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明义:在轮椅上写大块文章

2013-08-08 04:19:50
“台湾经济进入井喷期,肯定会推动大家对政治民主的需求,所以到了1986年、1987年就解严了。解严之后,政治跟经济的发展都到了一定的阶段,整个文化发展就跟国际社会接轨。国际的文化

郝明义

1956年出生于韩国。1978年台大商学系国际贸易组毕业,次年进入出版业工作。历任长桥出版社、《2001月刊》、《生产力月刊》、《时报新闻周刊》特约翻译、编辑、主编、总编辑等职。1988年任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1996年离任。同年创立大块文化。1997年初接任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1999年底离任。2001年创立Net and Books。现任大块文化董事长、Net and Books 发行人、中文妙方董事长。著有:《工作DNA》、《故事》、《那一百零八天》、《他们说》、《越读者》、《阿鼻剑》、《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等。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北京

坐着轮椅,郝明义从容地来到酒店大堂,要了一杯可乐。郝明义在出版界创造了不少传奇,最早将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卡尔维诺引进到台湾,最早将几米、蔡志忠、朱德庸推介到大陆。自己近来也在大陆出版了两本简体著作:《他们说》(2013年3月版)、《故事》(2013年4月版)。

郝明义的父亲是山东人,上世纪30年代常来往于日本、韩国从事贸易,1949年定居韩国。郝明义1956年在韩国出生,一岁时得了小儿麻痹,从此双腿失去了站立能力。到了读小学的年龄,校长不想收郝明义进学校,觉得上洗手间等事情很麻烦。郝明义的父母本来决定在家里自己教他读书,但试了一个学期就发现行不通,回去央求校长。郝明义进了小学,从小一的下半学期读起,学习并不受身体影响。

“大块假我以文章”

18岁时,郝明义到台湾大学国际贸易系就读,1978年大学毕业后去应征工作屡屡受挫,和朋友合开公司也很快关门。1979年,郝明义成为长桥出版社的特约翻译。不久,有个编辑的位置出缺,他补进去,正式进入出版界。他的第二个工作是筹办科技刊物《2001》,第三个工作是《生产力》杂志。

1987年,报禁即将开放,《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请郝明义为《时报新闻周刊》改版,半年多之后,让郝明义接任时报出版公司的总经理。郝明义追忆余纪忠:“他有三个面向。第一个是他的政治面向,他曾经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第二个是经营报社的经济人,创业,把报纸做大。最中心的是文化人的面向,他对文学、艺术有独到的眼光,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一大圈文化界的精英跟他一起工作、发展。他的三个角色是多面向的人格特质。”

1996年,郝明义创办大块文化。“大块”这个中文名字的创意是:“一方面像李白‘大块假我以文章’的豪气,另外一方面又很简单地像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块蛋糕的好玩意味。”郝明义还担任过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兼总编辑。2001年,郝明义创立Net and Books。近来则很少参与出版事务,从2009年起把主要精力花在“中文妙方”研发上。

在出版生涯里,郝明义跟很多作者结成好友。每一次郝明义到纽约,黄仁宇一定要来看他。有一次,郝明义刚下飞机,时差还没倒过来,黄仁宇就找他,谈兴甚浓。而郝明义困得不行,又不想在黄仁宇面前失礼,就拿一支圆珠笔不断戳自己大腿,以保持清醒。黄仁宇走后,郝明义发现腿上都戳破了洞,出血了。后来有一次郝明义专门去了黄仁宇家拜访,开始黄家竟没有人应门,郝明义又到别的地方去找。后来才知道黄仁宇夫妇一直都在家,甚至先前第一次敲门的时候也听到了,只是因为想不出有什么人会来访,根本不想应门,结果造成了这一阵曲折。随后郝明义去了黄仁宇写《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地方附近,透过一片金红相间的林叶望过去,是宽阔的赫逊河面。河上,有一艘载木的运输船,在沉静中前进着。郝明义说:“有些人你会永远想念他,黄仁宇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一个佛教徒的练习

郝明义写了多部著作,《故事》中,他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带有励志的味道。郝明义说:“我最早也没有想过要写书,我觉得工作占了我们生活里面太大的比重。我们一天光以量来讲,最多的时间也是给了工作,上班时间8小时之外有上下班的交通时间,算进去之后,为了工作花去的时间最多。更别提质的事情,大概上班的时间通常是一天中最精华的时间,工作内容也处处在影响你的上司、同事、属下,每一个人跟你相处的关系都在塑造你的性格、习惯,所有都在工作上。起码我相信,人是可以不受自己环境和条件所拘束的存在,如果我们继续努力的话,总可以突破自己的种种障碍和限制,让自己有一个更满意的出现,而工作就是这个手段。”

