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舞剧《金瓶梅》：文人艺术还是普罗作品？

2011-09-22 05:11:57

来源: 时代周报

舞剧《金瓶梅》将从9月26日起在国内巡演，被誉为时尚、先锋的“摩登之城”上海却爆出拒绝舞剧《金瓶梅》进入该地演出的新闻，其“婉拒”的理由更多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于是，这部原

特约记者赵妍发自上海

明末小说《金瓶梅》几百年来都是本“成人书”，它被称为“奇书”、“禁书”，长久以来因其描写的“丑态毕露”的成人世界而成为公共议题的禁忌，却同时也因其内大量的“性描写”成为大众私底下暧昧议论的话题。哈佛大学教授田晓菲在其学术著作《秋水堂论<金瓶梅>》中将该书界定为完全意义上的“成人小说”：一个读者必须有强健的脾胃、健全的精神、成熟的头脑，才能够真正欣赏与理解《金瓶梅》，能够直面其中因为极端写实而格外惊心动魄的暴力。

这本在学者眼里属于“文人小说”而非“通俗读物”的作品，近来被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搬上舞台。继参加香港艺术节演出后，舞剧《金瓶梅》将从9月26日起在国内巡演，第一轮巡演城市为成都、重庆、武汉和武昌，另外长沙、西安、宁波、杭州、苏州等地也已安排在巡演城市之列。不过，被誉为时尚、先锋的“摩登之城”上海却随后爆出拒绝舞剧《金瓶梅》进入该地演出的新闻，其“婉拒”的理由更多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于是，这部原本就争议、声讨四起的舞剧未演先热，且步入了尴尬境地。

五分钟焦点惹火视频

有关舞剧《金瓶梅》的议论主要围绕互联网上的5分钟官方宣传片。在这5分钟的舞蹈视频中，尽管画面上并无“脱衣”或“裸体”，但演员身穿紧身纱衣，舞蹈动作和舞台场面被许多网友称为“肉欲横陈”、“活色生香”、“火辣露骨”，甚至还出现了摇床等古代性道具。

此类创作在国内舞蹈界实属罕见，这段视频很快流传，并受到了相当多媒体的报道和关注。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王媛媛则成了这股议论热潮中风口浪尖的人物，作为舞剧《金瓶梅》的编导，她不仅被众多网友质疑，更遭到了来自舞蹈界内部的非议—王媛媛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舞剧是否以“性”作为噱头。

“我们希望透过性，来探视人性。”王媛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首先强调了自己的创作初衷，这已经成了她近来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似乎收效甚微，那些王媛媛说属于艺术的性感元素、网上流露出的剧照和视频显然更夺人眼球。

甚至，连专业研究《金瓶梅》的学者也开始对此产生质疑。出版过多部《金瓶梅》研究专著的国内金学专家、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他认为将《金瓶梅》改编成舞剧很难。“因为人性比较抽象，我谈论《金瓶梅》的时候也提到过人性，但舞蹈怎么表现人性？表现了人性的什么？人性怎么理解？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仅仅从5分钟的视频来看，我觉得性的意味更多一些。”黄霖教授从获知《金瓶梅》要改编成舞剧后一直十分关注，但观看了舞蹈视频后他显然持怀疑态度，而且在他眼里，《金瓶梅》的价值更多在于其反映的“反贪、反腐败”。

这种质疑在王媛媛看来有些“不公平”。“网上5分钟的视频是我们剪出来的片花，并不能代表实际一个半小时的舞剧，我们现在不可能把整部舞剧放上网，这样就没有观众进剧场了。”王媛媛介绍，舞剧《金瓶梅》是以潘金莲作为人物主线，通过她的人生来看她周围有关系的人。“从中我们去看人性本真的东西，这里面当然有好、有不好，但我们会用一种跳出来的眼光看待这些，我并不想给它一个评判。从人性本真中的两性关系，延伸到整个社会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给出自己的艺术表现和观点。”

据了解，舞剧《金瓶梅》是王媛媛所在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受第39届香港艺术节邀约而编排的作品，由澳门莲花卫视投资，最初并没有大规模演出的计划。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成立不到三年，团长王媛媛曾与张艺谋合作编排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曾为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编舞，同时还是冯小刚电影《夜宴》舞蹈总监，舞团多在国外演出。此前，《金瓶梅》在香港的演出获得不少好评。

“上海的拒绝”

