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诺奖得主中国行专题报道之二:五年诺奖中国行侧记

2019-08-18 14:03:31
2009年,在时代周报创报次年,第一届诺奖得主中国行活动启动,这项活动在随后的时间又举办了3届,已经成为中国传媒界的重要品牌之一。

本报记者 张子宇

2009年,在时代周报创报一年之后,第一届诺奖得主中国行活动启动,这项活动在随后的时间又举办了3届,已经成为中国传媒界的重要品牌之一。在第一届的时候,几乎没有疑问,当时的人选被确定为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由于对金融危机的成功预测,时年55岁的克鲁格曼成为该奖项的最年轻得主。

而时代周报与保罗•克鲁格曼这位媒体届的经济学奖得主,也有一定的关联。其因缘际会,要回溯到2008年,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正式出炉的时刻,远在大洋彼岸的筹备期的时代周报在试刊第一期报纸的头版上刊登了《萧条时代的大师》一文,以6000多文字生动地刻画了克鲁格曼的主要理论和人生。可以说,时代周报的第一个面世版本正是以克鲁格曼发轫;而另一方面,时代周报在创立之初,也是纽约时报的版权合作伙伴,而克鲁格曼的成名也和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有极大的关系。
 
克鲁格曼是性格男

从某种程度来说,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的克鲁格曼,确实应该到中国来看一看。在美国,克鲁格曼抨击里根时代吹起的新自由主义资本经济风潮,认为缺乏监管的资本主义是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的灾难的主因, 从可以溯源到里根时代的共和党政权为此要负很大的责任,由于中产阶级的相对衰落和富人的膨胀,为了避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只能放宽金融管制,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克鲁格曼抨击美国缺乏管制,对于以管制著称的中国来说,应该能给他一些新的启迪。

由于格鲁格曼的主要成名在于他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判断,所以在那次中国行中,主题也被确定为“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中国制造与广东创新”、“全球金融危机改写中国经济地理版图”等。而在广州,克鲁格曼还见到了一位重要的中国政治人物,那就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在克鲁格曼访华那一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制造业见长的广东形势并不好,大量的出口企业忧心忡忡,政府也不断提出要进行经济转型。不过在这次访华中,克鲁格曼却提出了一些安抚性的观点,他提出,全球化并没有走到尽头,虽然全球贸易额严重下滑是不争的事实,但可能只是临时的现象,由于耐用消费品的回升,即使在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的情况下,全球贸易的复苏可以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

作为一个长期在报纸上撰写专栏,并持有左派观点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是一个非常有锋芒的人。相比于之后的几位访华的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往往坚持自己的原则,比如他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问题一概拒绝回答,而在之后的几任访华诺奖得主中,除了以数学见长的罗斯也不太喜欢回答不熟悉的问题外,其他几位往往出于礼貌,愿意给一些比较泛泛的点评。这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在耶鲁大学的时候,才子克鲁格曼就因为性格太强,得罪了很多人,最后连奖学金也丢了。

总的来说,在那次的访华过程里,克鲁格曼以其锋芒和个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注劳动力和就业的皮萨里德斯

2012年的诺奖得主中国行在北上广深四地同时展开。可以说是历年诺奖活动中,在短期内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而且在第一届克鲁格曼中国行当中和中山大学展开的合作,这次又有一家新的高校——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成为合作伙伴。

相比于第一届的克鲁格曼颇有点咄咄逼人的狂傲书生色彩,作为世界级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的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ntoniou Pissaride)相形之下有着典型的英式绅士作风。在中国期间,皮萨里德斯每一次出席公众活动,都西装革履,穿着一丝不苟,而且他一定戴着诺贝尔奖的徽章。因为皮萨里德斯知道,大家很在意他是一名诺奖得主。能够突出这一点,对于主办方和慕名而来的听众来说,也能够让大家高兴。在这一点上以及很多细微之处,皮萨里德斯显示出作为一所大学领导所具有的为人处世的成熟之处。

而且皮萨里德斯和中国的缘分,也不限于这次诺奖活动。很多人会注意到他的妻子魏莉华。那同样也是一位在伦敦政经学院工作的华人研究者。有一个中国太太让希腊后裔的皮萨里德斯能够预先对中国的很多东西有所体验,包括中餐在内。据皮萨里德斯夫妇透露,在伦敦的时候,他的食谱上,绝不缺少中餐菜式,甚至包括一些炖汤。也因此,皮萨里德斯对中国的食物,倒也非常适应。

