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宁远:“千万别再招人”背后

2012-09-13 03:32:24

特约评论员 陈宁远

9月8日《经济观察报》有一篇关注“用工的成本”的报道,援引两位私营主的话,一位说“宁愿赔钱,也不愿招工”;而另一位判断,“根本就不是什么民工荒,今年底或者明年初农民工将再次面临找不到工作,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这些人力资源市场的变化是不是属实?是不是普遍现象?现在看来,经济下滑、出口不振,解决大量“农民工”(用这个词有点不得已)就业,可归属在中国制造大名之下的沿海中小企业经营遇到的困难,不能像过去那样雇“农民工”,这一事实已经被社会各界认可。

除了宏观经济的原因之外,《劳动合同法》也是争论的焦点。有大量企业主称《劳动合同法》以最低工资为手段,以保护工人的权益为目标,却导致了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市场招募员工的困境。甚至最近网上还流传了一篇据说是代表中小企业主心声的文章,标题很耸动:《当下千万别再招人》。文章认为,正是事实上《劳动合同法》把工人和企业主对立起来。

关于《劳动合同法》争论一直没有停过。表面看争论的各方站在各自利益的角度做了自己的解释,比如那些呼吁民生和“农民工”权益的人,要求国家出台《劳动合同法》以保障弱势群体;而那些市场经营者却看到了制度性成本的提高。凡此种种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市场的运行,本就是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但怕就怕屁股决定脑袋,没办法从本质上厘清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供需关系的纠结。

针对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的变化,谈刘易斯拐点的人就很多—所谓民工荒就是援引这个观点的著名结论。但中国会不会经历学术经典的刘易斯拐点,目前看尚无充分证据。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建立在两个模型之上。1979年诺贝尔颁奖辞总结为:第一模型“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双重’性质之上”,即建立在“一个按传统运行的农业部门,这个部门主要以自给经济为基础,并且包括了大多数人口”;和“一个比较现代化、以工业生产为主要目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部门”。后一个部门的活力使得前一个部门所拥有的大量农业人口得以就业,而前一个部门的存在又使得后一个部门有近乎无限制的低廉的劳动力,使得后一个部门能够继续保持活力。这个模型像极了中国1979年以后的发展过程,说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的理论,脱胎于此模型,大约是不错的。

而第二个模型:“是有关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前者出口原材料和热带产品,后者出口工业产品,两组国家富裕国和贫穷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一种产品(食品)为两者共有,而另外一种产品其模型比喻为‘咖啡和钢铁’”。这一模型要表明,“正是由于与富裕国的农业生产率相比,贫穷国极其低下的农业生产率决定了两组国家之间的实际的贸易条件。”

但这个模型说1970年代末期的中国似乎还有点道理,因为那时中国少得可怜的外贸之中,就有出口了几十年的猪鬃、桐油等农产品。而直到1980年代末期,进口钢材还是中国市场强势的生意。不过中国发展实在是太快了,中国从进口钢材改为进口原材料、出口钢材的过程,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型成真。此刻拿这个模型来说现在的中国,就文不对题了。

假如说第一个模型对中国而言,似乎还能继续说明一些经济现象;比如产业从沿海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依然有这样的就业人口的现象。但第二个模型,已经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制造全球热卖的经济形势了。这个简单地被总结为“咖啡和钢铁”的模型,其学术的结论是发达国家较快的发展,是有利于欠发达国家的。但比如中日经济往来,近十年来,就不是日本的进口对中国有利,而是中国的进口对日本有利。中国的农业生产率至今未必高于日本,但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贸易品,并非只有大蒜,还有很多工业品。这就意味着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未必会出现在中国。最多也就是半个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产业的转移之中,在不同的地区有可能暂时成为一个言之成理的现象。

除了用刘易斯拐点来讨论中国人力资源市场本质问题之外,大多数关于人力资源市场的争论都停留在具体事件和事务上。比如本文引用的新闻素材,就是典型站在企业主角度记录的事实。虽然企业主的困难是市场运行的主要之一,但却不是市场参与者的全部。要想较为合理地解决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的纠结,均衡员工成本和员工权益的矛盾,是需要多方的长期的努力。

1979年获诺贝尔奖的有两个人,刘易斯在中国出名了,还有一个默默无闻的西奥多·舒尔茨。颁奖辞里说他是“第一位对教育投资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和对整个经济中生产率的影响做出系统化研究的学者。……舒尔茨教授和他的追随者们已证实,长期以来美国经济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收益大于在实物资本上的投资收益”。

就此投资收益的角度而言,中国的“员工成本”问题可以从教育的角度,考虑长期解决方案。如此,既避免政府直接以价格手段干预就业市场(最低工资即是),也能以提高员工素质为手段,从而改善中国制造就业市场的供需结构—从员工数量大但就业低端转向就业高端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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