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回应王汎森:台湾没忘记胡适

2019-08-14 18:18:37
来源: 时代周报
回顾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前辈的风采,王汎森有感而发:“现代社会是一个历史记忆保存很短的时代,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蒋经国是谁了,何况是胡适?知道蔡元培的人更少了。”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第四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讲者是王汎森先生。2012年3月底到4月初,王汎森的讲座总题是《中国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第一讲为《近世私人领域的公开化—明清的修身日记、蒋介石的〈省克记〉及其他》,第二讲为《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私人领域的政治化》。

清明探访先贤足迹

王汎森现任台北“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是台湾文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1987年王汎森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师从余英时教授,1993年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后任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任“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2003-2004)、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2003-2009)。王汎森的研究重点是从明清到近代的中国思想史。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傅斯年的思想和学术,深入地分析“五四”一代知识人在时代和政治之间的彷徨与抉择。而对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胡适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奋斗与思考,王汎森有独到的见解。

此次赴港讲学,正值清明时节,王汎森由何光诚博士带路,专程到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向蔡元培先生致敬。大约20年前,王汎森偶然在《中国时报》副刊上看到蔡元培墓的照片,叶恭绰的书法“蔡孑民先生之墓”写得雄强有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元培晚年居于香港,1940年3月5日病逝,安葬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

王汎森还寻访了蔡元培和胡适在香港的游踪。蔡元培《旅港日记》提到在道风山看教堂,一个十字架是在佛塔上面,另一个十字架则在莲花座上面,结合两种风格,有宗教包容之象。王汎森便去看了那一对十字架。蔡元培日记中提到曾到狮子山看猴子,王汎森也去了狮子山看猴子。胡适《南游杂忆》里则提到游过九龙水塘,发现风景很美,所以劝香港应该发展观光。王汎森也去看了九龙水塘。

台湾已经忘掉胡适了

当年王汎森任蔡元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时,常常有游客想参观蔡元培的文物,结果只见那一尊蔡元培铜像,并无其他文物。事实上,蔡元培的文物主要放在三个地方:“中研院”近史所的院史室,史语所的傅斯年档案,院总办事处的公文档。王汎森说:“蔡元培先生是‘中研院’创院院长,功劳很大,尤其在战乱的时代,国民政府其实没什么钱,所以蔡元培运用他的威望,从蒋介石那边争取到一笔钱,建立专门从事近代科学和学术研究的国立机构—‘中研院’。最初蔡元培跟蒋介石的关系还不错,后来双方关系陷入紧张,蒋介石拨给‘中研院’的经费都是打折的。蔡元培跟吴稚晖很熟,吴稚晖跟蒋介石关系比较好,每当‘中研院’经费有困难而需要向政府疏通的时候,常常要靠吴稚晖出面。那时宋子文掌握财政大权,蔡元培也往往得同他周旋。缅怀这些前辈们,为了建立‘中研院’吃了很多苦头,也很有远见。”

去年是胡适诞辰120周年,今年则是胡适逝世50周年,海峡两岸学界皆有纪念活动。王汎森说他很喜欢读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依稀记得书中一个特别的情景:文艺复兴时代在伟人的墓前作生日纪念讲话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胡适诞辰120周年时,王汎森有幸在胡适的墓前作了十分钟讲话。然而,当学界在纪念胡适之际,台湾报纸上也有评论家感慨:台湾已经忘掉胡适了。没过多久,马英九就到胡适纪念馆参观,表示从高中就崇仰胡适,并没有忘记他。

回顾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前辈的风采,王汎森有感而发:“现代社会是一个历史记忆保存很短的时代,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蒋经国是谁了,何况是胡适?知道蔡元培的人更少了。像梁启超这种我们耳熟能详的人,一般人知道得就更少了。”

 


“蒋介石想控制知识分子,但没能力”

老翰林为何学德语

时代周报:蔡元培作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对近百年中国学术界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王汎森:我觉得他代表近代追求新学术的新气象,在今天看来好像理所当然,可在当时的环境并不容易。他研究的东西都不为功利,蔡元培全集的文章,还有帮人家写序的文章,他所重视的学问,不管有用没用,都是非常基础性的学问。现在全世界都在疯狂地追求生物科技,生物科学非常重要,因为人的健康要有好的治疗,确实可以免除很多人的痛苦,这点我非常了解,可是也不能整个学术界的天平都往那边倾斜,这个时候重新回味一下蔡元培的学问观,很有意思。他重视体育、哲学、民俗、美术、人类学、史学、语言学、考古等,这些都非常意味深长。他是一个老翰林,先是为“苏报案”避难,跑到青岛去从字母开始学起德文,然后到德国去求学。民国成立后做过教育总长,再度赴德念书。一个老翰林在以前是可以躺着不用干事的,光靠写对联、写墓志铭就已经够混日子的了。但他从头学德文,然后跑到德国留学,修的那些课都是气象很新,而且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处世为人都特别平和,有决断但又平和。蔡元培在抗战时期,人在香港,一度还帮史语所向陈彬龢分租了《港报》的房子,想让史语所的同人和眷属,以及整理汉简的人到港后有个居停的地方。

时代周报:蔡元培跟胡适的关系怎么样?

