队提供物资的商人,大赚一笔的故事。事实上,大仓喜八郎作为军队御用商人的历史非常悠久,他18岁前往江户的柴鱼店打工,21岁开设干货店“大仓屋”,后改为经营铁炮(火枪)。明治维新后在戊辰战争中向政府军供应火枪,从而奠定了财富的基础,并逐渐发展为日本陆军的“御用商”。1873年开设了日本第一家贸易商社“大仓组”,翌年在伦敦开设分店,成为第一家设立海外办事处的日本公司。

大仓喜八郎在1874年的出兵台湾、1877年的西南战争和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再度通过为日军供应物资而积累大量财富,受封为男爵,并建立了一个囊括贸易、土木、矿业、林业、钢铁业、铁道业、瓦斯业、银行业的庞大商业帝国。大仓财阀系在全盛时期包括大仓商事、大成建设、大仓矿业、富干银行、东京制钢、本溪湖钢铁公司、帝国纤维、日清制油、千代田火灾海上保险、日本无线、东京电灯、东海造纸、太阳生命保险、东京帝国饭店等产业。二战后其子大仓喜七郎被剥夺公职,大仓财阀遭盟军解散,但该财阀的17家公司仍保持松散的结盟关系。

所谓的战争景气,当然包括大肆增长的军费带来的需求拉动。1894年当年的临时军费在2亿元以上,差不多是战前年度财政预算的两倍。也包括战后从中国取得的巨额赔款—2亿白银相当于3.65亿日元,约等于日本当时一年财政收入的4倍以上。这些巨额的资金进入社会,比如刺激工商业的发展。滨野洁等编著的《日本经济史》中写道,“在以甲午战争中获得的赔款为基础实行的大规模的财政扩充政策(“甲午战后经营”)下,民间的重工业、电力、机械产业等的投资十分活跃。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第二次企业勃兴。” 

从有关企业的数据上可以看到“第二次企业勃兴”的盛况,1894年造船公司为四家,纳税资本是27万日元,1896年虽然只增加了一家,但纳税资本激增到227万日元。1894年9家煤炭公司,纳税资本为97万日元,1896年为17家,纳税资本为950万日元。机器制造业,1894年有5家公司,纳税资本为21万日元,1896年增加到16家,纳税资本为210万日元。对华输出1894年881万日元,1897年增加到2132万日元。1903年增至6499万日元,10年增长了6倍(南开版《日本史》)。

关于这一时期民间的旺盛的投资,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在给出口商社森村组纽约支店的村井保固的信中写道:“日本普遍大景气,人们发疯般地设立种种公司、铁道,银行。”

兴办工厂企业热潮

兴办工厂企业的热潮也起来了,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的时候,日本农商务省做了一次统计,约占总数50%的工厂都是在1894年后创办的。特别是棉纺织业工厂数量翻了一番,由1893年的40家增加到1899年的83家。造船、机械制造和车辆生产方面,民营企业也逐渐兴旺,1896-1905年之间,国产轮船20万吨,等于进口船舶总数,以后就超过了进口。

如大仓喜八郎这样和战争直接有着密切关系的商人及其企业并不是那么多,但是许多后世颇有影响力的企业在1894年前后这段时间也有着自身属于那个时代的故事。

既然是甲午战争,重工业和军工方面自然会有显著的变化。著名的吴海军工厂就建立于1894年,在后世,这里以战舰大和号的建造地而闻名。吴工厂的前身是位于神户的小野浜造船所。但是其兴盛还是在甲午战争乃至日俄战争以后,在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的主力舰船还是来自国外,但到20世纪初,吴海军工厂已经成为可以与德国克虏伯媲美的世界最大的兵工厂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吴工厂在1945年被美军轰炸炸毁,日本战败后遭解散。战后成为IHI公司下属的吴工场,2013年的时候,吴与其他造船公司合组成日本海事联合造船厂(Japan Marine United Corporation),目前主要业务为建造大型民间商船,已不再建造军舰。

