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中国经济如何从“奇迹”走向常规

2012-11-22 03:42:40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非对称”的,即产品市场完全放开,而要素市场严重扭曲。现在,这种模式已经运转不下去了,我们必须进行结构调整,把扭曲的要素市场纠正过来,可喜的是我们现在已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李活妙

时代周报:你的两本新作《告别“中国奇迹”》与《超越奇迹:变革世界的中国改革》,都在谈中国经济如何从“奇迹”走向“常规发展”的问题,在你看来,“中国奇迹”诞生的原因是什么,又为何面临转型?

黄益平:毫无疑问,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成功,源于市场化改革。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非对称”的,即产品市场完全放开,而要素市场严重扭曲。产品市场放开后,有了市场信号,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而要素市场扭曲,是指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能源的价格,这相当于给企业提供变相补贴,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鼓励更多的生产投资和出口。通过这样的激励,一方面提高了经济的活跃度,另一方面却使得结构失衡问题越来越突出,比如过度倚重出口和投资,同时由于要素所有者的利益被挤占,导致内需不足,收入分配不公,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破坏严重。

现在,这种模式已经运转不下去了,我们必须进行结构调整,把扭曲的要素市场纠正过来,可喜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要素市场正在发生变化。比如由于劳动力出现短缺,劳动力价格(工资收入)在慢慢提高;在资本市场,影子银行、表外市场、信托产品高速发展,其实也是对过去金融抑制政策的一种反抗,所以有人将其称之为变相的利率市场化,实际是资金的成本开始上升。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非信贷融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在第三季度超过信贷,这说明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已经在往前走;同时政府在主动调整一些资源价格,包括能源价格。

原本要素成本的扭曲,或者说支持经济增长的低成本优势,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都在快速地消失。再加上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出口锐减,以及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从过剩到短缺的变化,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过去的增长方式很难再持续,“中等收入陷阱”残酷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在人均GDP达到了5500美元,这个时候低成本优势没有了,很多产业的竞争力在慢慢减弱,下一步怎么走,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时代周报:那么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如何做?

黄益平: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含量较低的制造业,只要把资源要素结合在一起,产品就能生产出来,因为我们本身的成本很低,所以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但过去的生产方式已经没有竞争力,不可能再持续,那么下一步的核心问题,就是产业能不能升级换代,科技能不能创新,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胡锦涛主席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过去被扭曲的市场要素,现在要主动或被动地纠正过来。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无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半市场经济,而现在已经到了要走完全的市场经济道路的时期,要把过去的扭曲取消掉,这一点我们已有基本共识。其次,在建立市场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一个跟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宏观调控框架,尤其在财政方面,各级政府一定要建立起“谁借钱谁负责”的制度。过去的做法是政府强力干预,只要中央一出政策,各方全部介入,结果很容易做过头,实际上最后已经不是简单的财政问题,而是与市场经济理念背道而驰。

最后,是要改变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方式,过去政府习惯于主动地强力动员资源,支持生产和投资,但今后要靠科技、管理、产品的创新和升级,光是动员资源是没有用的。所以政府的职能要有所改变,更多地要去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教育、科研和培训,搞好金融和法律等服务,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给各种创新、研发提供好的环境,创新的工作交给成千上万的企业去做。

时代周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5%,超过投资的贡献率,这是否意味着经济结构调整有了新进展?

黄益平:没错,所以我认为,经济结构转型可能已经开始。在今年1月份,我们曾写过一个报告,除了你说的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也分析了消费占GDP的比重,我们重新估算了官方数据,官方数据是说,最近一两年消费占比还在往下走,但是我们发现,从2008年就已经开始有所回升。后来6月份,李稻葵教授和他的学生也做了一个报告,得出的结论和我们基本一致。两个报告都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在进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上升,劳动报酬占总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从而使得消费在GDP的比重上升。

而这个变化更多的还不是政府有意地推动,而是一种市场推动,是在劳动力短缺以后,工资大幅度上升,从而消费的比重也开始回升,过去在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原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一直在下降,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见底,然后缓慢地回升,它们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刘易斯拐点”,他们当年的故事和我们现在是一致的。但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的要素市场扭曲和结构性恢复修正,其实不光是劳动工资的问题,还有资本市场等其他要素成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更严重。

时代周报:对目前经济走势的判断,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筑底反弹时刻,即将出现“U”形或“V”形复苏,而另一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将呈“L”形发展,进入中速增长期,你对未来中长期的经济走势如何判断?

黄益平:我在书中有谈到,过去10%的经济增速是一个“奇迹”,所谓“奇迹”就意味着不可能长期持续,只不过我们很难预测从“奇迹”向常规发展的转型,会在什么时候发生,现在来看已经在发生了。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回落到8%左右的增速,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减速,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而结构性原因可能占更大的成分,所以我认为“L”形比较成立。

但我并不是认为GDP增速就会保持在7.4%不动,可能今后几个季度还是会有所回升,而我不同意“U”形和“V”形的很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假定最后的增长速度会回到10%左右,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发生。

时代周报:所以你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做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可能会从2000-2010年间的10.4%下降到2010-2020年间的8%,再进一步下降到2020-2030年间的6%。客观地说,如果能够保持这种增速,那还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如何才能把“潜力”变成现实?

黄益平:核心问题恐怕还是创新。正如我前面所说,一个国家能否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继续往上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创新能力。即便生产成本高一点也没关系,只要它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那么总是会有竞争力。除了创新,通过某些改革也可能帮助我们挖掘一些增长潜力,比如社科院蔡昉教授说,户籍制度改革可能增加农村新增劳动力的供应量,所以即使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以后,在一定时期内,还是能改善城市劳动力的供应,这对于增长潜力可能会有所改善。

我的一个学生最近做的研究也发现,如果把信贷约束、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信贷约束取消掉,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边际资本回报拉平,也能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快1-2个百分点。所以,其实是有一些潜力可挖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可以增加经济增长的潜力,有一些改革甚至可能是反方向的。比如,我们今后改革的一个很重要方面,是完善社会福利体系,这就意味着政府或者个人需要拨出一大笔钱,来充实我们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这些钱如果不去充实社会福利体系,本来可以用于投资或者直接消费,现在用在这些方面以后,增长的潜力反而下降了。但这对于长期发展来说,它可以既保持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也可以保障社会福利体系的公平。

黄益平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曾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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