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式治堵 决策科学吗?

2010-12-30 05:11:22
来源: 时代周报
这个被称为北京“史上最严厉的治堵政策”,出台速度之快、“限购尺度”之严,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均引起了广泛热议。如此治堵,是否公平合理?政府在制定治堵方案时如何才能科学决策

本报记者 吴晓蕾 发自北京

2010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副教授赵成根接到某品牌汽车4S店发来的一封短信,内容是北京市治堵方案即将出台,建议他立即前往购车,“晚上12点前车价不变”,并承诺如赵教授介绍朋友去买车,还另外给他200元的“好处费”。

次日,新鲜出炉的北京治堵方案却与4S店的短信内容“不谋而合”—12月23日下午,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及《实施细则》,提出对小客车实施数量调控和配额管理制度。《细则》规定:2011年北京发放的汽车牌照总数为24万辆,通过“摇号方式”每月平均发放2万辆。这意味着:从24日开始,北京市民即便有钱买车,也未必能有让车辆上路的资格。

这个被称为北京“史上最严厉的治堵政策”,出台速度之快、“限购尺度”之严,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均引起了广泛热议。

史上最严治堵新政

赵成根并不是唯一一个收到4S店短信的人。

自2010年12月13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布《北京治堵征求意见稿》起,北京的街头巷尾都充斥着各种关于治堵新政的“小道消息”,一时间,北京市民陷入纠结—已经有车的人担心“单双号限行”,而没有车的人又怕政府出台“限购令”。

与此相对应的,是北京车市的突然“火爆”。“那几天,来看车的人真可以用‘络绎不绝’这个词来形容,买车的人更是‘眼睛都不眨一下’,生意从没那么好过。”一位车行的销售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而就在新政出台前夕,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段子更为夸张:“北京某4S店,一个客户为了提现车,现场拿钥匙把车给划了,说这车你们不要了吧,我拿走了!结果马上又上来一哥们,二话不说,把挡风玻璃给砸了,说看谁还跟我抢车!”

网络段子也许有其夸大的一面,但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却是无法否认的现实。

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意识到:北京之堵,已非治不可。12月13日,北京市交委在官网刊登了《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推进首都交通科学发展加大力度缓解交通拥堵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并围绕着这个“征求意见稿”展开了为期一周的征求民意,拉开“北京治堵”的序幕。

然而,仅仅十天后,牵动数千万北京市民的治堵新政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尘埃落定,提出对小客车实施数量调控和配额管理制度。除了在2011年对北京发放汽车牌照采用“摇号方式”之外,新政还对外地进京车辆在五环以内行驶的时间作出限制,并在五环内实行分区梯级停车收费,总体标准上调。

“北京的这个‘限制购车’出手太狠,就算要限制,也应该是采取适当限制,而不是把80多万的购车需求一下缩减到20多万,一下子压缩了70%多的市场需求。”面对北京治堵新政,就连现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汽车市场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原亚运村汽车市场总经理苏晖也大呼“太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出台的“摇号上牌”政策不仅会让北京车市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更有可能将北京本地的销售压力转向周边其他省市。

“更严重的是这一政策可能在全国其他拥堵也很严重的大城市引发示范效应。”苏晖说。例如,2010年年初,广州就曾经讨论有关“限车”的一系列措施,但是碍于舆论反对的意见较大,最终没有实施。但是,北京出台治堵新政后,进入后亚运时代的广州也于近期传出研究制定治堵方案的消息。

涉嫌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尽管广东省交管局一再强调广东暂无限牌计划,但人们还是很担心未来治堵方案会否直接借鉴“北京经验”,因为,北京的治堵新政一经出台,即招来一片质疑。

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此治堵,是否公平合理?

“摇号治堵,作为治堵新政的组成部分,对汽车限购和缓解北京的交通压力,引导积极的汽车消费理念还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这个治堵在操作当中,是否真正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消费者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由于采取限制车牌总量的方法,意味着车牌成为了有价资源,因此摇号机制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备受关注。同时,通过限制购买车辆的措施,也会产生新的不公平。这一方面体现在对新购车用户的消费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常住北京的外地户籍人士的摇号资格上。

根据《细则》,新政虽然并未限制外地人购买北京车辆,但是需要连续五年以上缴纳北京市的社保和个人所得税的证明才能购买。

“因为出台政策的地方是北京市,它不是站在全国的立场上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所以在出台政策时还是着眼于本地区进行一定的限制。”刘俊海说。