2012年的这次诺奖中国行的主题和人口有密切的联系,由于皮萨里德斯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劳动经济学,而在当年的中国,刘易斯拐点即人口红利丧失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人们迫切地谈论,到底中国是否需要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进程会有多快,中国社会又是否做好了迎接这一切的准备。

 皮萨里德斯认为,也要关注劳工报酬比例问题,给以多少比例的报酬才是合适的,这点非常重要。他并不赞同那种极端的主张高工资高报酬的做法,认为在一些国家,劳动力市场实际上已经束缚了国家经济的增长。

在当届的活动中,北京师范大学的经济学家钟伟教授也对目前的人口政策提出了一定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可能出乎大家的想象,未来面对的劳动力不平衡压力,将会极大地压缩中国经济的成长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3年开始,即本次以人口与劳动力为主题的诺奖中国行结束之后一年,中国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从原来的严格的一胎政策调整为允许单独子女家庭生二胎。除此之外,让600所大学向技校转变,进一步提高基本工资等改革,都被视为是对人口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而进行的应对。从这个角度说,2012年的这次诺奖中国行在主题上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由于名字比较长,皮萨里德斯被戏称为“皮萨教授”,或者“皮萨”,私底下,陪同工作人员也都这么叫。把诺奖得主,伦敦政经学院系主任的名字叫得如一种食物一般,虽然非常有意思,但到底感觉有些不太尊重。所以没有人有底气真的告诉皮萨里德斯,有人叫他皮萨。不过,在诺奖活动进入尾声的时候,皮萨里德斯的太太魏丽华告诉陪同的工作人员,教授早就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外号,只是他故意装作不知道。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

看起来,现在已经被英国政府封为“爵士”,风度翩翩的皮萨里德斯其实也有小“腹黑”的一面。

小额贷款创始人尤努斯带来一个团队

2013年,在中山大学的校园内,走进了一位黑皮肤的孟加拉人,他的出现,引发了周围莫大的骚动。学生们争相前去和他握手合影及交谈,其中包括一位残疾人。后来知道,这位残疾人是一位创业者,他立志于通过自己的奋斗,为更多残疾人创造就业和发展机会,也因此他希望能够见到当年诺奖得主中国行的主角、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称为农村小额贷款创始人的默罕穆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
其实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的社会声望超出了其他几届的经济学奖得主。而他的理论,其实也更加容易被普罗大众所接受。早在多年前,尤努斯的小额贷款理念,就被一直关注乡村建设问题的中国学界和舆论界所高度关注,有关尤努斯的介绍和报道非常丰富,可以说,尤努斯正因为对社会问题(脱贫)的高度参与而在中国获得很高的知名度。

这种情况在那次诺奖活动中也有充分的体现,2012年的诺奖活动是在著名高校广州中山大学举办的,当尤努斯甫一出现,就在学校中引发学生们超乎寻常的热情欢迎。这种情况,是几届经济学奖得主中国行时,在高校中时都没有出现过的,2012年时的皮萨里德斯,2013年的罗斯和2014年来中国参加经济论坛的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在上海交大、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的校园内时都没有引发像尤努斯这样的轰动性。

其实,尤努斯之所以参加2012年的诺奖得主中国行,也和时代周报在其领域的渊源密不可分。作为尤努斯理论的中国实践者,一直在江苏开展小额贷款试验工作的高战就是时代周报的同事。而因为高战的原因,时代周报在传统上对农村信贷和小额贷款等模式就比较关注,而在那一年,中央进一步深化对金融系统的改革,在小额贷款方面的体制上有所松动,传统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亦有意加速这方面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尤努斯并不是2011年当届的诺奖得主,却被选中而有了这一次合作。而且很重要的是,尤努斯并非是只身前来,他带来了包括时任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行长的拉提菲教授(Latifee)在内的整个团队。

在整个活动中,讨论的焦点还是在于,如何保证农民能够按时按质地偿还贷款,以及妇女在孟加拉模式中的作用。尽管尤努斯在孟加拉做出了一些成功过的先例,并且高战在苏北地区也进行了一些成功的探索,但是人们依然担忧,如何能在中国大规模复制这些成功,并走出一个良性循环。

对于这些问题,尤努斯的建议是一定要有风险控制机制,要有监管部门,就像现有的银行一样。要监管你是否有足够的储备,是否借出了太多钱,是否能够支付储户的利息。此外,还要有储蓄保险,这样一旦发生什么风险,储户依然能够拿回自己的钱。如何保证储户的权益,这是所有银行都关心的事情;现在已经有一定的机制,是完全可行的。

