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与乡愁写就他的小说

2010-09-30 04:10:43

来源: 时代在线网

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童年记忆与乡愁写就他的小说

本报记者龙婧发自上海
　　
科尔姆·托宾的《布鲁克林》中译本最近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是他继《大师》之后第二本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托宾的幼年，似乎并不能跟写作扯上什么关系，唯一能沾上边的是他母亲热爱阅读，家里有很多书。

17岁时，他上了大学，主修欧美文学和历史。到20岁大学毕业时，年轻人去了西班牙，因为爱尔兰的沉闷让他觉得无趣而窒息。“你知道的，年轻的时候大家想往外走。”说起当初离开故土的原因，他有点顽皮地挤挤眼。

在西班牙，他教英语，空闲时流连于酒吧。这个国度没有给托宾留下太多记忆，最深刻的记忆是1975年9月，他刚到这个国家不久，独裁者佛朗哥死了，巴塞罗那立即陷入集体狂欢状态。那些流亡在国外的共产党领袖，集体搭班机回国，一时间，巴塞罗那的机场里都是这些领袖们的身影。搭他的出租车司机也是个共产党员，一个劲儿地狂摁喇叭。

在西班牙呆了3年后，托宾又回到了爱尔兰，他进了一家报社做记者，一边攻读硕士学位。这段媒体经历给他的最大收获是，他找到了写作方式，明白了自己要为读者写书。“有的作家会说，我为自己写书，但我从来不这么讲。”

也是在做记者的时候，他开始尝试写小说。

两次提名布克奖

1990年，托宾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方》，并在同年获得了“爱尔兰Whitbread小说提名奖”，两年后，他第二部长篇小说《灿烂的石南花》问世。“从第二本小说开始，大家都知道我了，”托宾说。

1999年，《黑水灯塔船》问世。故事女主角Helen是一个成功的校长，与丈夫和两个孩子居住在爱尔兰，有一天她得知，她的同性恋兄弟Declan到了艾滋晚期。弟弟请求她告诉母亲和祖母，一起来照顾他。而这三个女人此前却因为Helen父亲突然离世，有着重重误会。小说描述这一段痛苦的旅程，三个女人必须克服一个个横亘在她们中间的误解和矛盾，来让身患绝症的Declan觉得温暖。

这一年，《黑水灯塔船》入围布克奖最后决选名单。

但真正让他声蜚国际的，是2004年描写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大师》。小说中只写了亨利·詹姆斯的人生中最关键的5年，但却像写尽了他的一生，那些旧年月在他笔下历历在目。虽然他一再否认那是纪实小说，却更像现实。《大师》中，托宾的写法克制而却适合阐释暧昧，詹姆斯那一段段无始无终的同性情事早已被风吹散，托宾却倏然捕捉到暗藏的悸动，写得不着痕迹。这让他再度入围布克奖的最后决选名单。

爱尔兰移民的集体回忆

托宾的很多灵感来自于他儿时的记忆。

《大师》的灵感，来自于他18岁时读亨利·詹姆斯的《贵妇的肖像》的感动，而新书《布鲁克林》的创作初衷则来自于他12岁时的经历。他的父亲去世，很多人都来吊唁，其中，一位妇女总是在不停地提到“布鲁克林”“布鲁克林”，他从家人的谈话中知道，这位妇女有个女儿在布鲁克林，最后，没有结婚又回来了。

这让少年印象深刻。

后来的很长一段日子，托宾每年都会有几个月在纽约教书，这个时髦而迷醉的城市让他很久都没有想起过爱尔兰。有一天清晨，他从床上醒来，突然想起自己的家乡，才发现自己在大陆的中央，离海那么远。

这个时刻，年幼的记忆浮了上来，加上乡愁和被遗忘感，于是在某一个夜晚，小说家很快想好了人物主角，在她身上会发生什么。“我为它想好了结构、语调和节奏，然后我要做的就是完成它。”

《布鲁克林》写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移民潮中，爱尔兰小镇姑娘艾丽丝独自去美国工作求学的经历。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遥远的距离，造成了艾丽丝的分裂感。她最终的选择—在美国和家乡，在已有名分的意大利丈夫和新认识的本土男友之间，她选择了前者。

书出版后，他在纽约的一个讨论会上朗读，一位姑娘站了起来：“我觉得你写的是我母亲。”他否认了，但姑娘却坚持：“你写的是我母亲，我母亲的故事，跟你写的一模一样。”

“我真的不是写的她妈妈。”托宾说，他笔下的人，从来没有从身边的人中撷取经历，但他会假想自己是这个人，想象自己如果是他，会去干什么，然后，把自己的感觉写出来。

不看书评的小说家

时代周报：为什么把《布鲁克林》放在上世纪50年代移民潮的背景下？你是刻意去描写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吗？

托宾：因为我对人的心理很感兴趣，于是就把这种心理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探讨。其实这个年代，已经是移民潮末期了。当爱尔兰处于革命阶段，很多人都举家移民，去了英国，去了美国，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像我书中缩写女主人公的丈夫，一个在美国的意大利男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意大利男人，都是希望娶一个白人女孩，信天主教的，生下来的孩子像美国人。于是，爱尔兰姑娘成了最好的选择。但两种文化的差异，必定会带来冲击。

时代周报：我注意到，你的书中，尽管主题不同，但都充满了迷失的感觉。

托宾：这一点我不反对，但用迷失和流离来形容，也许更准确一些。我很喜欢探讨这种感觉，因为觉得这种感觉带来的东西，会很细腻而戏剧化。我喜欢描写人在居无定所下的状态。

时代周报：你写一本小说，是否总会酝酿很长时间？比如《大师》，是18岁年被亨利·詹姆斯的《贵妇的肖像》打动，而《布鲁克林》则来自于你12岁时的故事。它们都似乎经过了很多年的时间？

托宾：其实，一个故事的形成，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必须要思考，还要有人物，还要有环境，然后，你就必须等待，这个时间，不知道是多久。但你只能等待，等待你的人物、你的故事，变成你脑子里的声音。第一个句子，就会有声音，这种声音，你必须大声说出来，说出来后，后来的故事就会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时代周报：最近几年，你一直很高产，这样勤奋的写作是为什么？

托宾：我到中年，意志更加坚定，认识到了自己很喜欢写作，那么我就自然会为写作做出一些牺牲，比如，我现在的生活，都是在围绕着写作进行。我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不是为了金钱写作，当然，这很难评判。不过，如果真的只是为了销量和钱，我可以去写更好卖的犯罪题材或者战争题材的小说。

时代周报：我注意到你用了“牺牲”这个词语。为了你的书，你牺牲了很多吗？

童年记忆与乡愁写就他的小说：当然，用“牺牲”也不准确，实际上，我很享受这种感觉，这个词语我是用来形容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写作这个事业中。

时代周边：据说你从来不看别人对你小说的书评？

托宾：我其实不太注意去看评论的，自己的书，看评价越多，或者评价给你越高，你就会很容易处于一个阴影下。我也不太喜欢别人对我个人的评价，作家不是明星，其实是不需要曝光在别人面前的。在10年前，我的书已经很好卖，但那时，虽然销量在不停上升，却没有人来采访我。大家只是买我的书而已。我其实更喜欢这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