好友蔡志忠信佛,郝明义也说“我是一个佛教徒”。1988年,郝明义开始接触佛教,还写了《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一书。

“佛教是帮我管理自己念头。我们很多人都会讲: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的性格。事实上我们可以再往前推,一个人的性格又取决于他的习惯。再往前推,一个人的习惯也是取决于他的念头,是因为他常常有这种念头,所以形成这种习惯,习惯形成他做事的风格,就变成他的个性,因为他的个性使得他碰到某些事情会暴跳如雷,某些事情不该那么开心也喜爱得不得了,爱恨都很分明地搅和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他的命运。”

郝明义说,“人是很难掌控自己的念头。每个人都以为是自己在掌控念头,但事实上不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念头所掌控,我们只要看看很多人莫名其妙地在街上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或者是没那么严重的事情他就要暴跳如雷,要把一个人打死;或者是一个好好的学生突然闯进邻居家把人家给奸杀。你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就是那个念头出现的时候没有办法受控制,所以基本都是念头在控制我们,不是我们在控制念头。怎样判断、警觉,练习让念头在自己的控制下出现,这就是禅宗,《金刚经》最有趣的地方。”

 

大陆是台湾出版业最大的市场

韩国华侨不让小孩沾韩国文化

时代周报:18岁以前,韩国文化对你有什么影响?

郝明义:我们这些华侨的父母都极力不让小孩沾上韩国文化的东西,比如说,华人对韩国人比较奢侈的特点看不习惯。华侨都觉得最好的东西肯定是先吃在肚子里,然后才是到家里,然后身上。有钱都节俭,这毕竟是华人的传统美德。韩国人非常爱装扮,所以他们的偶像剧这么流行不是没有道理。我们有一个笑话说:如果家的方向失火的话,中国人跟韩国人的不同就在于,华侨肯定赶往家跑,因为值钱的东西都在家里;如果韩国人看到家的方向失火就会慢条斯理地走过去,因为他们最好的东西都穿在身上。

但我多少还是受韩国文化的影响。就像我总是不按牌理出牌,总觉得有些事情想要尝试或者挑战一个比较艰难的目标,我不晓得到底是我自己的个性还是和韩国的环境有关。我们看运动项目就知道,韩国的金牌数跟人口的比例不太相称。韩国人在运动上常常做一些甚至很狂妄的挑战。我们华侨从小叫韩国人“高丽棒子”,就是他们的倔强,韩国人的确有那种不服输的倔劲。我在那种环境里面成长,多多少少受到他们的影响。

时代周报:你那时候的志向是什么?

郝明义:有些人很小就对自己的志向非常清楚,比如说,我认识的台湾漫画家蔡志忠,他说他四岁就知道将来当漫画家,但我绝对没有那么早。因为我行动不方便,师长都觉得我写文章不错,很小他们就建议我将来应该当作家、做出版,说比较静态的工作适合我。所以,我小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但是很早知道自己不要做什么。叛逆作祟,所以我说一定不要做写作、出版,谁说身体不方便就一定要干这一行。当然造化弄人,命运总是给我开玩笑。我本来要读物理、数学,报考台湾读大学的时候,因为种种因素跑去读了商学院的国际贸易。

毕业以后去应征,别人一开始看履历表,会马上邀请我去面试。等到我真的出现在他们眼前,看到我拄着拐杖,就会马上说:啊,再回去等我们通知。我试过三次,就不想再试了,觉得此路不通。当时一个朋友就说:你学国贸,我们自己来开一个贸易公司吧。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开了贸易公司,不到三个月就倒闭了。多年后,我们想会不会是这种原因呢:我们公司中文的名字叫盖亚企业,英文名字叫“Gay & Company”(人家以为是同性恋)。总而言之,公司倒闭,以后就负债了。有人说:那你就去跑单帮吧,因为那时候韩国的人参、毛毯是台湾需要的,台湾是有一些中药材是韩国需要的,所以带一批东西到韩国去卖,现金转化为韩国的东西跑回台湾来卖,这就叫做跑单帮。可我去那里不会做,本来希望还债的钱又贴进去了,变得债上加债。

那时候有一个行业的人专门收买居留证,我在韩国出生,所以我不是拿韩国的国籍但是有居留权。如果放弃居留权,表示我要回台湾去定居,可以多带一些东西去台湾,就像搬家一样,不是普通的旅行。有人会给我买这个权利,我就用这个方式要到一张机票回台湾去。我再回到台湾时口袋空空,有一个朋友很照顾我,接济我在一个小房间住了一阵子,租房给我的二房东是个女的,说: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正好认识一个出版社的老板,需要有人做翻译,你要不要试试。我想当然还是试试,去了变成兼职的翻译,过了一阵,他们说:我们缺个编辑的缺,你要不要来,那我也去了。所以,我从小就拒绝的行业,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还是兜进来了。

台湾出版的十五年爆发性增长

时代周报:人家都说,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出版和报业的黄金时代,现在看来这个说法能站得住吗?

