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成县级财政困难,房地产税成“救命稻草”?

柳军
2019-06-12 16:31:24
来源: 时代财经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调研数据显示,由于受经济下行和区域发展分化,部分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凸显,中西部地区财政自给率不足50%。而据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一花等人研究,全国约有60%左右的县保工资、保运转压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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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pexels

近日,河南省为兰考县、滑县等110个产粮大县拨付财政奖励资金33.9亿元,以缓解财政困难。

兰考县财政局数据显示,2018年该县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49亿元,不过,2019年该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将达到48.28亿元。这意味着,如果只靠本级财政收入,2019年兰考县财政支出缺口将达到26.79亿元。

滑县的财政也不乐观。滑县统计局数据显示,该县2017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接近10.7亿元,但当年支出则达到58.34亿元。

兰考、滑县财政困难的现象,只是中国县级财政的一个缩影。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调研数据显示,由于受经济下行和区域发展分化影响,部分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凸显,中西部地区财政自给率不足50%。而据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一花等人研究,全国约有60%左右的县保工资、保运转压力增大。

增支减收,陷入死循环

实际上,县级财政困难的问题由来已久。

“县级财政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教授林江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县级财政收入相对较少,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刚性支出有增无减。

据财政部驻山东专员办一处处长刘忠庆撰文指出,以某区为例,2017年该区要落实的义务教育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城乡居民养老医疗等各类民生政策多达75项,支出总额达到7.23亿元。这其中,需要区级财政配套资金3.38亿元,占到46.7%;相比之下,中央、省、市资金仅占53.3%,这一数据较该区上缴上级税收收入的比重低了31.4个百分点。

刘忠庆还指出,与2007年相比,该区民生政策增加3项,支出总额增加5.86亿元,其中区级配套资金增加2.7亿元,高达46.6%,民生支出增量比税收增量高出31.6个百分点。

基层财政的支出不止这些,1999年以来,中央曾多次出台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的政策,而据李一花等人撰文指出,中国公务员的配置比例,从地方分级次看,省、市、县分别占比12%、14%和74%,这也意味着,庞大的行政人员的支出成本主要压在县级财政身上。

对县级财政而言,支出不断增加的同时,收入却在不断减少。

业内普遍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上移,县级政府需要将75%的增值税和100%的消费税上交中央财政,税收增长部分还需要按1∶0.3的比例由中央拿多数;最终,地方则只剩下营业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房产税、车船税以及教育附加等税基窄小、税源分散的税种,这使得地方财力增长缺乏稳固的支撑点。

不仅如此,多年来中央推出的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也使得地方财政进一步吃紧。例如,2002年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使得地方财力进一步减少;2016年5月全面推行的“营改增”使得营业税这一地方主体税种消失,虽然“营改增”后增加了增值税的地方留存比例,但对工业、制造业欠发达的县域来说,政策红利有限,地方财力进一步遭受冲击。

此外,2017年中央推出小微企业的纳税起征点由30万元调高至50万元的政策后,陇南市财政局在一份财政运行困难情况汇报文件中指出,由于该市9县区中,绝大多数为零售、批发、餐饮等小微企业,因此,该项政策叠加“营改增”效应后,该市税收流失额度在3亿元以上。

陇南市财政局上述文件还指出,由于中央加大环保安监执法力度,当地工业企业关停严重,2017年工业经济对当地财政的贡献跌至历史最低点。因此,文件指出,该市9县区中至少有8个将无法完成当年的财政收入目标。

“基层财政困难时,会通过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来缓解。”林江告诉时代财经,但不论中央财政还是省级财政的资金都有限,转移支付既要鼓励发达地区,又要兜底欠发达地区,因此转移支付的规模不可能不断扩大,这导致的结果是,即便地方有了转移支付,但在逐年攀升的刚性支出下,财政依然困难。

林江还强调,现实中,地方政府一旦对财政转移支付产生依赖,就没有动力去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若基层财政收入增加了,或者自给自足了,也就意味着上级的转移支付就会减少,这导致许多基层政府宁愿保持贫困状态。因此,越是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的地区,越没有积极性去发展经济,这造成了一个死循环。”

房地产税众望所归?

今年4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讲话称,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态势尚不稳固,下行压力仍不容忽视,而且地区走势还在继续分化,特别是一些基层财政困难,很多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而在今年两会期间,财政部长刘昆就表示,要把帮助缓解基层财政困难作为党中央交付的重大政治任务,把支持增强基层“三保”能力作为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重要举措来抓。

刘昆表示,今年中央对地方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长10.9%,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将达到7.5万亿,增长9%,而且这方面的资金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这表明,基层财政困难的问题,早已引起中央重视。

为了缓解基层财政困难问题,刘忠庆建议,在增加转移支付规模的同时,应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大幅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取消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用途的规定,取消基层政府资金配套要求,给县乡财政“松绑”。

而李一花等人则建议,需加快制定和完善政府职能清单,在明晰政府职能范围、制定政府事权清单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省市县乡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方案。此外,就省级以下而言,可坚持由本级独立承担的事权,由本级统筹财力安排,承担支出责任的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不断落地,使得地方财力更加捉襟见肘,如何填补资金缺口成了业内关注的热点。

对此,多位专家表示,应该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和征收进程,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将房地产税培养成为地方的骨干税种。

和上述观点类似,林江也认为,在给企业减税的同时,为应对地方财力缺口,就需要推出针对家庭和个人的房地产税。不过他强调,虽然房地产税会是缓解地方财力的一个办法,但这需要一个复杂、缓慢的推进过程,因此,对地方财政而言,短期内房地产税并不会立马见效。

财政压力之下,林江认为,举债是地方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2015年生效的新预算法规定,市县级政府确需发行一般债券的,应纳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般债券规模内管理,由省级财政部门代办发行,并统一办理还本付息。

“也就是说,政策允许具有还本付息能力的省级财政举债,然后再统筹给地方使用,但这种做法,目前尚未出台实施细则。”林江说。

时代财经梳理发现,新预算法自2015年实施以来,其配套的实施条例在2016年和2017年被列入当年国务院立法计划,2018年国务院立法计划将其列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列,这意味着,该配套政策正在加快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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