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前后:东亚三国“经”变

2014-08-08 10:22:30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除了民族屈辱、大国碰撞以及地理政治学的剧变等之外,对中日朝当时三方来说,其现代化意义上的转折点作用不能不被重新审视。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除了民族屈辱、大国碰撞以及地理政治学的剧变等之外,对中日朝当时三方来说,其现代化意义上的转折点作用不能不被重新审视。

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政治和经济相互影响,在某些条件下,经济又决定了政治。黄河与平壤的炮火背后,是三国商人噼啪的珠算之声。企业、商贾、财政、金融、税负……这些战场厮杀以外非显性的因素,往往比聂士成、丁汝昌、山县有朋、伊东祐亨们更深远地改变着亿万人的命运。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争意味着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构成所谓“同光中兴”的洋务自强运动的彻底破产。既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化为刘公岛海底的船骸,那么“体”方面的改变,也变得迫在眉睫起来。对朝鲜,甲午战争让其从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进一步朝全殖民地社会沦亡,这个事实上在当时赤贫至极的国度,内在上更加迫切需要彻底的现代化变革,于是有了后来的历史结果。日本作为战胜者,表面上收获颇丰,但是以对外侵略战争为结果的现代化归根结蒂不可能带来健康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埋下的坏死细胞最终变成巨大的癌变肿瘤,化为广岛长崎上旷古未见的恶之花。

中国:官办企业战后衰亡,重工业军工产业转移

刘怡

1905年,差不多是甲午战争失利10年之后,署理兵部尚书铁良奉旨查勘东南一家工厂,回复的奏折令人触目惊心。据他称,厂中机器“新旧不一,大部不甚齐全”,工人“多数未经训练,所造机件多不合用”,局中总办以至员司“无人精通制造之学”,对所造枪炮良莠概难分别。总之,该厂“司员冗滥,工作冗延,购物浮开,用料虚耗”,“岁耗经费十四万两,无异掷于无用之地”。这家积弊丛生的企业恰好在是年迎来40岁生日,它就是曾经的东亚第一大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局。

孱弱的官办企业

作为自强运动中预算最充足、基建规模最大、雇佣员工最多的官办企业,江南制造局在产品不愁销路的情况下依然陷于困境,绝非偶然。它和同一时期的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一样,可称为“早产的私生子”:私生者,名为官办,实则操纵于有力督抚之手,因人而成、因人而废;早产者,未及依照商业原则安排运营,更像是一种衙门。

这场自强运动的开端始于1861年的《通筹夷务全局折》,然而从实施过程看,“自强”的中心在地方不在中枢:这是1850年代以来以户部为中心的定额财政体制崩溃的结果。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汉人疆臣获准设局开厘、编练私兵,形成拥有独立财源的地方督抚集团;海关体系的建立则催生了“洋税”这一新财路,可以供给国防现代化。朝廷对新辟财源的控制力有限,李鸿章、左宗棠等遂得凭借私人关系与权柄,使各地厘金、洋税在派送的优先顺序上向自己倾斜,并且往往处于竞争状态。是故主事人的筹款能力与意愿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生存几率。最终在甲午战争惨败,也为这场自强运动画上了一个惨淡的句号。

其实疆臣兴办“洋厂”的初衷并不是烧钱。除去对坚船利炮的功用的确所知甚深外,设厂往往是强人督抚争夺话语权、扩大权势基础的手段。李鸿章在开府两江之初,对江南制造局的期待只是生产枪炮,但当左宗棠在1866年上奏于福州设局造船时,李氏仿佛恍然大悟地予以跟进,提出也要在沪局试制轮船。1867-1876年上海的造船事业,便是在这种神仙打架的气氛中启动,日后当李鸿章着迷于外购铁甲舰时,沪局的造船业务也就戛然而止。经济往往和政治上相辅相成,如果回顾这些官办企业的历史,大概也就会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将甲午战争讽刺为“日本帝国与北洋衙门之间的战争”。