重工业方面的另一翘楚是建于1880年的釜石钢铁厂,1890年的时候其产品质量就超过了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格雷戈里铸铁。1894年生铁产量1.2万吨,1901年达到3.3万吨。毫无疑问,釜石钢铁厂的产品对于日本在军事上的胜利,具有很大的意义。在重工业领域另外一家极有代表性的日本企业八幡制铁所建于甲午3年后1897年,以中国大冶的铁矿石为原料,1901年该所第一座高炉投产,当年生铁产量3万吨,占日本国内生铁的53%,钢产量3000吨,占日本国内钢材产量的82%。相比于前者,后者的知名度更高,过去曾有国内文章感慨,汉阳铁厂大量生产时,日本八幡制铁所的烟囱还没有立起来。其实这是作者对日本重工业史了解不足,只知道更有名的八幡制铁所而不知釜石钢铁厂。

金融业方面也不遑多让,普通银行从1893年的545家增加到1895年的792家,1896年超过1000家,1900年到1802家。1897年开设日本劝业银行,1900年开设北海道拓殖银行,1902年开设兴业银行。住友、三菱、三井和安田四大垄断财阀集团陆续建立,加上第一银行、第一食物银行鸿池银行和正金银行,八大银行的支配地位建立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横滨正金银行(正金即正币的意思,就是金银硬币),自1890年在原驻英国总领事园田孝吉任第五任行长后,开始于香港上海银行、孟加拉银行(两者是现在汇丰银行的前身)展开激烈的海外竞争,正金银行以低利融资的优势,从外国手里获得了日本邮船、三菱合资、美孚石油等客户。这家银行后来成为近代中国最熟悉的日本银行。

在较为轻工业的领域,1875年,只有10个人的田中机械厂建厂,并在甲午战争前的一两年发展为芝浦制作所,在战争及之后的几年,芝浦制作所发展为专门的电机厂。这家企业就是今天的东芝集团的前身之一。

知名民用企业延绵至今

还有一些知名的民用企业,也在甲午前后几年出现或发展起来,比如造纸业领域的代表王子造纸成立于1875年,以其为核心的日本制纸业很快迎来繁荣。1882年日本西洋纸产量为426万磅,五年后达到675万磅,1892年增至2481万磅。又如现在以巧克力、牛奶糖等闻名的森永制果,前身森永西洋果子制造所成立于1899年,甲午开战之时,创立者森永太一郎正在学习怎么制作棉花糖与饼干。

1887年,长濑富郎的“长濑商店”在东京都日本桥马町开业,主要经营一些进口的妇女日用品。3年后,长濑商店开始贩售洗脸用的高级肥皂,并以新月作为标志,开始转向制造业,这款肥皂当时的名为“花王石碱”,后来这家商店发展为今天世界最大的日化集团之一花王集团(值得一提的是其最大的日本竞争对手狮王集团也创业于这段时期,卖的是牙刷牙粉)。

森永太一郎和长濑富郎等当时还是小角色,对于当时最顶尖日本企业家来说,或许那几年里战争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比如创立了“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儒家资本主义理论,被称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当时最繁忙的工作就是帮助各种企业进行功夫制改造。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那段时间,正是近代日本企业股份制改造最为活跃和关键的阶段。在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据统计,总共4596家公司中的56%(2583家),是股份制公司。作为商界领袖,涩泽荣一在很多企业募集股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生与之有关的企业达178家)。第一国立银行、东京瓦斯、日本砖瓦、东京制钢、东京人造肥料、东京石川岛造船所、帝国饭店、王子制纸、日本铁道、日本邮船、东京海上保险、大阪纺织、札幌麦酒等在后来乃至现在都是为人所熟悉的著名企业,就是在这段时间及之后完成了股份制公司的转变。也就在这个过程里,通过收购股权,我们熟悉的三井、三菱等财阀开始逐渐系统化形成。

然而,战争引发的景气是不能够长久的。在无法对既有产业机构和经济模式进行质变优化的状态下,短期的鸡血只会为未来的经济危机增加更大的破坏力。所谓第二次企业勃兴到1896年末就开始出现低落。次年1月各企业股票和新公司股票开始猛烈下跌。1898年1月到10月,银行、铁路公司等294家企业中有218家歇业、倒闭或者减少资本。1900年前半年企业破产55起,第二年同期增至165起。1898年,东京股票交易所股票从1897年的336点下跌到133点。1899年日本经济干脆进入了恐慌年,1900年爆发了金融危机。随着过去问题的逐渐被消化,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很快又迎来了日俄战争,开始了下一次类似的循环。最终这种畸形的循环模式,无法创造一种正常的经济结构,将日本不知不觉中拖向了引来两颗原子弹的深远的未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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