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未竟的北上之行
1949年的南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里最漫长的一个夏天。
国民党政府早已全部撤往广州。临行前，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登门，请司徒雷登率领美国驻华大使馆一同南迁。
令他吃惊的是，这个已经与国民党深交数年，与蒋介石亲热到以“老乡”相称的美国大使，一口回绝了他的邀请。不仅如此，他还说服英国、法国等国的大使共同留在南京，准备“静观其变”。
这一年，司徒雷登73岁，已经在中国生活了56年之久。
传教士的儿子
出生在杭州弄堂里的司徒雷登是传教士的儿子，自小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错下长大，一生讲过最多的话，是称自己“是中国人多过是美国人”。11岁时，父母将他送回美国，接受一个传教士应受的教育，直到他以最优秀的成绩取得协和神学院的神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带着新婚妻子一起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杭州，继续父辈们的传教事业。
他讲一口地道的杭州话，后来又学着讲北京话、南京话还有宁波话。跟朋友一起吃杭帮菜的时候，他会叮嘱店小二“件儿要瘦”、“木郎豆腐多放胡椒”。杭州话里，“件儿”是五花肉，“木郎”是鱼头。
1908年，32岁的司徒雷登受聘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告别了过去单一的传教士生活，成为一名讲授《圣经》的教师。多年浸润于中国文化，他敏感地意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必须适应中国的环境。于是，他与同事合著了当时惟一一本用中文讨论传教的专著。他在书里借用了孔子“大同主义”的理念，来描述基督教的目标，并试图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相融合。如他所愿，这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兴趣。
司徒雷登的努力有目共睹。
在司徒雷登看来，这的确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北平那个“最能为中国基督教运动奉献心力”的地方，去提供“亚洲最有分量的教育机会”。
1919年6月，43岁的司徒雷登校长在北平走马上任。
最受敬重的美国人
燕大成立伊始，司徒雷登的日子并不好过。学校分文不名，无人问津，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名华人，而大多数外籍教师又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更糟糕的是，常年的经费可能都有一半要落空。
这让司徒雷登费煞脑筋。为了筹款，他不得不奔走于中外富豪之间。他亦曾对朋友感慨道：“我每一次面对乞丐时，都感到自己同他们是一类人。”
校园面积的狭小和校舍的简陋使他不得不去寻找一处新校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司徒雷登有时步行，有时骑着毛驴或自行车，转遍了北平城的周围。
最终，司徒雷登看中了海淀区的勺园。然而，这块地亦已名花有主，被陕西督军陈树藩购作其父晚年退休养老之用。司徒雷登想尽办法，奔走各方筹足20万美元的巨款，又费尽口舌，才说服陈家父子将勺园卖给了燕京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所在地。
司徒雷登下定决心，要将燕大建设成和哈佛、耶鲁一样的世界一流大学。
作为教会大学的燕大，在成立之初就与其他学校表现得与众不同。校长司徒雷登似乎从未把传教作为办学的惟一目的。他总是更多地希望，燕大能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会之所，进而塑造出一个真正国际主义的模式来。
多年后躺在病榻上忆起往事，司徒雷登仍然会激动地表示：“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述任何真理，至于真理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之事，学校决不干预。”
学生们都喜欢这个和蔼可亲的老校长。在
在司徒雷登的鼓励下，燕京大学的学生多次在学生运动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1934年，由于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北平高校学生举行了罢课并赴南京请愿。其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筹款，听闻请愿一事，连忙提前赶回燕大。在上海下船时，他迫不及待地问起燕大的学生是否去了南京请愿。直到确定燕京大学大部分学生都参加请愿后，他才松了一口气。他说：“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燕大长期向大后方及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输送学生，愤怒的日本兵冲进校园抓走了司徒雷登。在拷问一无所获后，日本军开始了对他长达近四年的监禁，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也就是在这段并不短暂的日子里，司徒雷登开始了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的书写，除此之外，他还在狱中用汉英字典给《四书》做评注，编写《中国四字成语》的小册子，希望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传到西方去。
正是由于这场监禁，在许多中国人心中形成了司徒雷登与他们共存亡、同进退、患难与共的深刻印象。抗日战争胜利后，司徒雷登的获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敏锐地指出，司徒雷登“有可能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受敬重的美国人”。
出狱后的司徒雷登第一件事就是重整校务。他四处奔走，筹募资金，推动燕大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正轨。这又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
这一年，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名誉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到底是哪国的大使？
在盛大的祝寿会结束半个月后，司徒雷登意外地接到了任命他为美国驻华大使的指令。
消息一经传出，中国各界好评如潮。上海《联合晚报》称：“中国人民的患难朋友司徒
然而，大使是一个国家利益的代表，必须时刻以本国利益为先。这却与司徒雷登深厚的对华感情有着巨大的冲突。