不消说,这种以地方督抚为中心的自强事业,在资源配置和协调上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李鸿章出于竞争意识在沪局大造轮船,最终仅仅建成7艘成本高昂、性能不佳的中小舰艇,于海防无补。福州船政局(闽厂)早期所造的14艘舰艇,因为左宗棠抱有一种妄诞的“军民两用”构想,全部兼设炮位与货舱。它们作为军舰则“船身高耸,船轮迟缓”,航行性不佳;作为货船则全宽不足、载货量小,不够经济,只能搁置于码头无所用途。而一旦主事者调离当地,或者丧失了中枢赋予的政治地位和信任,企业立即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闽厂在1880年代后期的衰败,除去中法战事破坏甚巨外,与左宗棠、沈葆桢两位有力主持者的去世尤有关联;而铁良在1905年所见沪局的乱象,与其保护人李鸿章在甲午之后的失势不无干系。

这些官办企业的孱弱,和其背后的“强人”不无关系。以李鸿章来说,在自强运动中的两面性作用,影响尤其深远。一方面,作为“师夷长技以自强”观念的倡导者和清季最有权力的地方大员,他竭力争取中枢对兴办工厂的财政和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作为淮系领袖,他在排斥和打压竞争对手方面也是不遗余力。两种身份之间的微妙张力,使李鸿章每每成为自己事业的阻碍者和破坏者:为了打压竞争对手而付出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原本是可以用于发展洋务本身的。而李氏直至去世也未曾建立一种全局观念,他的第一身位依然是淮系领袖和集团利益的维护者。

重工业和军工向轻工业转移

以经济效益来说,这些官办企业也极为惨淡。它们虽有“国造”之名,对进口原料、技术乃至洋员的依赖程度依然极大。中国向无现代工业基础,一砖一瓦都须自西洋引入,因为主事者的臆断,付出了加倍的“学费”。如左宗棠筹建闽厂时倚重的洋员日意格、德克碑,一为浙海关税务司,一为法国海军少尉,任事虽属尽心,却不是造船行业的专家。而同一时期在宁波主持法国海军船坞的工程师莱昂瑟·韦尔内,却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瑟堡海军造船学院的正牌高材生,此人于1865年前往日本,为德川幕府主持兴办了横须贺制铁所(横须贺海军工厂前身)。至于闽厂初创期所造的舰船,线型、设计多据外国图纸测绘,机器、锅炉、肋板、船壳木也系在国外采购加工,运抵中国后方由洋匠指导中国工人拼合,只能说是一种原始的组装。而直到1880年代,闽厂自行“设计”的无防护巡洋舰与岸防装甲舰仍系欧洲舰艇的“山寨版”,较海军强国落后5-10年不等。如郑观应所言,“中国造船,无论木、铁、钢、铜等料,无不购诸外洋,纵使价不居奇,而运载有费,行佣有费,奸商之染指有费,其成本已视外国悬殊”。以闽厂为例,其自建舰船仅工料费就比外国同类产品高50%-60%,性能却明显不及,这也是李鸿章主张“造舰不如购舰”的初衷之一。

成本以外的弊病则是非商业化的核算和调拨体制。仍以闽厂为例,1866年船厂项目启动后,中枢批准每年自海关税拨出60万两白银用于运营,这笔经费不仅包含了基建开支、员工工资和采购造船材料的全部支出,也包含了设计和建造费用。军舰造成后由各地水师向中枢申请调用,无须追加付款;技术改良和试造新船的预算也由厂方从例行拨款中支出,倘有亏空,全须自负。使用方(水师)与工厂不发生联系,也就无法将需求传达给施工方;船厂不敢承担技术改进可能导致的亏损,只能战战兢兢地生产较为“成熟”(也就是落后)的船型。结果,大批新船在完工时就已被淘汰,不受水师青睐,只好积压于福州、反而造成更大的财政包袱。在预算相对充足的1866-1874年,闽厂每年的赤字依然超过8万两白银,无怪乎保守分子要攻讦它“糜费太重,名为远谋,实用虚耗”了。

事实上,如果要讲述中国近现代企业的历史,太平天国以后的洋务运动,意味着官办企业的勃兴,而到了甲午,则只是惨淡乃至死亡。产业也从重工业和军工向轻工业转移,如张蹇大生纱厂。而官办企业以外,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企业或者民资企业在这段时间的存在相当有限,甚至在很多地方仅仅聊胜于无。真正的变化,来源于更加天地惊变的庚子之际,由于政府财政基本破产,贴补再也没有了,中国的企业结构,才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荣氏集团等,方在之后慢慢出现。


