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点名慈善”背后

2019-08-14 15:36:47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白血病患者莫向松与十几面同学在新希望集团门口下跪筹钱,这是“道德绑架”,“吃大户”传统的滥觞还是制度缺失的后果?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白血病患者莫向松,与十几面同学在新希望集团门口的下跪,为筹得骨髓移植的费用,并表示希望成为企业的雇员还债。面对这样的无奈的画面,不禁让人感慨,这是“道德绑架”,“吃大户”传统的滥觞还是制度缺失的后果?企业与个人,到底怎么做,才能面对社会日益增长的救济诉求?



被混淆的福利与慈善

特约评论员 刘远举

白血病患者莫向松“点名借钱”的事情引来了一些争论。莫向松是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的学生,去年11月不幸罹患急性白血病,如果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他有治愈的希望,不过,六次的化疗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在这种绝境下,他先是赤身躺在闹市草坪上,自称“希望用太阳光杀死癌细胞”。后来,身绑着玫瑰花,与14名同学集体跪在新希望集团大门外,身旁的广告牌上写着“请你借我100万现金,我为你免费打工一辈子。”对于他的行为,企业表示:“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在公益事业方面有计划、也有行动。对于这样的行为,不予置评。”

莫向松的奇怪之举,让他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当他赤身躺在草坪上的时候,舆论更多的是同情、祝福,但到了指名借钱的时候,更多的是反对与批评的声音,认为他是在搞“道德绑架”。

这样的评价当然不能说是错的,但却稍显轻飘。社会慈善的逻辑是关注,有了关注,往往就能获取资源生存下去,莫向松没有漂亮的容颜、没有激动人心的故事,没有丰富的人脉,唯有豁出去,获取舆论的关注,才能有生的希望,说白了,不要脸,但要命。

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求生之人,做过多的道德评价,意义不大。甚至,责备陪他一起下跪,“胁迫”私企的同学也显得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许这些同学并不愿意为莫向松负担债务,但起码,他们也愿意陪他跪下,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样的同学,也不是人人都有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了的。

所以,轻飘飘地说一句道德绑架,实际上缺乏移情换位、设身处地的思考。对一些人来说,即使死去也会选择保持做人的尊严,甚至不轻易向外人展示自己的窘迫与苦难。这种生命的尊严当然是高贵,但是,对于愿意用尊严去换得可能的生存机会的人,文明社会的道德也不会过于苛责,比如,士兵陷入绝境之后,是应该继续保持高贵的国家尊严,还是活命要紧选择投降?

当然,另一方面,对他的行为的宽容,并不意味着道德绑架是对的,也不意味着这是企业的义务,企业不予回应,无可厚非。不难想见,企业若作出积极反馈,求援的请求一定会潮水般地涌来,不胜其烦。毕竟,莫向松的行为,有着深刻的社会意识土壤。

东方社会中,有传统的“吃大户”心理,在近60年中,这种吃大户的心理进一步被制度所强化。在现代社会中,对企业家的财富来源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财富源于企业家的冒险、创新等企业家才能,另一种解释则是,财富来源于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虽然在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大行其道,但对财富的解释仍然未有大的变化,正因为如此,人们的思想深处暗藏着:“你有钱,是因为剥削我们”的想法,进而产生出“财富越大、义务越大”的观念。实际上,莫的行为就源于QQ群中,有一个人随口说了一句“去找四川的富豪借啊”。

莫向松点名借钱的行为虽不可取,但社会也不应该对像莫向松这样的人熟视无睹。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的慈善救助体系,已经落后于中国应有的水平,在公民的医疗、意外等保障上政府还应做得更多,这一点无可争议。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公民福利与救济,是有区别的。政府应该提供的是福利,而不是救济,政府办救济,必然会遭遇逻辑上的矛盾,注定陷入尴尬境地。

几乎与莫向松点名借钱的行为同时发生,在陕西,也有一桩点名求援,不过这一次,对象换做了慈善总会。7月3日下午,一名男子来到陕西省宝鸡市慈善总会门口,用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以生活困难、身体有病为由,向宝鸡市慈善总会索要900元钱,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自残。民警劝说无效之后,慈善总会的领导到场,以该男子情况特殊为由,特批给他300元,大事化小。事后,当地公安机关以没有造成恶劣影响为由,没有追究这名男子的责任。

人们反对莫向松向企业点名借钱,他的举动也很难成功,但陕西男子却能向慈善总会逼捐成功,也能得到舆论的支持。也许,如果莫向松点名借钱的对象变换一下,舆论态度很可能立即反转。

这正是中国救助体系的一个尴尬境地。中华慈善总会,是一个全国性非营利公益社会团体,其组织属性是一个社会组织,但众所周知,其本质仍然是政府搞慈善。那么,慈善总会,到底是一个政府机构,还是一个社会机构?政府搞的慈善,到底是公民应有的福利,还是仰仗他人善意的慈善?当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混淆之后,义务与善行的界线也混淆了。

