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破解春运之困根在民工处境之艰

2012-01-12 21:50:15

每年春运伊始,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外出务工群体,急于回家过年而一票难求的状况,无疑是观照和感受中国劳工阶层生存状况的最佳视窗,也是叩问和探讨如何改善外来务工群体特别是所谓农民工处境的典型范本。

今年的春运,尽管不乏元旦和春节这两个公众假期日期相隔较近(22日),导致春运时间提早、运力腾挪时空局促、春运人流量同比增长幅度大等客观原因;虽然铁路部门也勉力克服困难、改善服务,采取了诸如火车票实名制、网络购票、降低农民工团购门槛等多项应对措施。但是,目前种种迹象显示,迄今,上述举措效果十分有限,而且显然并非化解春运购票难、突破春运困境的根本之策。

这一判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近日媒体披露的诸多事实:无论是农民工致信铁道部负责人、直言网络购票对农民工不公不利;还是铁道部网络售票因预期不足、准备不充分,从而导致网站瘫痪;以及有农民工奔波7日,仍无法成功购票;而宁波东站查获的非法票贩,则怀揣数十张身份证和实名火车票。所有这些事例的共同指向是:农民工春运购票困难的局面似乎并未得到有效缓解,而这也正是农民工的境遇多年来改善甚微的表征之一。

仅从农民工购票难这一点看,铁路部门固然难辞其咎,但板子全部打在铁路部门身上并不公平。春运这一特殊现象,本身即是铁路经营体制改革滞后、垄断性经营导致的市场价格扭曲所致;也是中国运输业、特别是铁路运输业结构性失衡的结果。原以体现社会公平、防止权力寻租、杜绝火车票非法倒卖现象为出发点,意图普惠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普罗大众的网络售票和火车票实名制措施,施行至今,却并未获得与国际接轨多年、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航空客运业类同的有益效果,症结不仅在于铁路行政垄断属性必然导致的效率和管理、服务水平低下等弊端;也在于这些措施的拟定和决策者,明显漠视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对农民工实际境遇和实际需求毫无体察的事实。而主张以火车票价市场化的方式解决春运购票难的呼吁,之所以也激起了强烈的民意反弹,则在于这个立足市场经济原理的主张缺乏现实基础。

2011年是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标志性年度。而目前总数达2.42亿的农民工,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发展进程中居功至大至伟,早已举世公认。2009年,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中国务工者,就曾以“中国工人”之名,被国际性媒体评为年度人物群体。其评选理据是,中国工人的勤劳坚韧和艰辛付出,保障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并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然而直面现实,社会面貌日新,自然环境月异,但回顾农民工的历史,即使将他们中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视为第一代,迄今农民工已经历经至少三代的更替和接力,在数量、人口结构、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和生活习惯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遗憾的是,当年的观念、体制、政策加诸他们的许多制约和束缚,虽然早已不合时宜、局限性凸显,而且不无歧视、有失公平,却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切实的改变。

一个好的迹象是,农民工这一带昔时烙印、不伦不类的称谓,已经有逐步取消的意向,劳工权益和福利的保障正在逐步改善。但是,正如春运购票难所显示的,他们还需要更为切实的善待和关怀。他们中的老一辈,已经离乡进城务工多年,多数人将在未来15年左右退休,而面临留城还是回乡之困。他们中的新生代,则绝大部分生于城市,在城市生活和劳动。他们几代人共同的命运是:不为城市接纳,农村户籍依旧、农民身份不改。在为之奉献了青春、血汗以及缴纳了税金的城市和务工地,他们却不能享有与城市和当地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更有甚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会遭无良雇主欠薪、被恶劣的工作环境损毁健康、因工伤不能获得合理救助补偿。他们因社会地位低下、收入微薄、工作和生活环境恶劣,而只能忍受夫妻分居、家庭离散之苦,默默承受上无力养老尽孝、下不能抚育子女的悲哀。在经年的辛勤劳作后,为回家乡与亲人团聚,享受短暂的亲情人伦的欢愉,他们还要忍耐春运购票之艰难和长途奔波的劳顿。也就是说,春运购票难的缓解,除了铁路经营管理水平的改善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化解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春运现象。只要具有直面事实的勇气、解决问题的决心,春运及春运购票难这一已经持续多年、甚至有愈演愈烈的现象就不难化解。而这一破冰之旅,显然必须经过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以更新过时的观念,改变滞后的政策,松动固化的体制起点—这三大障碍突破之际,即是农民工境遇改善之时,自然也是体现公平正义、促进精神文明、保持经济增长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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