 

日本:第二次企业勃兴

张子宇

对于日本社会来说,甲午战争和10年以后的日俄战争,意味着重要的现代化开端。在日本放送协会(NHK)特别大河剧《坂上之云》中,有这么一段话,“明治维新后,普通日本人第一次能够参与到国事中来,代表性的方式就是参军。但是他们还没有享受到近代化带来的福祉,却要被强制送到国外送死。”十分令人唏嘘。

但是对日本企业来说,由于战争景气,甲午战争给其社会带来了所谓的“第二次企业勃兴”,尽管这种战争景气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而且往往还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在日后发作。

靠军工发迹的日本商人

日本媒体人野岛刚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靠日清战争发财的日本商人》,主要就是写日清精油灯企业的创立者大仓喜八郎作为军队提供物资的商人,大赚一笔的故事。事实上,大仓喜八郎作为军队御用商人的历史非常悠久,他18岁前往江户的柴鱼店打工,21岁开设干货店“大仓屋”,后改为经营铁炮(火枪)。明治维新后在戊辰战争中向政府军供应火枪,从而奠定了财富的基础,并逐渐发展为日本陆军的“御用商”。1873年开设了日本第一家贸易商社“大仓组”,翌年在伦敦开设分店,成为第一家设立海外办事处的日本公司。

大仓喜八郎在1874年的出兵台湾、1877年的西南战争和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再度通过为日军供应物资而积累大量财富,受封为男爵,并建立了一个囊括贸易、土木、矿业、林业、钢铁业、铁道业、瓦斯业、银行业的庞大商业帝国。大仓财阀系在全盛时期包括大仓商事、大成建设、大仓矿业、富干银行、东京制钢、本溪湖钢铁公司、帝国纤维、日清制油、千代田火灾海上保险、日本无线、东京电灯、东海造纸、太阳生命保险、东京帝国饭店等产业。二战后其子大仓喜七郎被剥夺公职,大仓财阀遭盟军解散,但该财阀的17家公司仍保持松散的结盟关系。

所谓的战争景气,当然包括大肆增长的军费带来的需求拉动。1894年当年的临时军费在2亿元以上,差不多是战前年度财政预算的两倍。也包括战后从中国取得的巨额赔款—2亿白银相当于3.65亿日元,约等于日本当时一年财政收入的4倍以上。这些巨额的资金进入社会,比如刺激工商业的发展。滨野洁等编著的《日本经济史》中写道,“在以甲午战争中获得的赔款为基础实行的大规模的财政扩充政策(“甲午战后经营”)下,民间的重工业、电力、机械产业等的投资十分活跃。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第二次企业勃兴。” 

从有关企业的数据上可以看到“第二次企业勃兴”的盛况,1894年造船公司为四家,纳税资本是27万日元,1896年虽然只增加了一家,但纳税资本激增到227万日元。1894年9家煤炭公司,纳税资本为97万日元,1896年为17家,纳税资本为950万日元。机器制造业,1894年有5家公司,纳税资本为21万日元,1896年增加到16家,纳税资本为210万日元。对华输出1894年881万日元,1897年增加到2132万日元。1903年增至6499万日元,10年增长了6倍(南开版《日本史》)。

关于这一时期民间的旺盛的投资,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在给出口商社森村组纽约支店的村井保固的信中写道:“日本普遍大景气,人们发疯般地设立种种公司、铁道,银行。”

兴办工厂企业热潮

兴办工厂企业的热潮也起来了,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的时候,日本农商务省做了一次统计,约占总数50%的工厂都是在1894年后创办的。特别是棉纺织业工厂数量翻了一番,由1893年的40家增加到1899年的83家。造船、机械制造和车辆生产方面,民营企业也逐渐兴旺,1896-1905年之间,国产轮船20万吨,等于进口船舶总数,以后就超过了进口。