那么,当善行变为国家义务的时候,国家制度层面的救济制度能完美的解决所有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完美的救助体系,无条件地救助每一个需要救助的人,那么,交社保与买商业医疗保险的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傻瓜。换句话讲,国家建立的完美的救助体系,就等同于全民的高额强制医保。但即便国力强如美国,这仍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充满争议的国家任务。

所以,国家应向公民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但除了量上的提升之外,还应明确慈善与公民福利的区别,把慈善更多地交给社会来做。这不但能避免伦理与逻辑上的尴尬,而且,社会慈善的发展,也能救济更多处于绝境中的人。



请尊重企业的“私域”

王鑫

在北京开车,停在繁华路段的十字路口,总能看到一些乞讨者穿行于车流间。身上恰好有点零钱相赠,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有时,行乞者把手直接伸进到车窗,或敲打车身,总感觉有些不自在。仔细想想,我并不在意那微不足道的赠与,但我在意他是否 “侵犯 ”了我的 “边界 ”。

身患白血病的大学生莫向松,带着一众人等集体下跪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借款 100万治病,不论他如何承诺打工还款,这种行为和把手伸入别人车窗乞讨的人一样,侵犯着别人的 “私域 ”。诚然,把莫向松与乞讨者做类比是不恰当的,但维系 “慈善 ”两端的施予者和受让者,尽管在财富上是不公平的,但不能因为财富的不公平而导致在权利上的不公平。换句话说,不论我站在多么高的道德高地,你仍然有 “为富不仁 ”的权利。相应的,不论我如何一贫如洗,我仍然有 “不食嗟来之食 ”的自由。

现在一直提倡打造“公平的社会”,而这一概念前提就是尊重个体的尊严。可惜的是,中国的传统和近代以来的诸多动荡,致法治文明多有破坏,进而使我们缺少对 “私域 ”合理的尊重,而习惯使用集合起来的舆论力量进行道德和礼教干预,用目的正确性来解释手段的合理性。这是个很无奈的命题:跳 “广场舞 ”的大妈们是为了锻炼身体,所以音乐声音再大点也得忍着;城管是为了城市的整洁有序,所以用点暴力执法也无可厚非;陈光标是为了宣传慈善观念,所以做法再令人作呕也应该支持;同样,治病救人,善莫大焉,所以就算 “逼捐 ”也不过分。有意思的是,大妈们、城管们、陈光标们,在他们刻意消费其他人的宽容时,自己却成就了人们的笑谈。

患病的莫向松值得同情,但这种病态的索取方式却毫不值得点赞。其吊诡之处在于他刻意打包了几个逻辑,把一个私人事件刻意演变成一个公共事件,让故事变得异常复杂:其一,我病了,你是富人,你要给我钱治病;其二,我不是要钱,我是借钱,我会还的;其三,你要雇我,我才能有钱还。把三个逻辑叠加在一起,就成了求助者为新希望集团提出的一个貌似合理、附加了道德条款的全面解决方案。

从一个企业管理者的角度出发,如果把这三个逻辑拆散来看,无论对于新希望集团还是我自己来说,回答起来都不难:第一,我有权决定是否帮助你,我不欠你的;第二,是否还钱根本是一个未知数。第三,我为什么要雇你?大企业雇人是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的,有着科学的人力资源体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所以“莫向松”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新希望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但有人却有意无意地混淆了“慈善”的逻辑!“慈善”是同情心的表达,但前提是我既可以选择这么做,也可以选择不这么做,且无可厚非。而如果就这件事情给新希望再扣上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的帽子,就更荒谬了。

我在一家德国企业工作。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这家企业有很系统的管理模式、清晰的原则(应该开展什么样的项目)和明确的范围(在哪些领域开展活动)。企业不是慈善机构,这是事实;企业需要回馈社会,但不能无原则地提供慈善支持—因为企业最好的回馈社会的方式是用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去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是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发挥社会组织功能的地方。或许有人会不认同这点,但从企业管理者角度出发,用100万去资助“莫向松”们,不如用100万去改进产品质量、减少污染、改进服务等,使更多的消费者受益,这才是企业的本分。

从应对这个事件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企业不应该有压力,但应有同情心。我认为有几种处理,可以选择全盘答应莫向松的条件,或许能换得一些美誉,其他的就别想了,而且还要做好之后会络绎不绝出现效仿者的心理准备,有可能会变成另一种危机。也可以选择钱钟书的方式,“你向我借100块,我给你50,你也别还了。”这样一了百了,免得日后是非。还可以通过专业的慈善机构协作处理,把事件导入合理、合规的程序。其实选择很多。

那么,新希望到底该如何回应?我不知道。但无论怎么回应,都是新希望的 “私域 ”,是它作为一个企业有权利、有自由决定的,别人都对其无可指责,更没理由再踏上一万只脚,去口诛笔伐。

毕竟,学会尊重别人的 “私域 ”,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希望得到企业的尊重和帮助,也需要尊重企业的“私域”。

(作者系某世界五百强企业在华高管)



邓飞:求助失当需要制度性解决

本报记者 李兮言

据媒体报道,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的一位大学生身患白血病,为了筹得骨髓移植的费用,近日这位大学生带领十几名同学在成都新希望集团大厦前下跪,向新希望董事长刘畅借款100万元治病。一跪之下,舆论哗然,这是“道德绑架”,还是制度缺位之下的无可厚非之举?

