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2013:柳暗花明后期待“又一村”

2013-01-10 05:55:28
资本市场的兴奋,更多是基于对未来经济的乐观判断,与之相比,实体经济的彻底复苏,则不仅需要深化改革的方向明确,更需要技术层面改革的可行性以及实践层面的务实推进,而这显然是一

杨国英

经过山重水复的彷徨之后,我国经济貌似已进入柳暗花明之境,但企盼中的“又一村”会如愿而来吗?

毫无疑问,2012年我国资本市场最后一天的表现,是满含着对2013年无限的信心,而“豪情满怀”地谢幕的—12月31日,上证指数大涨1.61%至2269点,深证成指亦上涨0.99%至9116点,而螺纹钢作为最具我国经济信心代表性的大宗商品,其期货价则更于当天狂涨2.42%至3985点(螺纹指数)。

事实上,如果将时间向前推一个月,彼时尽管仍有人在寂静中等待,但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今天市场的沸腾景象。彼时,上证指数尚处1949的三年新低,深证成指亦跌至7660的三年谷底,螺纹钢指数亦处于3464的低位。但是,仅仅一个月时间,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亦分别拉涨了16%和19%,螺纹钢亦动力强劲上涨了15%,从而将盘旋在我国经济上空历时2年的阴霾一扫而空,灿烂的阳光似乎再次普照到我国资本市场。

对上述资本市场的瞬间变脸进行尝试性解读,我们就会发现,其萌发期恰恰处于十八大召开之后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正是十八大对深化改革的方向明确,初步使我国资本市场从彷徨中走出,由此酝酿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初始萌发,而其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3年经济工作的针对性部署,则进一步夯实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信心,从而促成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新一轮喷发。

对于政策敏感度超强的中国经济,信心确实远比黄金重要。十八大对深化改革的方向明确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履新后的广东之行,使得人们在时隔20年之后(1992年),对制度红利的再次到来充满信心。尽管就经济层面而言,深化改革的迹象,其实在稍早前即已显露—2012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表示“凡公民能自决,政府均退出”,但是,对民众信心真正的激发,依然需要上述更为标志性的事件进行佐证。而此后陆续出台的经济新政,则进一步强化了民众信心,这其中既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3年6大经济工作任务的明确,亦隐含着尚未完全定量的大幅减税和扩赤字的政策吹风。

显然,对于陷入衰退之境已达2年的我国经济,一场结构性的深化改革,可以说是别无他路之选。纵观2年来,我国经济在2009年的假性复苏之后,旋即进入持续的衰退境地,无论是GDP增幅、外贸出口增幅,还是PMI、社会用电量等经济数据,近年来均呈现出持续震荡下行的趋势,而在这一过程中,实体经济倒闭潮、企业家移民潮的频发,则更是令人极为忧心。在次贷危机发源地(美国经济)已然复苏之下,我国经济持续的萎靡不振,已经证明我国经济存在内生性的无可推诿的病根,而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已明显收窄之下,简单的激素式治疗必然难收成效,痛下决心启动深化改革的大手术,显然已经成为无奈的紧迫之举。

其实,之于当下而言,新一轮结构性的深化改革,不仅是关乎提高生产力的经济命题,亦是关乎现代商业伦理的道德命题。回顾2012年的标志性商业事件,诸多反伦理的商业事件可谓层出不穷,这其中,既有国企中石化四川公司违规发放高利贷、民企三一重工难受同城兄弟裹挟行政权力愤而“迁都”等个体案件,更有工业明胶替代食用明胶、白酒塑化剂严重超标等间接害人等行业潜规则。当然,如果放眼于金融业,则其乱象频发的集中度更为明显,既有银行行长的丑闻频发,更有担保公司的频频倒闭,还有信托业不断的兑付危机……无论是实业界、还是金融界的乱象,其在彰显治理层面缺失的同时,更在控诉着道德良知的沦丧。而这种商业伦理道德的加速下滑,极易通过社会学进行解释,在制度(含法制及经济制度)功能欠缺或不彰之下,企业的创新动能必然无法激发,劣币驱逐良币亦必然会发生,从而使整体经济陷入到依赖潜规则进行无序竞争的窠臼之中。

资本市场的兴奋,更多是基于对未来经济的乐观判断,与之相比,实体经济的彻底复苏,则不仅需要深化改革的方向明确,更需要技术层面改革的可行性以及实践层面的务实推进,而这显然是一场时间跨度更长、操作难度更大的挑战。因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深化改革可谓一直不绝于耳,但是,在深化改革的方向性共识争议不大的情况下,诸多具体的改革实践,却屡屡中道崩殂甚至南辕北辙。究其原因,是由于具体的改革实践,往往牵涉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冲突,这不仅存在于行政权力与市场力量博弈的宏大命题之中,更广泛存在于国企与民企、金融业与制造业以及先富群体与普通民众等不同体制、不同产业以及不同阶层之中。

基于此,我们显然不宜过度乐观,而忽视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博弈的复杂性,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或妥协机制尚未形成之下,尽管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已经明确,但是具体的改革实践依然有可能蹉跎不前、甚至有可能仅成为“水中之月”。这并非是危言耸听,酝酿已达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总体方案至今仍悬于空中,而在《行政诉讼法》已通过23年《行政程序法》却仍未落地,这些均表明具体改革实践的异常艰巨。

当然,我们亦不宜过于悲观,而置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于不顾。综观2012年,我们欣喜地看到,诸多堪称“破冰”之举的改革实践已然启动,这其中,不仅包括国务院对减少行政审批、杜绝行政干预的屡次强调,还包括结构性减税的真正落地,更包括由新股发行、旧股退市、强化分红等构成的二次股改,当然,论及系统性的金融改革,还包括温州金融改革的试点、央行对利差的渐次收缩以及证监会对公募资金管理领域的大幅放开等。

忐忑与纠结并存的2012年,已经飞逝而过,站在深化改革已然明确的新历史起点上,我们期待2013年的中国经济,能够彻底告别衰退,真正迎来全面复苏;我们更期待2013年以及更为久远之未来,深化改革的共识,不仅能够日益增强,更能够如愿如期推进,从而打破阻碍我国经济前行的制度篱藩,引领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可持续增长之境。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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