而在尤努斯的这次访华一年以后,农村小额贷款被另一个方向的问题取代,而引发媒体的高度关注,那就是浙江等地爆发的信贷危机,已经令大量个人信贷网站破产。由于缺乏良好的融资渠道和释放资金渠道,在很多地方都爆发了或深或浅的隐性高利贷问题。而在另一方面,农村建设和小额信贷的发展依旧任重道远。从这个角度说,尤努斯理念的中国实践,恐怕还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继续发酵,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罗斯:广告里的我,很有趣

如果说2008年和2012年的诺奖得主中国行活动的主角分别是一位专栏作家和一位银行家的话,2013年的主角又再次回归校园学者了。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尔文•罗斯教授(Alvin Roth)是一名很典型的数学家,因为对稳定分配理论的建树,罗斯与劳埃德•沙普利(Lloyd Shapley)分享了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认定,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涉及经济领域一个中心问题,即如何实现供需匹配,继而把抽象理论延伸至市场机构的实际设计。

罗斯朴素的作风贯穿了整个2013年的诺奖活动当中。他只有一件很小的可以带上飞机的手提行李箱和一个看上去完全可以用破旧来形容的书包。而且罗斯教授一直坚持自己来背这个包。当时罗斯曾被问及这次访华可能会买一些纪念品或者接受一些赠礼,以现有的箱包是不可能装载的时候,他回答:“那就找机会寄回去吧。”
除了一个破包和破箱子之外,就是一件很旧的西装外套。尽管中国行的时候,处于夏天,气候比较炎热。但是罗斯坚持携带那件西装外套。因为在每一次公开演讲的环节,他会穿上这件外套,这样显得正式些。可以说,尽管这位美国学者在每一个环境都贯彻了简单朴素的作风,但是对于着装的基本礼仪,他却一丝不苟,没有任何简化。另外,罗斯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却没有什么饮食禁忌,对于相关的提问,罗斯的回答是,我在旅行时什么都吃。

对于罗斯热,罗斯自己也有兴趣。“我特别想拍下那些印有我照片的巨大的广告招贴画,然后和我的妻子分享一下。这并非什么自恋情结,只是对我这位老教师来说,很有趣。”罗斯笑着说,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许多大幅户外广告都在高速公路边上又或者行程太紧张,罗斯还真的多次试图下车去拍照,这也是他在中国期间不多的要求。

罗斯在中国的旅行经历也同样非常丰富,堪比2012年的皮萨里德斯。有所不同的是,皮萨里德斯去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恰好是中国经济的前四位,也就是四座一线城市。而罗斯所到之处除了北京、广州和深圳外,还包括佛山、常熟这样的地方,可以说罗斯所见的是一个相比于其他人更加立体一点的中国。

比如常熟,是苏州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在过去,就属于农村的概念了。但现在那里拥有很多大规模的民营企业。在常熟的时候,罗斯住在一家酒店里,非常的土豪风,但是门口到了晚上都是摆烧烤摊的,酒店里晚上夜总会的声音很响,在那里还有一个参观环节是一座道观,罗斯在那里和一名道士讨论老子和庄子的理论,尽管该名道士的回答并不太令他满意。而在被称为中国家具之都广东佛山乐从,罗斯需要在一个家具卖场中对顾客解释他的理论。对于这些有趣的经历,罗斯表示说,他会当做新奇的异域体会来看。

这一点,曾受时代周报邀请在2014年3月来到中国的当年诺贝尔奖得主萨金特曾在参加活动间隙时谈起,他曾经受邀去河北廊坊,那次的经历给他许多的新奇感受。对于很多诺奖得主来说,非一线城市的规矩、待人接物,那里的官员、土豪等,都会让他们深深地理解《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那本书名《论复杂的中国》。

另一点有趣的是,罗斯研究的是博弈论当中的匹配理论。不过相比于他解释如何为美国的病人寻找器官移植的脏器和纽约及芝加哥两地交易所之间的关系,人们似乎更希望听到其理论对社会世界问题的帮助。“如何帮助社会上的剩男剩女解决单身问题?匹配一个合适的对象。”是罗斯多次遇到的提问。这个问题每一次提出,都让罗斯面露微笑,不过他一般就简单对付过去了。

显然,斯坦福大学的这位教授,对到电视节目《非诚勿扰》中兼职,并不太感兴趣。





2014诺奖得主中国行】专题报道之二

何佳:金融市场忙套利 小微企业融资难

左小蕾:自贸区也要引入竞争机制

尹中立:“房价半年不涨,金融风险就会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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