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须防“公共投资”成“公共危险”

2011-08-04 06:31:03

来源: 时代周报

频繁爆发的路桥坍塌、地铁扶梯事故，以及更大范围由公共投资推动的基础设施安全事故，均在明确告诉我们：公共投资≠公共服务。如果规划不科学、管理不到位，公共投资的加大，甚至会给

杨国英

仅仅半月时间，地铁扶梯事故即在京、沪、深、宁等地轮番上演，引发了公众对电梯安全的恐慌，并导致国家质检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的电梯安全检查。检查结果相当悲剧：全国平均每20台电梯中，就有1台电梯存在隐患。

虽然，在地铁扶梯事故频繁爆发之后，政府对相关厂商采取了“禁止采购”等处罚措施，但就公共安全而言，地铁扶梯事故并非孤例，与之相比，投资更大后果更为严重的路桥事故，亦于7月份集中爆发：仅9天内，大规模的路桥事故就有江苏盐城通榆河桥坍塌、武汉黄陂高架桥引桥严重开裂、福建武夷山公馆大桥倒塌、杭州钱江三桥引桥坍塌、北京怀柔宝山寺白河桥坍塌五起之多。

频繁爆发的路桥坍塌、地铁扶梯事故，以及更大范围由公共投资推动的基础设施安全事故，均在明确告诉我们：公共投资≠公共服务。公共投资的加大，并不必然带来公共服务的提升。相反，如果规划不科学、管理不到位，公共投资的加大，甚至会给公众带来负面效应。

不可否认，公共投资之于我国经济的作用，贯穿了1978年之后的整个改革开放历程，中央政府更于1998年正式提出“公共财政”理念，而引领我国经济率先冲出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的，亦是高达4万亿元的公共投资刺激计划。公共投资除了直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外，更可带动更大规模的私人资本投资，在过去两年，公共投资仅为4万亿元，但信贷增量却已接近20万亿元。

虽然，我国历年加大的公共投资，直接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但在GDP政绩观的惯性主导下，“公共投资”的“公共性”早已让位于“投资性”，几乎遍及全国的路桥超标收费即是明证。而公共投资的高幅增长，与民生支出的低速爬升，两者呈现剪刀差的倒挂态势，更说明了“公共投资≠公共服务”。

公共投资≠公共服务，体现在公共投资的初衷，是为了拉动经济？还是为了服务民生？反映在公共投资的基础设施投入上，其目的是为了营造招商引资的环境？还是为了增加民众生活的便利？

公共投资≠公共服务，还体现在公共投资的规划科学与否。只有科学规划的公共投资项目，才能确保公共服务的正向效应。相反，如果公共投资的决策盲目，则必然会让公共服务缺乏保障。但是，在我国特有的决策治理模式之下，公共投资的决策普遍缺乏程序正当性，专家论证和民众问询在领导意志的主导之下，往往沦为形式上的走过场。在中央政府为了尽快复苏受美国次贷危机冲击的经济，而于2008年底推出4万亿元公共投资之时，多个部门、地方主政官员普遍忽视公共投资的“公共性”，而用大跃进思维主导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公共投资项目。我们从国内多个城市动辄十条线以上的地铁规划，随处可见的动辄投资数亿元的大剧院、体育中心、市民广场，即可见缺乏科学规划对公共投资造成的浪费，更遑论由此种公共投资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有效性。对此，去年10月全国人大亦承认“有些重大公共投资项目建设规划不够严谨”。

公共投资≠公共服务，更体现在公共投资项目的管理上。在公共投资项目的建设阶段，管理不到位，会直接造成原料采购、施工建设的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甚至可能让公共投资项目成为贪腐的温床。而在公共投资项目的后续运营阶段，管理不到位，则会造成权责不当、人浮于事，从而造成公共投资项目的超级低效。而不论是公共投资项目的建设阶段，还是后续的运营阶段，管理的失位，不仅会给公共投资造成巨大的损失，还会给本应受到保障的公共安全埋下事故隐患，而由此产生的公共服务效果则必然大打折扣。

毫无疑问，公共投资的本义，是为了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却仅是公共投资的附属之义。如果公共投资的“投资性”远大于“公共性”，则显然有本末倒置之谬。在厘清公共投资本义之后，我们再来明晰“公共投资”之于“公共服务”的内在逻辑，“公共服务”的需求理应主导“公共投资”的方向和数量，而“公共投资”则是满足“公共服务”的基础和前提。公共投资的效用评判，关键在于公共投资所耗用的资源，与其所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在价值是否匹配。

公共投资≠公共服务，弄不好则会成为“公共危险”：层出不穷的路桥坍塌、地铁扶梯等公共安全事故，已发出严厉警告，公共投资的“投资性”应尽快让位于“公共性”，让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尽快成为“公共投资”最关键的考量。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