王汎森: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说,胡适回忆道,他在青年期如果没有蔡元培的着意提挈,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蔡元培还为之写序,褒奖备至。不过,蔡元培跟胡适之间还是有争论的,如蔡元培写《石头记》索隐,胡适写文章批评过,因为胡适对《红楼梦》是另外一套看法。双方这样子激烈争辩,还可以做同志、做朋友,他们的气量很大。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蔡元培是北大校长,胡适是北大文科的教授,两人虽不是同一辈的人,但是惺惺相惜。

“学术是国家无形的财富”

时代周报:胡适晚年从美国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对台湾学术的推动有何意义?

王汎森:胡适来台湾有几点重要意义。第一,最重要的是他的学术在台湾学界的影响。第二,胡适把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带到台湾,在当时的台湾未必能有制衡政治的权力,却是成了一股潜流的,留下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是会随时发生作用的。当时台湾许多民主人士与他有来往,他支持组织在野党,但是他说:不要叫反对党,反对党派太不民主了,在野在朝,互相制衡,才是民主精神。第三,他提倡学术。我在胡适墓前讲话也有提到,他讲:“学术是一个国家无形的财富”,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的简要,要能真心这样想并不容易,而且他一以贯之。胡适在北大当校长的时候就曾经提出一个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可是因为情势急转,没有机会实践。后来他回“中研院”当院长,1958年,他就把这个方案写成了“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因这个纲领而成立了“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他当主席,由当时的“教育部长”梅贻琦当副主席,后来又改成“国科会”。“国科会”对台湾几十年的学术影响非常大,有一个稳定的研究经费,不计产出的现实利益支持学术。

胡适来到台湾以后,成为很多人的人生导师。我所熟悉的高信疆先生生前曾经告诉过我,他十几岁的时候很苦闷,整天唉声叹气。后来他读《胡适文存》,此书至少就指出了他一条路。胡适在台湾,对“中研院”的左邻右舍非常好,他去参加小学毕业典礼,跟里长打交道。在西方,大学所在地方的居民跟教授、学生一向都是敌对的。剑桥、牛津如此,我念书的普林斯顿大学跟当地的关系好像也不是很融洽。胡适做院长的时候,和他们处得很好,没有贵贱观念,所以胡适去世后,灵车经过南港地区时,家家户户都主动摆设香案悼祭。

“‘总统’你错了”

时代周报:蔡元培跟蒋介石的关系非常紧张,那么,胡适跟蒋介石的关系怎么样?

王汎森:胡适对蒋介石有很多批评。1929年当国民党训政体制初建之时,胡适曾批判蒋介石是“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人物。可是,基本上他对蒋介石在紧急的关头都是支持的。当然像胡适这种人,对近代的军事家、政客,不可能心悦诚服的。蒋当年花很多力气在拉他,包括要让他选‘总统’,即使后来这个事没有成,但我想,胡适心里一定很受用。但是令人不无惊讶的是有些学者去看蒋的日记,发现蒋对胡适是非常不满意的。蒋认为一生有两次受人严重羞辱,一次是宁汉分裂的时候,在武汉被鲍罗廷当众羞辱,一次就是胡适回来当“中研院”院长的时候,在蒋介石致词之后说:“‘总统’你错了。”他心中始终觉得胡适总是不能跟他一条心。蒋介石日记中还有一条说:赵元任更像纯学者,好像责备胡适沾染了政客的味道之类。胡适出名很早,当年孙中山在广州时代出书,还要请胡适批评,希望得到胡适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的评介。胡适还给他提了个意见,说孙中山讲“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化”是错的。孙中山马上要廖仲恺写了一封信,表示那个论点不过是中山先生“随便拾来作衬,非潜深研究之结果”。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得大名的时候,蒋还没发迹,在胡适心目中,对孙当然是比较尊敬,对蒋介石等人恐怕是平视之。

时代周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当面跟蒋介石说:“‘总统’你错了”,到底有什么背景?