“但是,我看到新政的时候就想,那我可以去河北买车呀!”赵成根提出质疑。

据刘俊海介绍,由于此前上海拍卖本地车牌,很多上海人就到浙江办车牌,然后继续在上海开车。也许北京也注意到类似的问题,为了防止人们在天津、河北、山东等附近省市买车在北京开,新政对外地牌照汽车在北京上路的时间也有相应规定:7-9点、17-20点,不允许在五环路(含)以内上路。“但是,尽管如此,这一限行还是没有考虑到地方进京办公的方便。因为来北京的外地车,很多都是因为有公事而来。”刘俊海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而国家工商总局消保协原巡视员、现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武高汉更表示:“政府出台限制消费者购买和使用小汽车的强制性行政措施,涉嫌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相关法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或者不买是消费者的神圣权利,包括:今天买或者明天买,多买点或者少买点,买这个品牌或者买那个品牌,在这个店买或者在那个店买,等等。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具有完全的自主支配权和完全的自由使用权等。这是《宪法》、《物权法》、《消费者权利保护法》等众多大法所明确规定的。即便是在极其特别的情况下,也应由人民代表大会按照法律程序,在征求真正民意的基础上,对法律进行解释。”武高汉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事实上,在12月13日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曾一度引发北京市民热议的就包括“是否收取拥堵费”、“必要时,实施重点交通拥堵路段高峰时段机动车单双号行驶”等措施。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刘俊海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莘就曾公开探讨这些措施是否对物权有所侵犯。“让人欣慰的是,在最后公布的新政中并未纳入这些措施,而所谓的‘必要时’也说应该是在恶劣天气和严重的交通堵塞情况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刘俊海说。

治堵需要科学决策

为了改变首都变“首堵”的现状,北京治堵新政抛出限行、限牌、限外地车、提高停车费的“组合拳”。但是,这套拳法是否真的能拳拳击中,产生效果?有趣的是,在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多位专家对此均持保留态度。

“其实,堵车问题是世界范围内的大城市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不光是北京,很多国际大都市都面临着相同的‘城市病’,只是北京堵车的情况日趋严重,远超其他城市。”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高毅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要解决北京堵车的问题,必须要找到堵车的根源。

“从硬件上看,北京汽车数量的年增长率超过15%,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汽车已近500万辆。汽车数量的增长,和市区房价高企、不少人被迫在郊区买房、从而开车上下班等因素有关。但是,北京城市道路空间是刚性的,交通设施的发展远远跟不上汽车发展的速度,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长期从事城市规划事务的高毅存认为,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北京交通拥堵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北京市的整个布局不合理,中心城太集中,功能又复杂,因此即使人们住在郊区,白天还是要回中心城上班,这就造成了早晚‘潮汐性’的交通。而老北京城本身就是过去封建帝王建造的都市,老城区的街道很窄,并不是给现代汽车社会设计的,这种城市肌理根本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交通模式和生活方式,所以当人口和汽车数量增长时,堵车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高毅存说,“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的状况,则需要改变城市结构,从而改变市民的交通模式,减少中心城区的交通总量。

然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赵成根却认为,由于北京城市的特殊性,要根治拥堵问题并不可能,只能是最大限度的缓解。几年前,他曾参与北京市政府关于“交通管理模式的创新”重点项目的研究课题,在他看来,要真正缓解交通压力、改善拥堵状况,必须要从“限、建、管”三字入手。也就是说,不仅要在车辆限行上作出具体的规定,还要限制各地组织在京建立办事处,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尤其是有轨交通,并且对交通进行科学管理等。

“这里面,就涉及一个政府在制定治堵方案时如何才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问题。”赵成根说。

据一份由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数据称,治堵方案征求意见一周,共收到意见近3000条,其中94.2%是建设性意见,表示反对的占5.8%。尽管这份数据被媒体广泛引用,但在不少公共政策学者看来,以北京将近2000万的居住人口而言,3000条的意见似乎并不足以代表民意。

“也就是说,在这项关乎全北京居民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民众的参与度太低,政府也没有充分考虑各方的利益。”赵成根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要保证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一方面要广泛听取民意,另一方面则要真正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提供科学的咨询。例如近期对外地人在北京买房、买车作出限定,还有对拼租、合租、住地下室的人作出规范,这些都显示了某些政府决策的不足。

此外,对于新政出台前夕小道消息引爆北京“抢车潮”的现象,赵成根也就自己接到的那条神秘短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事关社会公众利益的政策出台时,征求意见稿是事先征求意见、让市民参与讨论的意见,但是具体的办法和细则在未经公布之前应是高度敏感的信息。我不知道这些信息是怎么流传出来的,但这也显示了某些涉密部门在保密工作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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