早在1940年，司徒雷登就以一封长电文致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直接以一笔政府贷款或商业贷款援华。
而1942年，司徒雷登又提出，要求美国终止在华的“不平等条约”。
种种举动，让美国国会内部对这个新任大使充满猜疑。他到底代表的是哪国的利益？
更何况，他还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私人秘书傅泾波，负责帮他处理大使任内与中方互动的各项工作。在其他外交官员看来，这简直等同于让一名“外国间谍”在使馆内登堂入室。
司徒雷登却没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致函白宫，“赶紧修补美国与中共的关系”。
在司徒雷登看来，古老的中国拥有“至善理想之自由与民主之传统”。而国民党执意掀起的内战，使他眼前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他对国民党政府深深失望，并逐渐把目光投向了那个领袖们还穿着补丁衣服的新政权。
经过司徒雷登的努力，美国国务院在1948年底勉强起草了一份应急计划，同意如果共产党进入南京，司徒雷登和大使馆可以留在南京，等待局势“澄清”。
等待，再等待
1949年夏，司徒雷登在南京街头耀眼的红旗下，努力地关注着中国的命运。对于未知的一切，他充满担忧。
等待是漫长的，他一天天坐在使馆里，独自起草着美国承认中共政权的备忘录。
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知道陌生的“赤色运动”将怎样改变他所深爱的这个国家。这让他感到恐惧，也让他滋生出试图力挽狂澜的责任感，使他幻想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中国。
一个多月后，司徒雷登的驻留南京，成了中外关注的焦点。中美关系将会由此生出怎样的变化吗？人们充满期待。
对此，中共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调任燕京大学学生、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同班同学黄华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周恩来交待他，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
三天后的傍晚，黄华以燕京大学学生的身份，登门拜访了老校长司徒雷登。表面上虽是师生重逢，谈及的话题却始终没有离开国民党政权垮台后中美关系这个敏感话题。
司徒雷登向黄华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黄华一直谈到深夜才告辞离开，这次谈话让司徒雷登看到了与中共和平接洽的曙光。他兴奋地向黄华表示，他自己的奋斗目标是统一、和平、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国际友善。
事实上，大洋彼岸的美国国务院对于与中共建交并不持乐观态度，更多流露的是对司徒雷登的怀疑。国会内部大批的反共势力更增添了司徒雷登的担心。
他将希望倾注在与中共领导人的直接会晤上，这样可使自己回国后为中共讲话更有力量。
对黄华，他声称，是根据美国副国务卿魏伯的指示，希望他在返美前可以与周恩来直接接触，而他个人则希望离华前可往燕京大学一行。
对美国，他则隐瞒了自己主动要求北上的事实。
黄华立刻将司徒雷登的要求上报了中央。
这大大增强了司徒雷登与中共接触的信心。他欣喜地向黄华表示，自己已经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指令，赞成他与中共联络，并在他返回美国两个月后，将以私人身份回北平，将来美国承认中共政权后，再正式任命他为驻华大使。
回不去的燕京
此时已是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第59天，似乎一切等待都出现了曙光。
然而，他又迟迟没有动身。
美国国会庞杂的意见让司徒雷登焦灼不安。他让傅泾波找到黄华，希望中共能主动要求他去北平，并允许乘美机前往，以此来平息美国国内向他施加的源源不断的压力。
他不得不继续等待。
司徒雷登的一再拖延也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不满。
情势的急转直下给司徒雷登带来巨大的打击。他不能允许自己就此离开中国。
他反抗华盛顿让他绕道广州的命令，并一再拖延，一边又命傅泾波与中共多次交涉，希望允许他乘美机北上。
他甚至想在返美停留一段时间后，再次返华，请求美国国务院拟出他“重新返华而又不违反国际惯例的某种方案”。
抗命的司徒雷登引起了国会的愤怒。
一切梦幻，终成泡影。
他愿意死在中国
两天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震动中外的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历数美国多年来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字里行间都在追问：到底是谁丢了中国？除了将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推诿至蒋介石政府，司徒雷登也成了众矢之的。
懵然无知的司徒雷登却在途径冲绳岛时，未向国务院请示就擅自发表声明，称美国应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并与之保持商务关系。
此举令美国国务院上下震惊。美国国务院决定对司徒雷登下达“禁言令”，不准他的声明在国内发表，更不准他再擅自发表任何言论。
面对白皮书，中共领导人的态度格外强硬。
此时的司徒雷登已难见容于中美两国，进退两难的司徒雷登说：“我是为了中国，别无其他。”
回到美国后的司徒雷登郁郁寡欢，深居简出。美国政府勒令他“闭门思过”，三个月后，心情颓败的司徒雷登在火车上中风，从此半身不遂。
那场企盼中的北上之行，至此一生未竟。
晚年司徒雷登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1949年的夏天一意孤行地北上，哪怕对国会“先斩后奏”。
1952年，燕京大学在院系重组中一分为八，所在校址则由北大迁入。从此燕大不复存在。听闻这个消息的司徒雷登惟有长长的叹息。
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溘然长逝。
生前他曾说：“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然而这个愿望永远都无法实现了。他最后的遗愿是将骨灰送回他的故土中国，在燕京大学与夫人合葬。这个愿望的实现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坎坷曲折。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骨灰最终没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燕京大学，而改在杭州落葬。
墓碑上刻印了司徒雷登的大幅照片。
夕阳下，他眼神悠长，仿佛望向没能去往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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