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疯人院的神童之父

2019-08-16 16:00:15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严友良发自江苏扬州宝应

说起家里最近的情况时，外表看似坚强的魏富红不禁泪流满面。“你想想，一家三口，女儿还要上高中，就靠我1000块钱的工资，能活下去吗？”

几年前，魏富红还不用工作，丈夫潘翔在江苏宝应县教古筝的收入，就足够让一家人过得津津有味。而他们的女儿，9岁赴香港表演，10岁获得首届香港中华文化艺术节•国际中华古筝大赛金奖的经历，更是让一家人在宝应县甚至扬州市成为名人。

让魏富红难以接受的是，自家陷入当前窘境的主因竟是丈夫潘翔2008年起为了讨要一封“疑似”来自国家领导人的回信。“一开始有宝应县相关领导告诉他，确实看到过这封信，让他一直走到了今天。”魏富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在时代周报记者随后的采访中，包括宝应县县委宣传部、信访局、公安局等多个部门均强调，这封信“并不存在”。但这没有阻止潘翔之前连续5年的上访，并因此先后两次被当地有关部门送到扬州和淮安的精神病医院，长达130多天。

神童之父

在宝应城郊桥西侧一家婚纱摄影店的底层，整整齐齐放着十来架尘封的古筝。

“自从潘翔前后两次被关到精神病医院之后，他的古筝班就没有学生了。”将自家闲置的底层楼面租给潘翔的房东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谁敢把自己的儿女交到一个神经病手里呢？”

与眼前的冷清场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8年之前，作为翔歌筝艺学堂导师的潘翔门下学生高达150人，一度同时在县城4个地方租门面授课，“也算是红火”。

这一切得从潘翔和他被香港演艺界冠以“古筝神童”的女儿潘婷说起。1967年11月10日出生的潘翔，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一直在原宝应县供电局安全工具厂从事销售工作，但自小就有两大爱好：看书和音乐。

热爱《杂文报》、曾是县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常客的潘翔，能吹口琴、笛子。1987年，月工资只有20多元的他，花了270多元买了当时据称宝应县第一把电吉。不久，潘翔又迷上了古筝。

1999年，女儿小潘婷（化名？）3岁，让潘翔惊喜的是，小潘婷在音乐方面不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超凡的悟性，更有异于常人的毅力和耐受力。潘翔和原来的工厂达成买断协议，决心全力培养自己的女儿小潘婷，“要在她身上实现自己不能实现的音乐梦想”。

潘婷4岁时，潘翔从古筝厂定制了一台小古筝，对潘婷进行古筝训练。在父亲的悉心培养下，小潘婷的琴艺提高很快。五六岁时，她已能弹奏专业古筝曲目，曾多次得到名师王天一等的指点。

2004年8月，全国古筝艺术第五次学术交流会在扬州召开。会上，潘婷演奏了一段难度颇高的名曲《采茶曲》，博得专家的满堂喝彩。

更令潘家人高兴的是，2006年时，9岁的潘婷受美国纽约海外中乐团著名古筝大师王昌元和香港古筝音乐坊主委会主席邹伦伦邀请，赴香港参加王昌元《五十年的奋斗》音乐会《战台风》的合奏演出，并随后在香港举办个人古筝独奏音乐会。

这年10月，潘婷又在首届香港中华文化艺术节•国际中华古筝大赛中，一举摘得古筝少儿B组第四轮总决赛唯一的金奖。作为内地唯一的受邀代表，潘婷以精湛的技艺与从容娴静的台风获得评委高度评价，受到港媒的关注，并被冠以“古筝神童”的美誉。

对于潘婷在香港获奖一事，当时扬州和宝应县的媒体，甚至是新华日报也有报道，对其赞誉有加。后来，潘婷还一度收到了国家文化部指定涉外演出团体——东方古筝交响乐团的邀请，准备赴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进行巡回演出。

当提到女儿这些“辉煌往事”，至今仍小心收藏着各个媒体对潘婷报道的潘翔一脸的自豪，“我女儿这个事情，就连宝应县志都是有记载的。”那时，不仅他的女儿潘婷，就是他这个“古筝神童”之父，在宝应县城也是名头响亮，前来翔歌筝艺学堂学习古筝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二进精神病医院

2009年4月22日，潘翔走下自己位于宝应县安宜镇运河街4楼的房子，前去几十米开外的垃圾站倒垃圾。突然有人冲上前来，把他猛地扑到在地。顷刻，他左边脸颊鲜血直流，身上的毛衣也被擦了个大洞。