随着国内公益实践逐渐增多,国人对“慈善”的认识慢慢加深,慈善再也不单纯是“开仓济粮”,有关慈善的话题,近年来亦常常引发争议。就点名慈善、慈善方式等相关话题,时代周报对“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大病医保”等公益活动的发起人邓飞进行了专访。

时代周报:莫向松的事情在网上引起了很大争议,一方面人们同情这位贫穷的大学生,但也有评论认为他这种做法属于“道德绑架”,你对这种“点名慈善”的做法怎么看?

邓飞:一个人找谁来求助,是他的权利和自由,没有什么好批评的。但是另一方面,被找到的那位富豪愿不愿意帮助这个人,也是他的权利和自由。所以,媒体去报道这件事情,给那位富豪形成舆论压力,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事关个人自由问题。

时代周报:假如面对的是你,你会怎么做?

邓飞: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不应该有压力或者批评。如果我是那位富豪的话,我也不认为我会感受到压力,个人自由这是正常的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原则,不能被撼动,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说他能够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而不是回避,我认为会更好。更进一步,我不认为要求助必须找到某一个人。求助可以理解,但是不应该只是给一个人压力,我不认为这是个好的方法。

时代周报:这位大学生在媒体采访中谈到,他认为找民政社保部门求助并不能起作用,同时又不大信任或者不了解社会上的慈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才采取这个做法。这是不是反映目前类似事件国内缺乏救助路径?捐助者和受助者应该如何对接?

邓飞:每个公民都可能会出现伤痛病害这些不测的事情,保护一个公民或者一个家庭,使他们免于绝望的处境,这是社会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但是目前国家因为财力所限,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提供稳妥的医疗和社保,也没有能力去实现全面的保障,这是事实。这个时候,社会组织等其他方面,比如民间慈善组织或者互助组织,本应该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但是却没有,才会出现求助无门或者不知道怎么求助的情况。因此需要去讨论怎么样制度性解决这个问题。

时代周报:那么你对这位大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邓飞:如果我是这个大学生,我会更诚实地告诉大家我需要怎样的帮助,让更多人支持我,而不是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而且我会用自己的一些行动来证明我的一些诚意。我以前帮助过一个家庭,那家的孩子想救他的爸爸,我就让他把自己每天的行动,包括怎么去找医院、怎么去找其他人帮忙,一一记录下来,以此向外界表现他的诚意和对父亲的爱,去感染、打动更多人的人,从而说服大家来帮助自己的家庭,而不是指定某一个特定的人来帮助,因为个人是没有义务的。

我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很难建立一个比较完美的制度去帮助人们获得医药费治疗疾病,因为即使欧美国家目前也满足不了,可以看到西方也总有人会因为没有足够的医药费而丧失生命。国内目前会有一些针对儿童救助的组织,但是也不可能会包下所有医药费用。国家有大病医疗保险,会有一些倾斜性的支持,但并非等于能够包下所有费用一直到把病治好。如果得了白血病,政府、社会组织要帮他治好,那艾滋病人怎么办?其他病人怎么办?如果都能包下,那就是很完美的大同社会,目前的现实是做不到的。,我想目前只能通过家庭、社会组织、商业保险和政府联合起来解决。至于那个大学生,好的方面是这个孩子目前已经通过他的方法成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时代周报:慈善的方式也有争议。例如陈光标式的慈善,有些媒体称之为“暴力慈善”,你认同吗?到底怎样去做慈善,才能做好慈善?

邓飞:我同意这个叫法。陈光标的初衷有可能是希望做好事,但是他不了解这里面的规律,所以他的慈善行为就有可能损害受助者的尊严,从而丧失慈善的目的,这是“不科学的慈善”。慈善也是一个行业,只要是行业就会有它的规律规则,做慈善是为了帮助别人解决问题,问题除了物质上的外也包括精神上的。有时候你解决了物质上的问题,但可能会带来精神上的问题,就像陈光标这样,可能让一些受助者觉得尊严损伤。任何行业都有它的规则,我们要尊重它。既要帮助他,又要注意他的感受,这就是这个行业的规则。

时代周报:怎么看待被救助人的“白眼狼”现象,即便不要求同等回报,但有些人可能没有一点感恩之心,你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

邓飞:我帮助过很多人,一直坚持我的信念,我没有思考过回报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帮助人是我提升幸福感的方法,所以我从来不需要被救助的人感恩。捐助者可以试着从这个方面去想,救助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帮自己。

时代周报:可能会存在一些企业想去做慈善,却不知道怎么做的情况,怎样去更好引导慈善的力量?

邓飞:的确存在这个情况,有人想做慈善,但他不懂行业规律,这个时候我认为他应该去请教专家,或者交给专业的人做,通过外包的方式实现他的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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