正当人们为“性与人性”争论不休时，舞剧《金瓶梅》在“上海主要剧院”吃了闭门羹一事彻底将这场论战推向高潮。

据上海《新民晚报》报道，上海大剧院副总经理张笑丁认为“该剧题材应该有票房效应，但剧院运营并非单纯为了追求票房利益，我们的演出季舞蹈已经排满，所以暂不考虑”，而东方艺术中心管理公司总经理林宏鸣则说：“《金瓶梅》与我们剧院为观众提供美的享受这样的定位存在差异，所以暂不考虑承接该剧。”除了上述剧院相关负责人表态，该报道中还引用不署名舞蹈界业内人士的话，认为该剧动作过于露骨，表示无法接受。

这篇题为《上海主要剧院婉拒舞剧<金瓶梅>来沪演出》的报道引发了舞剧《金瓶梅》遭“禁演”的说辞，但当时代周报记者致电《金瓶梅》巡演中心负责人、成都演艺集团项目经理曹江洪时，他却表示无奈。“这根本不算拒绝了演出，这条消息是上海的媒体看到了《金瓶梅》在成都、重庆的宣传，就以上海媒体人的身份采访了上海的剧院，询问《金瓶梅》是否会在这几家剧院演出。”

曹江洪向记者透露，他所在的成都演艺集团为舞剧《金瓶梅》在内地巡演的商业代理机构，上海市场方面成都演艺集团确曾与上海大剧院接触。“大剧院的确算婉言谢绝，但东方艺术中心我们根本没去接触过，就不存在拒绝之说。上海大剧院方面是口头回复，说审批、申报方面恐怕会比较麻烦，也根本没具体上报被文化部门砍掉这样一个过程，他们自己先认为会有麻烦，我们也没听说上海市文化局、文广局拒绝《金瓶梅》进入上海。”

“上海这个城市，我估计包容性还不够。这么高雅的艺术作品，他们居然不接受。连天天唱红歌的山城重庆都能容纳《金瓶梅》，这本来就是一个好剧。”曹江洪说，“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春节之前也已经没有档期了。我们不管这些，到时候上海其他剧院可能会主动来接触我们吧。上海大剧院估计是政治形象上有所考虑。”

不过，据熟悉上海演出市场的业内人士分析，上海方面的“婉拒”也可能出于现代舞在上海票房市场萧条的考虑。“国内的金星在东方艺术中心的演出可谓惨败而归，最终不得不演变成圈内人的交流演出，而去年西班牙舞蹈团来上海大剧院跳巴赫，票房也一样糟糕。现代舞在上海没有市场，上海经常去剧院的最大消费群是古典音乐发烧友。而且票房的另外一大途径是渠道，也就是大批量出票，一般都是企业大批量订票送客户。你能指望企业明目张胆地订《金瓶梅》的票送给VIP客户吗？”

“《金瓶梅》该开禁了吧！”

“凡人谓《金瓶梅》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清代文人张竹坡在反驳视《金瓶梅》为淫书的观点时曾这样调侃。但对于大部分听过却未看过《金瓶梅》原著的大众而言，其“淫书”的标签早已根深蒂固。于是，舞蹈界业内人士开始更多探讨这出舞剧是否应该大规模巡演的问题—这也回到了田晓菲对《金瓶梅》为“文人小说”而非“通俗读物”的观点。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副主任张莉经过深思熟虑后表达了她的“个人观点”。张莉本人是上海市舞蹈家协会成员，曾著《当代中国十大舞剧赏析》一书。她在写给时代周报记者的书面回复中认为，艺术创作是个体行为，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艺术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将文学作品《金瓶梅》改编为舞剧并无不可。但她坚持，舞剧的核心意义应该在人性、社会的深度揭示，对两性关系的展示不能过于直白露骨，公开演出应该更为慎重。对《金瓶梅》这样一部涉及“文化禁忌”的舞剧，文化演出及管理部门应该慎重。

与这种观点不同，美籍现代舞编导、北京现代舞团艺术顾问王晓蓝却对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艺术创作和创新表示了鼓励。王晓蓝是1978年“文化大革命”后首位海外归来访问中国的现代舞者，当时同行的还有她的母亲、著名小说家聂华苓和她的父亲、美国诗人保罗·英格尔。1980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后，王晓蓝在爱荷华大学创立了首个中美舞蹈交流项目，并为后来的中国现代舞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身在美国的王晓蓝同样寄来了对舞剧《金瓶梅》的看法，这显然可以部分代表给予掌声的香港观众和舆论的评价，或者说也可以部分代表体制外的看法：

