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党派联合推出“一号提案”:"对垄断性行业征收暴利税"

2012-03-08 02:57:48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 王珏磊 发自上海

两会大幕开启,一份名为《关于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的提案》成为今年政协“一号提案”,由民建中央、农工党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合提交。这是全国政协史上第一次由多个党派团体共同合作提交提案,也预示着“振兴实体经济”将成为今年两会一大热点。“一号提案”中关于“对垄断性行业和暴利性行业征收‘暴利税’”等方面的呼吁,醒人耳目,促人思考,也被外界寄予厚望。

“一号提案”聚焦振兴实业

“一号提案”由提案提交的时间顺序而来,此次多党派联合提案,在2月提交,拔得头筹。

早交并不意味着潦草。事实上,三党派团体早就有意针对实体经济提交提案,也都进行了扎实调研。去年全年,民建中央为了解实体经济的真实状况,对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实地调研,与200多名企业家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而农工党则于去年2月就开始筹划有关维护实体经济发展的提案。以医药卫生界为主的农工党在2009年启动的一项对基层医疗服务的调研中,对中小企业的整体生存和发展环境有了更多的认识,去年,该党进一步扩大调研范围,邀请央行专家在湖南大学经济研究所进行了交流沟通。

今年1月份,民建、农工党与民企的“娘家人”全国工商联经过交流后,初步形成一个关于整合三方提案的构想。一个月后,《关于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的提案》以三个党派共同签发的名义提交。

在调研中,三党派团体发现一些实体中小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成本叠加攀升、过度垄断让民企生存艰难;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之间投资回报反差巨大,由此导致“避实就虚”赚快钱等扭曲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对媒体表示,金融体系脱离服务实业本位、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实体经济面临生存困境等问题已经显现,同时,大量实体经济的发展要素流失,企业家实业精神衰退,呈现出“赚快钱”的浮躁心态,这些因素都在侵蚀实体经济的基础。

为此,《提案》建议,在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的拓展,特别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实体企业的发展空间。

《提案》支持民间投资进入铁路、市政、能源、金融、社会事业等领域,并建议引导国企调整产业布局,把一般性竞争行业的发展空间尽量留给民间投资主体,防范国企过度扩张对民营中小企业形成挤出效应。

辜胜阻预测,防止实业空心化,缓解小微企业困难,将是今年两会被关注的热点之一。事实上,民建中央今年向全国政协集体提交的38件提案中,“防止实体经济空心化”是首要内容。比如,《关于大力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提案》是在浙江、上海等地调研形成。《关于切实减轻民营企业税费负担的提案》则显示,目前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偏重,成为阻碍其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辜胜阻认为,在民营企业税费做“减法”的同时,也要做“加法”,帮助其调整转型。

拓宽民资投资渠道冀望反垄断

“今年民营中小企业的日子比去年还要难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春节以后,我概括为三荒:一是钱荒,中小企业根本融不到资,比去年还难融。在温州出现了民间借贷的信用危机,大家都不愿意借钱,企业之间不愿互相担保,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很危险。二是订单荒。去年的订单比往年下滑了40%,今年的订单也很少。三是用工荒。在这样的情况下,实业不景气是必然的。”

周德文告诉记者,对温州民企来说,今年还要过两关。第一关在3月份,信用证还款到期的时点,很多已开出信用证的企业没钱支付。第二关在6月,是半年贷到期的高峰。流动性贷款一般以半年为期,到时候不少企业也难以偿付。“这两关是很大的坎,很多私营企业很可能在这两个月陷入新一轮的困境。”

浙江工厂主杨时英的遭遇,在不少中小企业中具有代表性。杨时英在江苏太仓附近有一家两百多人的服装厂,去年辛苦一年,非但没赚钱,反有亏损。杨时英打算,过了年索性把厂给关了,因为成本还在飙升,今年还得给工人加薪。地方政府不同意,表示可以借钱给杨,厂一定要开下去,因为事关当地的就业。“今年订单也不多,成本更高,盈利几乎无望。借钱给我,到时候还是要还的,还得加上利息。现在这厂是开不得,也关不得,左右为难。”杨时英说。

“欧美本身经济不景气,订单肯定下滑。另一方面,现在中国制造的声誉也在贬损,成本上升造成利润越来越薄,只能偷工减料。偷工减料又使声誉更差,订单更少,陷入恶性循环。”另一名小企业主李洛东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近期,温州商人买银行、买豪华游艇的消息见诸报端,凸显温州民资寻找新投资方向的多元尝试。不过,杨时英对此举并不赞赏:“温州资本都没地方去,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扑,一会儿买只船,一会儿买个银行,这都不是正路。关键还是两点:第一,垄断行业一定要放开,让民资能够进去。第二,中小企业的税负一定要减轻。”

杨时英认为的“关键点”,正契合“一号提案”中关于扩大民资投资渠道的建议。占据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国企,也被视为挤占民企发展空间的主要障碍。事实上,“反垄断”也是今年两会上的一个主要讨论话题,不少代表委员都对反垄断有着更多的期待。

不过,全国政协委员、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表态,却别有意味。李荣融在政协讨论会上称,老百姓对垄断企业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其实不是坏事,公众提出意见可以促进企业提升。但他也表示,对企业应该正确评价,不管是民企、国企,公众的批评应该是要促进其提升,而不是把它们骂倒。“光骂不能解决问题。”李荣融说。

“李荣融说不要骂,但面对这种庞大的有权力背景的经济实体,我们也只能发发牢骚,平衡一下焦躁的心理。这几年什么民资三十六条、新三十六条都说要让民资进入垄断领域,但只是纸上谈兵,没实际进展。说实话,我们已经有点失望了。”杨时英表示。

