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码基础研究投入 广东弥补创新短板

2018-06-05 02:21:54
当前广东正从模仿型创新、浅层创新走向原生性创新、突破创新,需要足够的基础性、领先性的创新力量支撑。“尤其是做前沿技术产业,基础研究必不可少,而且速度还要快。”

时代周报记者 潘展虹 发自佛山

把创新当作最大的事情来推动。5月18日下午,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马兴瑞在 “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上提出,政府将承担基础研究的责任,近期正研究将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领域,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学、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七大领域。

会上,16位粤商代表从创新技术研发、人才引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其中,“创新发展”被多次提及,成为发言的焦点。粤商代表认为,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道路。他们希望政府能在创新环境营造、创新服务环节上予以支持。马兴瑞现场作出上述回应。

广东省科技厅披露的数据显示,广东省基础研究经费仅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即R&D经费)的4.23%,低于中国5.2%的平均水平。“这与广东的定位有关。”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许德友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广东打造国家科技产业研究中心,使研究偏向于应用。

广东省社科院宏观经济所副研究员万陆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当前广东正从模仿型创新、浅层创新走向原生性创新、突破创新,需要足够的基础性、领先性的创新力量支撑。“尤其是做前沿技术产业,基础研究必不可少,而且速度还要快。”

基础研究转化周期长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相互依存的。”许德友认为,有足够的基础研究,才能使创新得以持续。

这番论述在企业得到印证。佛山市南海科日超声电子有限公司(下称“科日超声”)是国内第一家研制超声雾化技术的公司。之所以是首家,原因是大部分企业都不愿意在经济效益不高的雾化片上花时间、金钱做基础研究。

负责技术研发的黄宝坤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彼时国内超声雾化技术欠缺基础研究,核心零部件雾化片长期被德国、日本垄断。没有基础研发只能被扼住技术咽喉,依赖高价进口产品。科日超声唯有在超声雾化技术上补齐基础研究的功课来突破:设实验室对雾化片长时间试验并记录原始数据,包括雾化颗粒大小、湿度可控范围、雾化片耐腐蚀性等。“所有实验数据至少经过100次实验,再通过数据分析调整产品性能。”黄宝坤说道。

如今,这个做了无数次试验的实验室已拥有SGS(安规)目击实验室资格,成为国内超声雾化行业首个CNAS认证的实验室,由此出具的检测报告可在美国、欧盟等全球70多个国家、地区互认。接下来,其将引领行业进入国标时代,加快行业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国内无法突破超声雾化核心技术至可出具国际互认的检测报告,科日超声在超声雾化的基础研究至少花了5年,耗资达4000万元。可见,从基础研究至应用研究的周期颇长,并不是每个企业、研发机构都耐得住这样的寂寞。

“从实验室原理、数据走到工厂生产线实现商业化,周期是很慢的。”万陆对时代周报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清华大学一名教授研发某款气垫产品,从论文发表到最终实现商业化,足足花了10年。他解释,创新原理是经过数个甚至数十个实验人员对该项目的研发,但当这个原理要进入量产,一方面要考虑控制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是适应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时还要降低不良品率。

上述种种因素都导致基础研究进入应用时周期长、转化慢,单凭企业一方难以支撑。“全球来看,大部分基础研究都是由民间社团、政府来做,并不是放在企业里面完成。”万陆说,就国内而言,国家、社会应该承担基础研究的责任。

广东基础研发投入仅占R&D经费的4.23%

相较于具体的应用研发项目,基础研发似乎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但近期的中兴事件让整个社会都意识到,基础研究才是创新的供给侧。

近27年来,我国R&D经费以及R&D经费占GDP的比例不断增长,但基础研究经费以及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却是“总量快速增长,比例超稳定”。前者从1990年的9.3亿元增至2017年的920亿元,后者长期保持在5%。

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稍显落后。根据广东省科技厅官网显示的全省R&D经费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广东在基础研究投入1.8亿元,应用研究达到6亿元,增了三倍。直到2016年两者差距逐渐缩小,基础研究投入达到86.02亿元,应用研究为163.9亿元。

尽管如此,广东的基础研究经费放在全国来看,并不是“好看的”数字。在今年初广东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广东省科技厅厅长王瑞军表示,广东基础研发投入仅占R&D经费的4.23%,还没达到全国基础研究投入5.2%的平均水平。相较北京14.22%和上海的7.4%仍有较大差距。

这样的差距有客观原因。王瑞军分析,国家在科技大院、大所、大校方面在广东缺乏布局,这是天然的劣势。多位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学者对此表示认同。“在计划经济时代,广东不是重点发展地区,重大科研基础配置都跟着高校、实验室、国有企业等,例如在北京、上海以及东北、西北地区布局,这些布局点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万陆说,高等学校是基础研究的重要载体,而广东在高等学校数量方面较少,致使整体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偏低的客观事实。

此外,广东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主因。万陆认为,基础研究的特点是不直接创造生产,其属性是公共资源而非市场化产品。基础研究并不能快速变现,唯有应用研究能有效针对市场需求带动经济。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广东发展市场经济时代需要更多应用研究,且近九成都由企业承担,由企业承担的基础研究很少。

“广东提出打造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使研究更偏向于应用型。”许德友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这样的定位使研发更侧重于产业转化,原发性基础研发占比、规模较小。

内外兼修提升研究力量

2017年国家科学奖励大会上广东获得38项奖项,其中28项是科技进步奖,10项是技术发明奖,在自然科学奖方面则有所欠缺。数字上的差距也让广东意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去年,广东尝试引进省外、国外的高端研发机构,包括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和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等海外顶级创新力量,以及与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等国内一流科研机构合作共建研究院、实验室等。这些科研机构所涉及的都是全球热点的前沿科技产业,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

“要抓住前沿产业,基础研究就不能慢。”万陆认为,广东要走向原生性创新、突破创新,就需要足够的基础性、领先性的创新力量支撑。尤其是在前沿产业,要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就一定要做基础研究。“基础研究速度要快,一旦慢下来就会被其他地方抢占先机,被掐住技术咽喉。”

许德友认为,在广东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借助这些领先的科研平台还能吸引高端人才留在广东。“大量人才在科研机构里做基础研究,这正是广东所需要的。当广东有这些高端的平台载体,自然能够吸引人才进来并留下,后续的高等教育研究、学科研究等也就能跟上来了。”

除了借助外力投入基础研究,广东也在练“内功”。《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情况报告》显示,按照计划,广东力争到2020年底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40%以上。截至去年底,广东新型研发机构已达219家,加速集聚创新资源,使创新能力增强。去年新型研发机构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预计达8454件,近三年增长率约36%,平均每家机构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38件。

内外兼修之下,广东整体创新能力有了提升。去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7》显示,2017年广东创新能力排名首次跃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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