如大仓喜八郎这样和战争直接有着密切关系的商人及其企业并不是那么多,但是许多后世颇有影响力的企业在1894年前后这段时间也有着自身属于那个时代的故事。

既然是甲午战争,重工业和军工方面自然会有显著的变化。著名的吴海军工厂就建立于1894年,在后世,这里以战舰大和号的建造地而闻名。吴工厂的前身是位于神户的小野浜造船所。但是其兴盛还是在甲午战争乃至日俄战争以后,在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的主力舰船还是来自国外,但到20世纪初,吴海军工厂已经成为可以与德国克虏伯媲美的世界最大的兵工厂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吴工厂在1945年被美军轰炸炸毁,日本战败后遭解散。战后成为IHI公司下属的吴工场,2013年的时候,吴与其他造船公司合组成日本海事联合造船厂(Japan Marine United Corporation),目前主要业务为建造大型民间商船,已不再建造军舰。

重工业方面的另一翘楚是建于1880年的釜石钢铁厂,1890年的时候其产品质量就超过了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格雷戈里铸铁。1894年生铁产量1.2万吨,1901年达到3.3万吨。毫无疑问,釜石钢铁厂的产品对于日本在军事上的胜利,具有很大的意义。在重工业领域另外一家极有代表性的日本企业八幡制铁所建于甲午3年后1897年,以中国大冶的铁矿石为原料,1901年该所第一座高炉投产,当年生铁产量3万吨,占日本国内生铁的53%,钢产量3000吨,占日本国内钢材产量的82%。相比于前者,后者的知名度更高,过去曾有国内文章感慨,汉阳铁厂大量生产时,日本八幡制铁所的烟囱还没有立起来。其实这是作者对日本重工业史了解不足,只知道更有名的八幡制铁所而不知釜石钢铁厂。

金融业方面也不遑多让,普通银行从1893年的545家增加到1895年的792家,1896年超过1000家,1900年到1802家。1897年开设日本劝业银行,1900年开设北海道拓殖银行,1902年开设兴业银行。住友、三菱、三井和安田四大垄断财阀集团陆续建立,加上第一银行、第一食物银行鸿池银行和正金银行,八大银行的支配地位建立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横滨正金银行(正金即正币的意思,就是金银硬币),自1890年在原驻英国总领事园田孝吉任第五任行长后,开始于香港上海银行、孟加拉银行(两者是现在汇丰银行的前身)展开激烈的海外竞争,正金银行以低利融资的优势,从外国手里获得了日本邮船、三菱合资、美孚石油等客户。这家银行后来成为近代中国最熟悉的日本银行。

在较为轻工业的领域,1875年,只有10个人的田中机械厂建厂,并在甲午战争前的一两年发展为芝浦制作所,在战争及之后的几年,芝浦制作所发展为专门的电机厂。这家企业就是今天的东芝集团的前身之一。

知名民用企业延绵至今

还有一些知名的民用企业,也在甲午前后几年出现或发展起来,比如造纸业领域的代表王子造纸成立于1875年,以其为核心的日本制纸业很快迎来繁荣。1882年日本西洋纸产量为426万磅,五年后达到675万磅,1892年增至2481万磅。又如现在以巧克力、牛奶糖等闻名的森永制果,前身森永西洋果子制造所成立于1899年,甲午开战之时,创立者森永太一郎正在学习怎么制作棉花糖与饼干。

1887年,长濑富郎的“长濑商店”在东京都日本桥马町开业,主要经营一些进口的妇女日用品。3年后,长濑商店开始贩售洗脸用的高级肥皂,并以新月作为标志,开始转向制造业,这款肥皂当时的名为“花王石碱”,后来这家商店发展为今天世界最大的日化集团之一花王集团(值得一提的是其最大的日本竞争对手狮王集团也创业于这段时期,卖的是牙刷牙粉)。

森永太一郎和长濑富郎等当时还是小角色,对于当时最顶尖日本企业家来说,或许那几年里战争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比如创立了“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儒家资本主义理论,被称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当时最繁忙的工作就是帮助各种企业进行功夫制改造。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那段时间,正是近代日本企业股份制改造最为活跃和关键的阶段。在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据统计,总共4596家公司中的56%(2583家),是股份制公司。作为商界领袖,涩泽荣一在很多企业募集股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生与之有关的企业达178家)。第一国立银行、东京瓦斯、日本砖瓦、东京制钢、东京人造肥料、东京石川岛造船所、帝国饭店、王子制纸、日本铁道、日本邮船、东京海上保险、大阪纺织、札幌麦酒等在后来乃至现在都是为人所熟悉的著名企业,就是在这段时间及之后完成了股份制公司的转变。也就在这个过程里,通过收购股权,我们熟悉的三井、三菱等财阀开始逐渐系统化形成。