王汎森:1958年4月10日,胡适院长的就职典礼在“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馆举行。蒋介石当天到场致词,讲了很久,对胡适提倡的“五四”价值及自由主义,在褒扬中有挖苦之词。胡适一发言就说“‘总统’你错了”,并说“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的事,共产党坐大是十几年后的事,与“五四”无关。胡适这番话让在场的人相当紧张。据当天在场的人告诉我,蒋本来有要站起来离去之意,陈诚这时拉了他一下,蒋当场没说什么,但是直到蒋逝世,他皆未再到“中研院”。我后来看帮胡适做事的杨树人写过一篇文章,说胡适因为熬夜很厉害,那时候刚长途飞行回来,客人又多,没有好好休息,讲话可能控制得不好,所以出言不客气,据杨说胡适当天晚宴时曾小声说“我恐怕得罪了他吧!”

傅斯年的彷徨

时代周报:傅斯年有“傅大炮”之称,当年以抨击政坛上腐败的权贵闻名,他在学术和政治之间有什么彷徨与抉择?

王汎森:我最近读《夏鼐日记》,其中有些提到傅斯年,有一段说,原来傅斯年在宣统三年考过清华留美,当时人认为能考清华然后出国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傅斯年说他当时的兴趣是要读武备学校,所以他没有认真考。《夏鼐日记》中说:当时清华监督周自齐是傅斯年的父执,清华的一位国文教员也是他的父执,两个人都想帮他考上,故考国文时,周亲来观其答卷,但傅不肯作弊,以手掩卷,不让周看到,事后那位国文教员问其作文的开端数语,傅亦以他文随意应答搪塞之。最后一天(或一科),傅斯年竟未去考,故最后并未录取。当时傅斯年本来就觉得天下这么糟,有志当个军人。有一次他喝醉酒,跟蔡元培聊天,大发狂言:将来如果中国强了,从苏伊士运河到那里全部要归到中国领土。结果蔡元培冷冷地跟他讲:“除非你作大将军。”那是喝醉酒以后的狂语,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关心现实,有志从军。他后来说过:他因为关心国家大事,所以在书房里面坐不住,又因性喜学问,所以在外面呆不久,结果弄得屋里屋外冲进冲出,坐也坐不久,出也出不远,两边都想管,一直在矛盾中。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他都忍不住要去管。可是他又觉得学术很重要,对学术有很大的使命感。傅斯年是以建立学术标准自命的人。有一个例子是他反对天文所聘用李国鼎当研究员,当时天文所认为剑桥大学出身的李国鼎,研究天文物理,老师是诺贝尔奖得主,是天文所不可或缺的人才,一进来就想让他当正研究员。傅斯年说:以他的学历跟他发表的东西,“中研院”最多只能用副研究员聘,后来李国鼎没来了。从这个例子看来,傅斯年是个学术标准很严的人。

蒋介石羡慕“延安整风”

时代周报:从蒋介石的《省克记》所显露出来,他对这些学术界领袖的态度如何?

王汎森:从《省克记》、《学记》等书看起来,蒋有几种心态是非常好玩的,蒋一直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老师。我当年在整理傅斯年的东西时,发现一张纸条,是傅斯年跟陈布雷的笔谈。傅斯年在上面写着蒋先生对上海市民言:“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此乃国家元首所以责其公务员而负责做到者,非对人民之言也。”陈布雷答:“此语我一半同意。蒋先生向来总是以‘作之师’的精神讲话,其讲话之对象,都认为他的学生,不问官民也。亦尝进言,但他看了不感十分兴趣,知之而亦不能行。”

我读蒋的《省克记》,发现他把全国当作一所大学校,所以他的口头禅常常说:他自己如果不能好好修身的话,何以教人?这是他对政府机关的腐败不灵所发的,但往往都是老师的口吻。第二,他非常重视写文章,把写文章、改文章看得很重。我们以为很多蒋的册子是陶希圣他们写的。但是《省克记》里面,蒋往往自喜说他改写了多少。所以他对写成好文章非常重视,这很像以前的旧文人。有一个地方,他还说对《易经》始终没有读通,所以影响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的了解。他对黑格尔、朱熹非常有兴趣。对宋明理学的宇宙论、心性论这两个部分的东西,他都非常感兴趣。所以他花了大量时间读宋明理学的书,像卷帙庞大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蒋是排日读毕的;像读明代胡居仁的《居业录》时,就说爱之不忍释手。这一类的话在《学记》中还有不少。当然很多时候他反省自己,好名、好杀、好色等。他的旧文人、理学家的那一面,其实非常强烈。他对知识分子是想控制,但没有能力。蒋曾经表示他羡慕延安整风,可他毕竟没有做过,也做不到。

实习生肖丽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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