“你们是谁，到底要干什么？”七八个人不顾潘翔的呼喊，而是用一根绳子将他从上到下捆了结实，直接带到了一辆依维柯车上。惶恐不安的潘翔，看到了车上的“police”标识，算是平静了一点，心想“还好不是黑社会”。

“你们要将我带到哪里？”他的质询没有得到回应，车子一路往南。途中，他还请求车上的人将套在他脖子上的绳子松一松。一位姓杨的队长告诉他，“马上就到了，绳子不好解。”

几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门口有两块牌子：扬州五台山医院和江苏省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医院。被推进大门的那一刻，潘翔看到了先他之前赶到的宝应县安宜镇信访助理侯忠诚。“当时，我估计他是来办手续的。”潘翔回忆说。

捆他的绳子解不开，带他来的人用剪刀剪开。换上一套旧军衣后，潘翔被推进一个小房间。“大约五六平方米，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平板床。”为防止他跑动，他被固定在床上了，上身、腰部和腿上都被捆了起来。后来，还有护士在他的屁股上打了一针。

随后两天，尽管内心焦急，担心家里人不知道他的情况，但表面上潘翔倒还规矩，老老实实地吃主治医生李成给他的各种颜色的药，任凭护士在他的胳膊上打针。

他“也问过他们给我吃的什么药，打的什么针”，护士们只说对他有用的，能治好他的病。看到隔壁病友因不吃药、打针被电击脚底板的场景，他就再没敢吱声。随后的日子里，他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将自己的脖子伸到厕所窗户边，那是他这一楼层唯一能晒到太阳的地方；一是向同伴要烟抽，要水果吃。

“第一天，对我的管制很严格，可能是看到我很配合。第二天，我就可以在病房来回走动了。”大概第四天时，潘翔听到有病友说有人在底下喊他的名字，正在洗澡的他赶紧跑了出去，趴在窗口边上，他终于见到了妻子魏富红。“照顾好孩子，我挺好的，别担心。”他说。

在潘翔被带走的当天，魏富红就开始寻找失踪的丈夫。一位70多岁的老人告诉她，她爱人被人抓走了。当夜，魏富红和亲属到当地派出所“要人”，所长何宝中说他并不知道潘翔的去向。

第二天，在亲戚指点之下，魏富红到扬州五台山医院寻找，但院方明确答复，没有潘翔这个人。第四天，六七个女眷一起在五台山医院大喊“潘翔”的名字，才见到失踪了的丈夫。但医院告诉她，想和潘翔见面，得当地政府批准。

无奈之下，魏富红折回宝应，向何宝中提出要见人。何告诉他，他得请示，而且必须等到15天后潘翔病情稳定之后。何还告诉他，他们只准备关潘翔一个月，但前提是她必须写保证今后潘翔不再上访，不再提那封“国家领导人的信”。

15天后，魏富红终于见到了丈夫。她问护士长，自己的老公有病吗？你们接收病人不需要家属同意吗？护士长回了她一句，只要是政府送来的，他们都接收。

而另一位护士则告诉她，“你老公确实有妄想症，而且病得不轻，多次和病友说他去过香港”。魏富红告诉这位护士，他没有撒谎，他确实陪女儿去过香港。第二天，她还把老公收集的报道、女儿在香港演出的海报带给那位护士看。

魏富红写了很多保证书，但30天放人的承诺并未兑现。此时，潘翔感觉自己身体肿得厉害，吃饭也没有胃口，向医生提出要出院回家。医生告诉他，他们做不了主，没有当地政府的允许，他们不能放人。

心灰意冷的他，想到了死亡。此时，心急如焚的魏富红，又找到了何宝中，何所长告诉魏富红，如果五台山医院开出院证明，潘翔可以回家。可弄到出院证明的魏富红，还是没能带回潘翔。直到6月初，她接到潘翔的病危通知。

很快，在侯忠诚的“护送”下，潘翔被带到扬州市苏北人民医院。在这家医院的诊断书上关于潘翔病情的描述是，“胸腔积水严重，出现白细胞增多”。6月15日，经过10来天的治疗，潘翔出院。

回家后的潘翔，没有学生可教，在当地一家酒店当起配菜工。2010年3月17日，因为当地有人在网上发帖子反映非法拘禁的事情，他又被带到了精神病医院。

这一次，他被带到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可能是第一次吃药差点死了的原因，这次他们没让医院给我吃药。”潘翔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在这里，他的待遇好多了，甚至还可以教护士弹古筝。