我还没有看《金瓶梅》，先不评论编舞和艺术性吧！《金瓶梅》是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多年的禁书，搬上舞台，自然会有反应。这本书，不容易读。我在多年前读过一次，不深入。在我的印象中，这书在题材、人物、叙述结构上充满了曲折的变化。许许多多文学界的学者分析、研究了多年。舞剧如何呈现文学？从何角度？是否捕捉到文学中的内涵、要点和精华？这是我对王媛媛编的《金瓶梅》的好奇。我敬佩王媛媛接受香港艺术节的委托编这文学巨作的胆量，也欣慰国内多地安排上演。从一个现实的立场来看，《金瓶梅》该开禁了吧！我想，舞蹈涉及文学，我们也要看舞蹈的文学性。

目前有些评论对中国的观众的判断力和鉴赏能力缺乏信心。明朝的小说今天还不能出现在中国舞台上，实在是太过狭隘。我看过北京芭蕾舞团的排练，在录像上看过一些王媛媛编的舞。第一次现场看她的舞会是下个月，在纽约，看她编的《霾》。她是位有才、有魄力的编导。对她的认识，我可说：她是位求知、求真、求美、有创造力的艺术家。

或许，舞剧《金瓶梅》注定将继承原著永远被争议的命运，不过，复旦大学教授黄霖的另一种评判标准，或许可能给这场论战画上句号— “等成都、武汉的群众们看完这部舞剧，听听他们的意见。”

专访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王媛媛
从《大红灯笼高高挂》争议到《金瓶梅》

读过《金瓶梅》的人更容易懂此剧

时代周报：能否谈谈你最初创作舞剧《金瓶梅》的想法？

王媛媛：最先考虑为何要做《金瓶梅》，是因为我们感受到现在社会，部分人的精神状态开始因为物质发达而堕落。在《金瓶梅》的时代，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非常快，但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包括道德水准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情况。把它在舞台上呈现出来，或许会有一些参考价值。这是最初做舞剧《金瓶梅》的大体想法。

为什么说觉得现在社会部分人的精神状态乱，可以看看各种社会新闻。那时一个潘金莲就已经成为道德败坏的焦点，但现在的社会有多少潘金莲？有多少西门庆？他们可能就是那些为了钱、为了女人抛弃道德、职责的人。这些人的存在。这些是我希望通过舞剧《金瓶梅》拿出来让大家反思的。开始我挺不愿意谈这个话题，这种反思或许会给作品带来外界的压力，这些都是我考虑过的。我只是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时代周报：整个舞蹈涉及了哪些情节？

王媛媛：整个舞蹈涉及到的人物有潘金莲、武大郎、武松、西门庆、李瓶儿等。舞蹈和电影不一样，电影可以一下子切换到孝哥儿出嫁，或者西门庆死的时候孝哥儿出生等，但舞蹈不可能做到。不过整个原著的情节安排却让我们思考，一个人一生的行为和态度可能导致最终生命的结束，而他儿子的出生可能是一种轮回。西门庆一生经历上百个女人，而他儿子去当了和尚，这可能是一种因果循环。所以我们设计舞蹈的结尾时修改了很多次，最终呈现的是一个开放的结尾，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时代周报：那么是否意味着看过原著《金瓶梅》的观众能更好地理解这部舞剧？其实《金瓶梅》是国人最熟悉的“禁书”，但大部人都只听过，却未真正看过。

王媛媛：我认为对《金瓶梅》本身有了解的人，看到我们的舞剧会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并对艺术家的创作思考有更多的了解和体验。如果是没有看过《金瓶梅》原著的观众，我觉得因为我们传统文化上对“性”的避讳，以及原本的保守态度，可能真的只看到性了。这真的取决于观众的背景，我没有办法把握。

（王媛媛）

这不是第一次遭争议

时代周报：你应该已经了解到各界对这部舞剧的争议，尤其是表现“性”的问题上。

王媛媛：我觉得我并不反对其它的争议和质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去探讨，而我当然是以舞蹈为出发点来做这件事。现在的争议主要还是短短5分钟剪出来的镜头，观众并没有看到我一个半小时的舞剧会呈现什么样的效果。我也愿意跟持不同意见的人探讨，我觉得每一个提出来的问题都有值得研究的地方。性和人性的关系，性感的表现放多少，放在什么样的题材里，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可能因为这个主题，舞蹈动作设计上会有不同，但去看其他的舞剧，难道他们不跳双人舞吗？我认为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性是人性本真的一种，不可能不说，如果我们都藏起来，那么人物是不完整的，而且舞剧里我并不是仅仅说“性”。单纯拿出来说，性本身也是美好的，只有将它放置在道德标准之下来衡量，性才出现了区分。所以现在大家在讨论的性，都是放在了道德标准下的了。