周德文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新民资三十六条的细则到现在还没出台,民间都快失去信心了。哪有一部法律出台两年以后,细则还在说要抓紧制定?这不是笑话吗?即便实施细则出来了,民资能不能真的进入垄断领域,还是个问题。”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此次跨党派联合提案,显然为扶持民企、振兴实业再度“鼓噪”。在周德文看来,此次多党派首次联合提案,说明回归实业、振兴实业已经非常重要,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热点。以此种方式表达社会关切的利益诉求,是一种创新,也是力量的体现,意义深远。

在更多人士看来,“造点舆论”可能是提案实际能起的作用。“这是件好事,值得鼓励。提一提,至少造点舆论,对有关方面施加点压力。”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一位工商联全国政协委员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改革到了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关节点。如果垄断企业不收敛自己的扩张趋势,民企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萎缩,可能会窒息,产业空心化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提案的提出恰逢其时。不过,我个人认为,要在短时期内解决垄断问题并不乐观,现在也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已,主要还是希望制造点舆论。”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重视。”保育钧称,“问题是如果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不改,很可能还是要继续空心化下去。要改变这种状况,有三个先决条件:首先财政上要给实业支持,减免税收,其次要有金融的支持,再次是要放开垄断行业。垄断行业尤其是一些公共服务行业,应该向民间资本放开。现在民办教育、民办医院都很困难,这些原先都由政府的事业单位把持,事业单位不改不行。在其他领域,比如采矿、采油、炼油、石油的分销,原先是向民间资本开放的,现在又收回去了,又由国企垄断,可恶的是还不承认垄断。市场准入一定要放开。”

保育钧认为,金融业目前也存在所有制结构与规模结构的不合理,也要放开,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建立民营小型金融机构,实行利率市场化,才能有效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对于民间金融领域,“一号提案”也建议国家放宽民间资本设立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使民间金融从“地下”野蛮成长转向“地上”理性发展。

“说反垄断、国退民进,这些都对,但要讲究时机。”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在他看来,在经济萧条期,国资承担着使国民经济稳定的特殊作用,国进民退是客观需要。在目前的情况下,让国资退出垄断领域,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能会付出很高的成本。而在经济繁荣时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经济和社会成本则相对最低。“另外要注意的是,如果国资退出垄断领域,这些领域是否仍然保持垄断?如果仍然是,那么进入的是少数享有垄断好处的民营企业,跟政府勾结的民营企业,结果可能更不好。”

杨建文认为,在经济萧条期,民营企业的组织形式本身也应该发生大的变动,“垮掉一批,并购一批,然后在经济恢复的时候再往前冲,这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如果原先是赚辛苦钱、非常微利的企业,应该进行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如果想靠政府支持,保下来一个不死,鲜花杂草全保下来,对整体发展并没好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则认为,制造业存在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和垄断行业不开放关系不大。“如果真的要防止产业空心化,并不是要在那些已形成竞争力的产业再投入资源,形成恶性竞争,而更多的是要促使产业升级,形成未来持续的竞争力。现在很多企业家说要打破垄断,其实是想进去分一杯羹,只能加剧现有产业的竞争。什么时候企业家有长远的思路,作长期投资,而不是争短期利润,我国长期的竞争力就能形成。”

征收“暴利税”只是吸引眼球?

“一号提案”还建议,扩大实体经济特别是实体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对垄断性行业和暴利性行业征收“暴利税”,并以此税为下游企业提供减税空间,为实体中小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

“暴利税”并不陌生,财政部从2006年3月起对国内的石油上游开采企业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媒体当时即称其为暴利税。不过,石油特别收益金以非税收入形式体现,并非一个税种。而石油特别收益金的用途,按国务院有关规定,一部分返还给垄断石油巨头,用作成品油市场化定价尚未全部到位的成本,另一部分则用于受到油价上涨影响的弱势群体与公益性行业。

事实上,两大石油巨头中石化、中石油在一边缴纳“暴利税”的同时,一边却又通过财政返还的方式,重又将“大红包”纳入囊中。中石化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获得50亿元、123亿元、503亿元财政补贴,中石油2008年则获得157亿元财政补贴。

周德文对征收“暴利税”持赞成态度:“垄断利益集团已成改革最大阻力,应该对其征收更高的税。而征来的‘暴利税’应该更多地用于改善民生,也可以为下游企业提供减税空间。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很大程度上是被重税压得透不过气。很多国家对十人以下的小微企业完全免税,我们应该借鉴这种做法。”

中石油、中石化的“前车之鉴”,让保育钧对这一建议并不乐观:“这是书生的一种空想,不可能做到。你今天征了暴利税,明天它就说亏损了,你还得补贴它。这种建议只是吸引眼球,没实际作用。”

而经济学者更多的是考虑“暴利税”的可操作性。赵锡军认为:“说某个行业暴利,首先得有数据和相关的证明材料。比如房地产业,说它暴利,但地产商却声称土地出让金占了大头,他们的利润并不高,所以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此外,如果有暴利,还得看是怎么形成的,是长期自然形成的资源,比如茅台酒,还是有高额研发投入的专利发明,比如伟哥,还是纯粹由国家让利形成?种种情况是否要一视同仁征税?所以问题很复杂,也很难操作,我觉得应更多地强调公平竞争,这是最基本的市场要求。”

杨建文则表示,目前国企已有上缴红利的规定,也在扎实地推进。如果这种做法能落到实处,“暴利税”则是多此一举。如果设立税种,首先要立法,一旦开征就要有连续性,必须要慎重考虑。“其实上缴利润和征税,两者的作用是一样的。我认为,前段时间已经在推进的事情,先把它做好,在操作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不要急着再推一个东西。这样也许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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