然而,战争引发的景气是不能够长久的。在无法对既有产业机构和经济模式进行质变优化的状态下,短期的鸡血只会为未来的经济危机增加更大的破坏力。所谓第二次企业勃兴到1896年末就开始出现低落。次年1月各企业股票和新公司股票开始猛烈下跌。1898年1月到10月,银行、铁路公司等294家企业中有218家歇业、倒闭或者减少资本。1900年前半年企业破产55起,第二年同期增至165起。1898年,东京股票交易所股票从1897年的336点下跌到133点。1899年日本经济干脆进入了恐慌年,1900年爆发了金融危机。随着过去问题的逐渐被消化,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很快又迎来了日俄战争,开始了下一次类似的循环。最终这种畸形的循环模式,无法创造一种正常的经济结构,将日本不知不觉中拖向了引来两颗原子弹的深远的未来灾难。



朝鲜:赤贫与变革

阎京生

在朝鲜王朝开国太祖李成桂之后的500年里,朝鲜和中国一样,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在1876年,朝鲜全国的人口为1688万,其中80%以上是农业人口(当时日本和欧洲的农业人口在65%左右)。

虽然伴随着农业的发达,朝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商业和手工业,但是商人和工匠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以工匠来说,他们和明朝的“匠户”一样,从身份上来说是官府的奴婢,按照户籍被编为固定的“京工匠”和“外工匠”,一旦官府有令,工匠就要无报酬地为其制作各种物品。

商业也不发达,朝鲜王朝时期,只有在汉城(京城)、开城(松都)和义州(龙湾)三地有势力强大的商人阶层,被称为“京商”、“松商”和“湾商”,其中京商以贩卖王室和士大夫所需的奢侈品为主,松商和湾商则经营对中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20世纪初朝鲜京城、开城等地的商业巨头,比如大昌贸易株式会社、泰昌财阀、永信社、高丽参业社等等,其祖先都是经营对华贸易的京商或松商。

朝鲜王朝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是人参,此外还有高丽纸、花席、刀子、海产,以及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等贵重成药,从中国进口高级绸缎、药材、书籍,以及针线刀剪、烟袋算盘、笔墨砚台等日用品。朝日贸易在18世纪之前是朝鲜出口人参和中国丝绸、换取日本的白银和砂金。19世纪初日本限制金银出口,朝日贸易的主要内容变成了朝鲜出口牛皮,从日本进口铜。

崩溃的货币体系

朝鲜本国的商品经济落后,货币流通量也少。李朝初年仿照明朝发行了楮币(纸币),但是由于增发、滥发,楮币很快就失去了作为货币的信用。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朝鲜人在纳税、交易、置产,乃至行贿时,最常用的货币是装在稻草包里的大米,其次还有麻布和棉布。朝鲜流通的铜钱一方面依赖从中国进口,另一方面从1423年开始铸造本国的铜钱“朝鲜通宝”,1678年又铸造了“常平通宝”,铸钱所需的铜全靠从日本进口。

由于朝鲜的钱法紊乱,朝廷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允许户曹、常平厅、赈恤厅、训练都监等文武官署自行铸造铜钱,导致恶钱、私钱泛滥。这些铜钱成色低劣,重量飞薄,被称为“叶钱”。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拜尔德女士在其著作《朝鲜和她的邻居》中写道,1894年时,虽然汉城、开城等大城市和仁川、釜山等通商港口已经可以使用日元纸币,但朝鲜内地仍用铜钱当货币,1美元能兑换3200枚铜钱。10英镑换成的铜钱需要用六个男人来抬,这给外国旅行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1893-1894年,淮军将领聂士成曾考察了朝鲜北部。在朝鲜咸镜道的富宁府,聂士成曾与当地府尹笔谈,府尹感慨说“自从就任该职,已经四年,如今亏空公款四千余贯,上国大人见到国王时,望代为吁恳”。 聂士成对于甲午战争前夜朝鲜的观感是“城池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积蓄。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当时朝鲜虽然已经开辟了仁川、元山等贸易口岸,但是“各海口出产稀少,不通商贾大道,无甚起色”。