郝明义:至少那是爆炸性的成长阶段,尤其在出版上,那正好是经济发展累积了几十年之后到了井喷的阶段。在我进时报之前的两年,在《生产力》杂志工作,我们有一个月一次不同行业人的聚会,讲一下各自行业发生的事。印象很深刻的是到了1987年,有一天我们正在吃饭,突然一个搞证券的人说:台湾的股票肯定要破一千点了。因为台湾的股票市场搞了几十年没有破过一千点,大概就是八百点。他说一千点,在座只有两个人跟证券有关的,就买股票,其他人都不买,都没有这个经验。下个月吃饭的时候真破了,他又讲会破两千点,大家又说怎么可能,结果下次吃饭又破两千点,再吃饭就是三千点。台湾的股票从八百点很快就到了一万两千点,我记得到一万两千点的时候,那个聚会里从只有两个人玩股票到了只有我一个人不玩。

台湾经济进入井喷期,肯定会推动大家对政治民主的需求,所以到了1986年、1987年就解严了。解严之后,政治跟经济的发展都到了一定的阶段,整个文化发展就跟国际社会接轨。国际的文化品牌会来台湾办杂志、做出版,连锁书店也兴起,先是金石堂,后来是诚品。我最清楚的当然是出版方面,出版在那之前大概一年的新书出版量很少,到后来5000种新书都不成问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变成了一年16000种新书了,到了90年代末差不多4万种新书。1980年代中到21世纪初各种爆发性的成长,之后,毕竟2300万人口的市场有规模的限制,进入饱和阶段,就没法再复制过去15年的种种爆发性成长。

时代周报:你在时报出版公司之后还做过商务印书馆。金耀基先生说,以前王云五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时,出了很多有分量的丛书。你进商务印书馆的时候,风格保持原来那样还是有所改变?

郝明义:我1996年中离开中国时报,1996年底创立了大块文化公司,进商务印书馆是1997年初。我记得那时候公司登记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突然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副董事长来找我,希望我到商务去接任总经理。我说:如果早谈的话,应该还可以,我刚在朋友的支持下成立大块文化,所以可能没法去了。他们很热情,一直邀我去参加。

后来我们就找到一个方法:他们也参与投资了大块文化,成为大块文化的股东,我们就变成了关系企业,我就有一个合理的身份可以两边一起工作,所以,我就开始白天九点到六点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下班以后再到大块去工作,到半夜两三点下班再回家。正好大块的人也是夜猫子,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一年半吧,两个公司一起管是前后三年,后来我每天晚上还是去,但是不会工作到这么晚,去到大块也总是十一二点就回家。

这两个公司是截然不同的,那时候大块才一岁,我进商务的那一年,商务是一百岁。我感觉在同时照顾一个刚诞生的小婴儿,和一个一百岁的老先生。一边是章程组织都不清楚,一边是做了一百年各种组织规定一板一眼,什么东西都有规定。我形容当时白天我像是在做一个火车的司机,一百年已经建了一个轨道,就沿着轨道走。晚上,刚诞生的公司就很像吉普车,可以四轮全动,要去哪就去哪。两个乐趣也不一样。吉普车再能跑只能装个四五个人,火车虽然慢,动起来还是陆地上载货量、载客量都最大的交通工具。火车的轨道不像吉普车可以急速转弯,可以右转、左转、后退,一定要有一个慢慢的转弯,否则车厢就翻了,我会小幅度地调整方向,可是我发现和我们董事会想的还是不太一样。三年之后,我就离开了商务。

介绍几米朱德庸到大陆

时代周报:台湾的蔡志忠、几米非常风靡,你对这两位画家有推介之功?

郝明义:蔡志忠先生在台湾,最早是在时报出版红起来,我都还没有进时报,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是红遍全世界的作家了。但是我跟蔡志忠先生是很好的朋友,甚至我离开时报创立大块的时候,他很慷慨地让我做了他的一本书。

几米也是,几米最早的作品也不是在大块出版,在别的公司出版。很红之后,有一天他的经纪人来找我,问我大块有没有兴趣出版他的书,然后他们就在我的会议室里开始讲一个故事,几米就拿出新的一个画本,一页一页讲这个故事给我听。我听完就说太精彩了,鼓掌。那个作品就是《地下铁》。后来几米就到了我们公司出版,所以他们的书最早都不是我出的,但是他们的作品都跟我有很密切的关系。

时代周报:他们两人从台湾流行到大陆,你在中间有没有起桥梁的作用?