“教你管好潘翔，别在网上发帖子。连自己的事情都管不好，还去管别人的事情，真是神经病。”当魏富红问何宝中为什么又抓潘翔时，后者这样告诉她。为尽快让潘翔回家，两个人写下了厚厚一沓悔罪书和保证信，交到县信访局、公安局等部门。

89天后，潘翔回到家中。在他回家前，几名警察来到他家，将他女儿演出赢回来的电脑带走调查了一番。

一封“存疑回信”引起的上访？

“政府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把人送到精神病医院，他们可以不告诉家属吗？精神病的标准是什么？”时至今日，魏富红都不清楚，潘翔为什么会被带到精神病医院。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法律条文发现，因1985年着手起草的《精神卫生法》至今未出台，目前没有针对精神病人权利保护的专项法规。而按《民法通则》规定，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可向法院申请并由法院宣告精神病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刑法》规定，精神病人造成刑法上的社会危害，由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必要时可由政府强制医疗。

2012年3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由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由法院作出决定。并对案件的审理程序、法律援助和法律救济、强制医疗的解除和检察院的监督等作出规定。

在宝应县政府看来，上述条款正是他们“收治”潘翔的理由。“2008年时，我们请五台山医院专家专门到宝应对他做过鉴定。”宝应县信访局局长王志鹏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时代周报记者在一份关于潘翔的病历证明中看到，扬州五台山医院认定潘有复发性躁狂症。

王志鹏说，后来，他们才发现，1994年时潘翔就曾在五台山医院治疗过。对此，潘翔夫妇也承认，“因为练琴十分投入，身体削瘦，父亲以去镇江看舅舅的借口骗我到五台山医院治疗过。”

但潘翔指出，2008年所做的鉴定，当时他并不知道对方是专家，县公安局只说下来的是扬州市里来的领导处理他们的事情的。魏富红也说，她老公当时并没有申请鉴定，根本没有家属在场。不过，时代周报记者从宝应县县委宣传部和公安局了解到，当时潘翔的弟弟在场。但潘翔夫妇则说，他们和弟弟的关系并不融洽，根本没有委托他。

“他们关我进精神病医院的原因是因为一封回信。”潘翔说。

2008年2月26日，潘翔在香港以自己女儿潘婷的名义，给国家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除寄上自己女儿演出的海报、碟片封面和新闻报道的报纸外，还向两位领导人反映父亲在医保中遭遇的不公，和自己多次为去香港办理证件遭宝应公安部门“刁难”的情况。

时代周报了解到，2007年，潘翔为了给父亲办理医保，曾和一名公安局的干部发生冲突；2008年1月，香港方面再次邀请他们全家去表演，为给老婆魏富红办理证件，潘翔和公安部门有过不愉快，认为公安部门刻意刁难。现在看来，如果说第一件事，公安部门确实出了偏差，那么第二件事公安部门则是按规章办事，他们是在规定的时间十个工作日内办理证件的。

在潘翔看来，为这些他还不至于真正和政府部门较劲。他恼火的是，2008年6月28日，有宝应县纪委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他有一封来自上面高层领导的信。他认定，这肯定是他写给总理的信有回复了，于是一直纠缠着宝应县信访局、公安局、纪委和宣传部讨要。

“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根本就没有这封信。如果有，我们没有这个胆量不交给潘翔。”王志鹏说。“国家领导人的信，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级都有记录的，如果有，完全可以查。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

然而，潘翔一口咬定有这封回信，还说有县里的领导告诉他曾“一遍一遍地看过”。对此，宝应县宣传部部长顾长荣和新闻宣传科科长张大庆告诉记者，“他（潘翔）肯定误解了，当时，县里的领导说的是他为了讨要回信写给各个部门的上访信”。

就在这些上访信中，潘翔说，如果不把回信给我，我就要砍死王志鹏，火烧信访局，甚至提出要政府赔偿9000万元，全部捐献给汶川地震。

“其实，我家老潘就是说说，根本不会做。这么多年，你看他有啥行动没？”魏富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现在想来，如果没有领导说有那封回信就好了，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而目前，她最忧心的是，女儿的心理受到了影响，因为此事，她发现原本热爱表演的女儿不爱说话了，甚至在纸上写道：“你们这些人怎么对我爸爸的，我将来就怎么对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