恶臭的京城

1894年前后,伊莎贝拉·拜尔德和日本驻汉城领事馆书记生盐川一太郎也曾像聂士成一样游历朝鲜,并将见闻各自写成书。他们在书中不约而同地对当时朝鲜经济落后的面貌有所描述。连作为首都的汉城,街道都充满了泥泞和恶臭,路旁堆满了垃圾,人们随意在街上倾倒大小便,载运货物的牛只也随地便溺。日本作家原田敬一在《日清·日露战争》一书中也写道,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乘船在元山登陆的日本陆军士兵一上岸,就被空气中弥漫的臭气和道路上的粪便、猪群惊呆了,不少日本士兵被扑鼻的臭气熏得当场呕吐。

盐川还观察到当时朝鲜的农业水平非常落后。河川堤防普遍失修,一旦霖雨连绵,就必然会暴发洪灾。由于百姓砍伐树木当燃料,山丘全都变得光秃秃的,降雨稀少,旱灾频仍。此外田地里大多没有引水灌溉的工程,农民面对旱灾手足无措。此外朝鲜的农具和施肥方法都没有得到改进,与日本17世纪江户时代的水平差不多。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大量工业人口,工厂主选用廉价的朝鲜米作为工人的主食。米和大豆成为当时朝鲜最主要的对日出口物资。由于大量出口,导致朝鲜国内米价上涨,从1886年的每石2600文左右迅速涨到了1903年的每石8589文。另一方面,由于从日本大量进口白棉布、食盐、烧酒、洋钉、洋伞等商品,朝鲜传统的农村手工业受到了严重打击。

拜尔德和盐川两人在甲午战争前后对朝鲜的最大观感是,一方面当地民众生活困苦,另一方面作为特权阶级存在的两班(士大夫阶层,两班指的是上朝时的东班和西班,即文武官员)和政府官僚却极尽掠夺、榨取之能事,已经成了祸害朝鲜的吸血鬼阶层。按照“祖制”的规定,朝鲜官员的俸禄非常微薄(按照《续经国大典》的规定,正一品官员的月俸只有米三石八斗、豆二石),因此受贿和贪污腐败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的原因,就是京城武卫营和庄御营的士兵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俸禄,当全罗道运来一批漕米、好不容易发放一个月的俸禄后,又遭到宣惠厅堂上官闵谦镐的克扣和中饱,米中掺入大量米糠和砂石,不堪食用,导致愤怒的士兵发动哗变。

朝鲜王朝的官员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概念,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对商业阶层进行无休止的诛求。地方商人要缴纳的税收包括“官分”(交给地方官府)、“营分”(交给兵营)、“洞分”(交给洞、里等底层行政单位)、“贸易分”(营业税),以及交给国王、王妃、世子、义和宫、龙洞宫、竹岘宫(均为王室宗亲)的孝敬费用等等。两班和官吏常以“借钱”的名义向商人索取钱物,如果不及时孝敬,就要被抓到官府拷打。作为既得利益阶层,这些人还反对对朝鲜实行任何方式的内政改革。

甲午战争日军占领朝鲜后几个月时间里,朝鲜的“军国机务处”推出了208项重要的内政改革措施,包括新订官制、设内阁总理大臣、改六曹为八部、捕盗厅改为警务厅,以及废除科举考试等等。经济方面,新政府把分散在王室、户曹和宣惠厅手里的财政及赋税大权统一收归度支部,废除实物纳税,实行银本位制,发行白银、白铜、赤铜、黄铜四种新式货币(银币一两等于旧铜钱一百枚)。其他的改革措施还包括统一度量衡、废除清朝光绪年号、废除公私奴婢、禁止贩卖人口、禁止早婚、惩治贪官、改善贱民待遇等等。这些改革措施被统称为“甲午更张”。

千年外债

1895年2月,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经济状况的报告。在1894年(甲午年),朝鲜的岁入为749万日元(按照日元与银两的兑换比例1:0.644换算,约合纹银482.4万两)。在朝鲜的岁入来源中,地税为500万元,平安道地租50万元,红参税18万元,渔业税和盐业税1.2万元,屯田税30万元,户赋钱100万元,海关关税50万元。骇人听闻的是,当时朝鲜积欠的外债(包括向日本第一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清朝招商局、同顺泰票号的借款等)竟然高达7.12亿日元(4.585亿两),内债也多达9.46亿日元(6.09亿两)。朝鲜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在每年96万日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不计算利息,朝鲜要偿清这些外债也需要花1727年的时间。为偿还债务,一方面要把朝鲜每年的全国预算支出压缩到650万日元以下,另一方面要设法增加朝鲜的政府收入。

