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容庚不和之谜

2011-06-16 06:05:05
来源: 时代周报

蒋天枢写道:“有以讲师诱程者,程遂坚决不再协助先生做事,虽经校长陈序经婉劝亦不肯。先生遂辞去中文系教职,专任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当时在岭大兼历史系和中文系教授,程曦此举使他非常生气,也怀疑“以讲师诱程者”,必是中文系主任容庚。

万君超

陈寅恪与容庚当年同在北平时,交往甚多,虽称不上是同道挚友,但亦都是学界中人和清华大学同事。但如按师承辈分而言,陈比容要略高一辈,因陈寅恪当年与容庚的业师王国维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同事。在《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中收录陈寅恪致容庚信函九通,从中可知在抗日战争之前,两人关系颇为密切,相知相敬。抗战爆发后,容庚滞留北平,成为“伪教授”。陈寅恪则随清华大学南迁至昆明,后至香港。抗战胜利后,陈寅恪仍回北平清华大学。容庚在抗战胜利后,被北京大学解聘,后经李宗仁推荐至广西大学任教。1946年7月,应广州岭南大学之聘,任岭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48年8月,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曾数次前往北平,拜会许多著名教授,诚意聘请他们南下到岭南大学任教,陈寅恪即其中之一。

岭南大学和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等,当初均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私立学校,具有较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学校的资金也大多来自美国的一些基金会,且外籍教师颇多。这些教会大学教师的待遇较国内许多公私大学要优厚,并且有相对宽松和自由的学术环境。因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均患有心脏病,而医生嘱咐他们宜住到南方暖和之地。故经过考虑,陈寅恪在1948年夏遂接受岭南大学的任教聘书。1948年12月15日,偕妻女由北平飞抵南京,同机还有胡适夫妇等。再由南京乘火车至上海,在1949年1月19日乘“秋瑾号”轮船抵达广州黄埔江口,岭南大学再用小船直接到学校码头。当日,容庚与陈寅恪弟子、时任岭大文学院院长的王力等人一同前往迎接。

但两年不到,陈寅恪与容庚两人“失和”,后几至不相往来。此事在许多有关研究陈寅恪的专著或回忆文章里均语焉不详,扑朔迷离。在易新农、夏和顺著《容庚传》一书的第八章第四节《陈寅恪助教风波》中,似乎可以大致厘清一些头绪。此也仅是一家之说,故聊供参考而已。

陈寅恪初到岭南大学时双眼已几乎失明,学校配给他的助手是黄如文。而黄是广东番禺人,平时与陈交谈及读古书资料皆用粤语,故陈寅恪听不太懂。数月之后,陈寅恪在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程曦(1920-1998)偕妻子自北平南下广州到岭南大学,请求担任陈寅恪助手。程曦是河北文安人。抗战爆发后,燕京大学迁至成都,他又成为了吴宓(1894-1978)的学生。但程曦在任陈寅恪助手约一年后,因故不愿再任助手,也有一说是“不辞而别”。程曦的这一行为,引起了陈寅恪的不满。陈寅恪弟子蒋天枢(1903-1988)后来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写道:“有以讲师诱程者,程遂坚决不再协助先生做事,虽经校长陈序经婉劝亦不肯。先生遂辞去中文系教职,专任历史系教授。”原来陈寅恪当时在岭大兼历史系和中文系教授,程曦此举使得他非常生气,也怀疑“以讲师诱程者”,必是中文系主任容庚,故因此决然辞去中文系教职—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时,都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

1951年夏,岭南大学实行新的聘任制,当时程曦可能认为自己以讲助(即助理讲师)的身份同教授所开课程一样,因此要求获聘为讲师。中文系方面也确曾向校方推荐程曦任讲师。人往高处走,也无可厚非。那为什么历史系不聘任程曦为历史系讲师?这可能因为程是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的缘故。此事在今天看来颇为“存疑”和不解,既然程曦想要得到讲师一职,校长陈序经亦知此事,王力又是文学院院长,难道就没有其他适当的“变通”办法?即聘程曦为中文系讲师,而仍让他担任陈寅恪的助手。其中实情恐怕绝非如此“单纯”。

吴宓与陈寅恪是挚友,他在1951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接棣华八月二十三日函,知寅恪兄与容庚甚不和,已改入历史系。而曦竟叛离寅恪,寅恪写读各事,均筼夫人代职云云。深为痛伤。曦虽然热情盛气。而殊粗疏,故不能坚毅上达,亦一愚人而已。”吴宓在其日记中说弟子“殊粗疏”和“亦一愚人而已”,但当初他也曾有诗赠程曦云:“燕京得一士,忠敬见程曦。好古通文史,亲贤乐勇为。”难道是他自己当年“走眼”看错了人?

但在同年的6月30日,容庚曾给岭南大学聘任委员会写过一封信:“程曦君乃陈寅恪教授的助教,下学期陈教授专任历史系,程君拟请改用历史系名义。且程君身有肺病,性情乖僻,为保护同人的健康和本系的秩序起见,亦不拟再聘任。前次推荐程君为本系讲师函件应当撤销。”容庚此函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形之下所写?其中是否有难言之隐?今天已无从考证。但从中可知,当初岭大文学院中文系确实有“推荐程君为本系讲师函件”之事,陈寅恪的气愤或怀疑也并非空穴来风。容庚可能是一个有些不懂人情世故的学者,他或许自己也没有想到,在聘请程曦为中文系讲师一事上,会“后果很严重”。至于为什么“陈寅恪与容庚甚不和”?内情至今不详。在这样的情况下,程曦只有“自动”黯然离开岭南大学,1951年10月去香港大学任教,八年之后赴美国教授中国戏曲史。可谓因祸得福,由此逃过后来国内历次劫难。但他一直未对自己为什么当初不愿做陈寅恪助手一事,发表过任何辩解。容庚对此事也同样如此,真让后人有“隔帘看花”之感。

陈寅恪对程曦之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在翌年写有《吕步舒》一诗云:“证羊见怪借粗奇,生父犹然况本身。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这是一首寒柳堂名诗,大意是说儿子出卖父亲,学生批评老师,皆为不孝之道。吕步舒是董仲舒的得意弟子,他曾因不尊师重道而被董仲舒撰文痛诋。此诗在许多研究陈寅恪的文章或专著中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其实这应是针对程曦之事而作。后来,陈寅恪的弟子蔡鸿生在《释“陈门恩怨”》一文中,也认为此诗“字里行间,颇见几分厉色”。

陈寅恪与容庚两人都是性格很“硬”的人。容庚有时天真好辩,言辞无忌;陈寅恪则狷介孤傲,不屑一辩。陈有贵公子气质,容有古名士风度。但两人均敢于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讲真话,宁折不曲,宁辱不宠。胡文辉先生在《现代学术点将录》一书中曾说过:“历史系有陈氏,中文系有容氏,亦中大(即中山大学)精神之光也。”两先生亦堪称是当代知识分子中的精神之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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