时代周报：那你怎么看上海大剧院拒演这件事？

王媛媛：这没关系啊，上海拒绝了，那我在别的地方演呗。世事都是人为，剧院本身肯定是受到总监或者管理者影响，以他的决定为决定，这是个体的事情。所以他的态度决定了剧院的态度，就像有些人喜欢《金瓶梅》，有些人不喜欢一样，这个我淡然。如果有一天它接受了，我也愿意去演。湖北武汉剧院的总监，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金瓶梅》的情结，他说他大学毕业的论文写的就是关于《金瓶梅》的研究，所以他听说我们在做这个戏，无论如何也要请过去演。事情可能都会有这种两面性，我觉得现在中国更需要的是个性的发展，不要大家回答同一个问题都是同样的思想，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一个世界了。我们需要表现每个人自己的认知。

时代周报：舞剧《金瓶梅》不是你第一部遭受争议的作品，十年前你和张艺谋合作的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是引起了很大争议，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王媛媛：我认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以下简称《大红》）出现的时候，是整个中国开始做原创舞剧的开始。那是十年前，2000年的时候，制作、修改，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都扑在这个舞剧上。也是从《大红》开始，各个地方才出现原创舞剧。跟张艺谋合作，我觉得如果不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合作可能也不会那么的成功，因为那是国家团体，从整个地位、政府的支持，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是最开始《大红》出现的时候，也的确有人提出质疑，你们怎么就去演这些二奶、三奶的事？那时候不正是社会上刚刚开始出现包二奶的潮流嘛，那是十年前了。所以就有人提出，你们为何做这样的作品，不做宣扬好的作品？但我觉得整个社会就是这样，除了去宣扬好的，更好的中国状况啊，也要知道社会坏的一面，这是存在的。

所以《大红》的争议也是它社会性的争议，与《金瓶梅》的争议是有相关性的。

一般舞剧全靠“送票”

时代周报：一再地受到争议，跟你本身的艺术理念，或者性格有关吗？你是舞蹈艺术中的先锋人物吗？

王媛媛：我不知道，我觉得自己都是很自然地出现想法、自然地去创作。我自己先锋吗？我觉得我是一直在思考的艺术家，但不能规定我是先锋的。先锋这个词可能让人感觉是自己要出头，站出来与众不同，我倒没这么想。其实我本人很害羞，不喜欢参与到过多的人际关系中去。我也不愿意出去，就愿意待在排练厅里。但我一直在思考，我和我所有的合作者都认为，我们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是很强的。我们能感受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状况，现在变化的速度，都是在我们青春的时间社会在发生改变。这个变化相当之大。所以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都会有社会责任感并作出反应和思考。

时代周报：从整个大环境来讲，国内当下现代舞的状况如何？上海演出市场现代舞的票房一直不怎么好，比如金星的演出也沦为了业内的交流。

王媛媛：现代舞在北京略为好一点。我们这一代人是第一届从学校毕业学现代舞的，现在还在坚持做的都已经做了将近二十年。坚持一个事情，总会有成功的。但现代舞真的需要踏踏实实去思考，能坚持下来的现代舞者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北京可能比上海好一些，因为上海那种谈论和思考的方向的味道更浓，更加经济一点，北京可能有这个环境，我所能见到的坚持的人都在北京。

舞蹈本身很边缘，观众面很小，做这种演出其实挺困难的，如果不是《金瓶梅》，舞剧是卖不出门票的，全部都是送票。所有的舞剧都是这样，很浪费。我看到那些制作很好的舞剧，其实都挺心疼，我老在想，啊呀这样的作品我能做十个。但观众只要进了剧场，我相信他们能够感受到我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时代周报：不过《金瓶梅》的票房目前看来已经很不错，据说成都演出一个月前门票就全部售罄。舞团本身会参与《金瓶梅》的票房分成吗？

王媛媛：跟我们没关系，都是成都演艺集团和剧院自己卖。卖得好，他们赚得多；卖得不好，他们赔。我们舞团只是拿固定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