郝明义:我来大陆的时候,蔡志忠已经在大陆非常热门。但几米和朱德庸是我介绍进大陆来的。正好朱德庸那时候想要来大陆不晓得找哪个出版社比较恰当,我就给他介绍了现代出版社。几米也想到大陆来,后来我就找当时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社长。

时代周报:你什么时候开始读村上春树的作品?

郝明义:很早了,可能是1980年代中。

时代周报:是你把他的作品正式引进到台湾?

郝明义:以前有出过一些盗版,我是把它用签约正式引进台湾。翻译是请赖明珠。

时代周报: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里面,一个是村上春树,一个是莫言。村上春树在台湾算不算风靡?

郝明义:当然。村上是一个现象。

未来纸质书将更艺术化

时代周报: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到大陆来?

郝明义:1989年9月。1988年我接了时报,正好出版想要尝试跟大陆有所接触。1989年秋天第一次来北京,也是第一次认识沈昌文先生。以后我来大陆相当频繁。从1989年到2008年,差不多20年了,我发现对大陆还是不了解,因为最早的时候一年我试过是两三个月来一趟,感觉来得频繁,但是每一次找人家谈事情还是抓不到头绪。事情在变,但是我抓不到到底变在哪。我还是觉得对大陆无从了解之后,就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发了一个狠说:我就加班好了,在这边住下来。北京奥运结束的第二天,我决定一年多的时间都几乎住在这。

时代周报:为什么一个韩国出生、台湾成长的文化人对大陆这么感兴趣?

郝明义:因为文化市场,我觉得台湾就是2300万人口的市场,所以本身有市场规模的限制。如果你做的是脚踏车,那还好办,生产脚踏车卖到台湾以外的地方。你卖的是电视也没有问题,电脑也没有问题,甚至圣诞树的灯泡也没有问题。但书就是中文,卖给谁?连大陆还用简体字呢,横排竖排还是不太一样。但毕竟以做出版来讲,大陆对台湾来讲还是一个最大的市场。所以,我想不能不了解这个市场。当时来的时候我还做了一个事情,我在纽约成立公司,同时做两件事情:一件是做一些东西在大陆市场能够卖;另外一件就是利用大陆的平台做一些东西卖到国际上去。所以,后来我就开发一套教外国人学中文的软件。最近这个软件还不错,得了一个大奖,叫做IF大奖,IF有60年的历史了。我们2012年2月在慕尼黑领奖。

时代周报:这个教外国人学中文的软件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郝明义:我住在北京,2009年5月14日半夜我睡不着觉就爬起来,平常我4点左右就起床,这天特别早,3点半就起来了。睡不着,看着外面黑黑的窗外就开始想,这个东西冒出来了。我们叫做中文妙方。

时代周报:你是觉得外国人学中文的趋势会越来越大?

郝明义: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壮大,西方人肯定需求会越来越大。因为外国人学中文有一个障碍,就是觉得中文太难、太复杂了。所以,往往跟我们学英文是倒过来的,因为我们学中文都是先识字,我们学英文也一样。所以我们学英文往往是会读甚至会写,但是一到听、讲就比较麻烦。西方人学中文往往是倒过来,是可以讲一口好中文,但是要读中文就不行了,要写就更难了,所以他们对中文文字本身有一个障碍。我做这个事情主要想让他们对中文像游戏一样的学习,让他们不要感到可怕而是有趣。

时代周报:网络及各种电子媒体的出现会使得传统的出版业越来越萎缩吗?

郝明义:当然会有极大的冲击。因为过去在网路和数字化的东西没有出来之前,我有一个比方,阅读就像饮食,只不过一般的饮食是给肠胃吃的,阅读是给大脑吃的。饮食就有主食,有龙虾这种美食,还有蔬菜水果,还有甜点。过去在网路和数字化的东西没出来之前,不管是哪种饮食都只能是纸本书,所以你要读有关知识类要读书,你要读哲学、文学还是要读书,你要休闲娱乐、查字典也要书,你要看武侠小说、漫画还是要书。网络跟数字化的东西出来就不一样,你要娱乐的东西大部分可以不要书了,你要知识类的东西很可能也不需要书了,甚至连工具书字典类的东西也不要书了。

但也不会完全取代,因为人类跟纸张的基因还是很深刻,而且有某些书还是用纸张来表现,尤其是文学这种纯粹以文字为载体来表达、叙述、阐释的东西。所以纸张的东西还是会存在,但是一定会走到一个更艺术化的、更高附加价值的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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