“甲午更张”虽然有不少内容是为了社会发展而应当实施的条款,有利于朝鲜向近代化国家转型,但由于是在日本的武力背景下、由亲日派来主持实施的,因此在朝鲜国内引起了激烈的反弹。1895年底,闵妃试图借助俄国的力量来排除日本的势力,被日本公使三浦梧楼派日本军人和浪人杀害。随后成立的第四次金弘集内阁在日本的鼓励下推行更激进的“乙未更张”,包括颁布“建阳”年号、使用公历、建立邮政网、在全国建设小学、推行种痘等措施,同时还下令全国男子剪发,在朝鲜社会引发剧烈骚动,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兵运动。翌年2月,不堪忍受日本挟制的朝鲜国王李熙逃入俄国公使馆,金弘集内阁垮台,随后建立起以金炳始为总理大臣、李完用为外务大臣的亲俄政权。

1897年8月,朝鲜年号改为“光武”,同年10月12日,朝鲜高宗李熙称帝,建立了寿命只有十三年的“大韩帝国”。这一时期朝鲜的改革以“旧本新参”(指以旧制度为根本、参酌新事物)为基本路线,在政治上趋向保守,同时推行经济和军事的近代化。从1897年到1904年这段时期,大韩帝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后世总结为“光武改革”。

“光武改革”推行的改革措施与辛丑条约之后晚清政府推行的“慈禧新政”有很大的相似程度,都带有浓厚而急进的西化色彩。最显著的特点是君权的极度膨胀,各部的权力逐渐被削弱,一度准备改造为议会的中枢院也变得有名无实,一切权力都向代表宫中势力的宫内府集中,宫内府下属的内藏院代替度支部,成为全国财政赋税的核心机构;宫内府警卫院代替警务厅,总管全国警察事务;宫内府铁道院管理全国铁路干线;宫内府通信司代替电邮局,管理全国邮传电讯……这与晚清推行的“皇族内阁”有异曲同工之妙。

邮传铁路方面,1899年大韩帝国从法国手中收回了京义线铁路(汉城-新义州)的敷设权,并修建京元线(汉城-元山)、湖南线(汉城-大田-木浦)等新铁路干线。不过,京仁线(汉城-仁川)和京釜线(汉城-釜山)两条重要铁路干线的敷设权被日本人所把持。1900年韩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到1902年已经开通了汉城、仁川、平壤、釜山等地之间的长途电话。殖产兴业方面,大韩帝国时期采取鼓励工商业的政策,在日俄战争前出现了大朝鲜苎麻制丝会社、汉城织造会社、汉城电气会社、仁川邮船会社、大韩天一银行、汉城银行等一系列新型企业。

大韩帝国在“光武改革”时期主动对外开放了木浦、镇南浦(今朝鲜南浦)、马山、群山、城津(今朝鲜金策)等通商港口,以及平壤等内陆城市,允许外国商人和侨民自由居留。同时利用美俄等国的外资发展电车、自来水等公用事业。1898年批准与美国合资的汉城电力会社建设首都的供电系统和有轨电车系统,汉城自来水公司也有美国商人的参与。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韩帝国在1901年宣布实行金本位制度,请日本的大阪造币局代为铸造年号“光武”,面值5圆、10圆和20圆的金币(成色90%金、10%铜,与日元等值),并在1903年设立了韩国中央银行。“光武改革”的另外一项重大措施是被称为“光武量田”的全国土地丈量工作,聘请美国的测量人员,依据西洋式方法丈量国土,并依据丈量的结果重新授予地契。这是进行全国土地开发的前奏。在进行土地丈量的同时,还对韩国全国的山林、矿产、水力等资源进行调查。不过,由于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以及日军占领韩国,“光武量田”在丈量了全国土地的2/3后就被迫中止了。“光武改革”的进程在1904年因日俄战争爆发而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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