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状况样本调查”之① 皮具厂素描画:转型不易、年轻人都跑去送外卖

王言
2019-04-28 16:04:47
来源: 时代财经
时代财经随机抽查、走访了数家不同类型和领域的企业,试图透过这个小小的“经济状况样本调查”系列,管窥当下经济状况真实的一面,谨供参考。

编者按:

2018年下半年开始,许多知名企业接连传出各类未经证实的“裁员”消息,朋友圈也频频被“寒冬”一词刷屏。市场环境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转型突围的机遇与挑战何在?未来的商业形态会是怎样?人们焦急地关注并思考着这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答案。

时代财经深度调研走访了数家不同类型的企业,希望通过对企业以及相关人士的真实经历和观察思考的细致呈现,在这组“经济状况样本调查”系列报道中,管窥当下中国经济状况的真实一面,谨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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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一直在盼着什么时候能被厂里辞退!”作为一个已经在东莞生活和工作8年的“老人”,34岁的周桐对这里已经没有太多的留恋。“我在厂里干了快10年,按照现在的裁员补偿标准,我应该能拿到超过现在月薪十倍的赔偿。”

周桐想要被公司裁掉的说法并非玩笑话,按他的说法,现在厂里效益“很不好”,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只有四千多元(人民币,下同)。如果被辞退,在短时间内拿到一笔赔偿金,他还能以此作为另谋出路的资本。

迷茫的打工者

2009年初,在甘肃老家务农的周桐刚刚结婚,受到大哥的呼唤,他告别了父母,带着新婚的妻子踏上前往广东东莞的火车。“当时东莞工厂多,人员需求大,工资也不算低,再加上我大哥在这里干活,相互能有个照应,我们没考虑太多就过去了。”

周桐所在的工厂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创立于2006年,主营业务是皮具加工,产品主要出口到欧美市场。在业务比较红火的那几年,这家工厂从一个年收入几十万的小厂迅速成长为年收超4000万、拥有100多名员工的大厂,在当地颇有名气。

进厂至今,周桐的工作没有太大改变,主要负责几个普工的工作监督以及仓库的管理。“每天的工作量不算大,一个人处理起来也算游刃有余”,周桐说道。

WechatIMG206.jpeg工厂车间全貌 来源:时代财经

但近两年来,他感到了些许寒意。

在工厂工作以来,周桐每到年终或多或少都会拿到一笔年终奖,多则一万,少则三千。但从2018年开始,厂里已经不给任何人发年终奖了,连续实行了3年多的餐费补贴制度也被老板停了。

周桐认为,这和工厂的经营困境有着直接关系。

从2017年开始,他明显感觉到工厂的订单量在减少,工友人数从最多的100多人减到了现在的40多人。自己手中的活也越来越少,基本薪资也再没有任何增长。

工厂的经营每况愈下,自己年龄也在增长,这让周桐开始审视自己手头的这份工作。

他本想寻找其他工作,但是以他的资历和技术,找来找去,也只能拿到四五千的工资,和现在的收入相差无几。与此同时,他还要承担和其他年轻工人一样的工作强度。

“两个小孩都给老家的父母照看着,一直以来我们也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花起钱来就有些大手大脚。这几年除了帮家里翻新了老房子之外,我们俩手头并没有多少积蓄。但现在年纪大了,我们也得考虑其他出路了。”周桐猛吸了一口手中的香烟,笑了笑:“如果我们夫妻俩都被工厂裁掉,拿到的赔偿款说不定够我们回老家做个小生意,不过厂里不会主动辞退工人的,要走也是自己走。”

有趣的是,一方面是周桐这样盼着被裁掉的“老人”,但一方面,珠三角不少企业也面临着难以招到“新人”的难题。

不爱进工厂的年轻人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数据表明,广东的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长期维持在1.1左右,岗位供给较为充裕。但对于周桐所在的中小制造企业来说,“用工荒”还在持续。

距离周桐所在工厂不远的一个农贸市场内,每天都聚集着不少附近工厂的招工者。但因为前来应聘或者询问招工信息的人太少,这些招工者只能百无聊奈地坐在招工牌背后,有人低头看手机,有人则相互闲聊。

WechatIMG212.jpeg农贸市场里的招工牌随处可见 来源:时代财经

外来务工人员数量的减少,是本地工厂招工难度变大的一大原因。

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周桐恰好要前往东莞常平镇派出所办理与暂住证有关的证明。在这一过程中,时代财经也了解到了当地外来人口变化的情况。

“之前这里排队的人密密麻麻的,等叫号的时间至少都要半个小时,你看现在基本上不用排队了。”还不到10分钟,周桐就顺利拿到了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文件。派出所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肯定了周桐的说法,他告诉时代财经,近两年来,来派出所办理业务的外地人口确有减少的趋势。

除此之外,互联网催生的用工市场,也在跟传统制造业抢人。

“今天没有几个人询问招工的事,我又在这里白呆了一天。”周桐所在工厂的招工负责人李辉有些无奈,李辉认为工厂对员工的要求并不高,“男女皆可,只要能够承担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手工活就行。”但一个星期下来,李辉的摊位几乎无人问津。他打趣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了,没人愿意来我们这里。”

的确,最近几年中,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已经成为大量年轻人寻找工作的新选择。

光大证券在最新研报中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2017届本科毕业生进入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9.2%,较2013届下降了6.6个百分点。90后蓝领第一份工作从事服务业的比重为30%,较80后上升了17个百分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活型服务业正在大幅度吸收劳动力。共享汽车、快递和外卖等创造了近25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

“外卖行业从业者的平均年龄在26岁到30岁,35岁以下更是占比近七成。2015年美团外卖骑手人数仅为1.5万人,但到了2018年第四季度,日均活跃骑手人数已接近60万人,而饿了么旗下蜂鸟骑手的注册人数早已突破300万人。”

22岁的罗云飞刚从一家工厂辞职,因为受够了工厂“不自由”的状态,他打算做一名外卖骑手。

在厂里工作时,罗云飞每天早上7点起床,8点打卡上班,工作到12点,休息1个小时后,再工作到下午6点。一天当中,除了早晚上下班打卡之外,他还需要分别在中午11点和下午2点各打卡一次。除此之外,罗云飞抱怨工厂经常要加班到晚上8点,周六也是正常工作日,“有时候老板甚至会来厂里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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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桐所在工厂门口的各类招工启事 来源:时代财经

与在工厂呆板的工作时间相比,“自由”是外卖骑手、代驾这类新职业的一大特征。这些职业对于从业人员来说都没有太多约束。“不用去车间上班,出了家门就等于开始工作”,罗云飞说。

除了“自由”,送外卖的收入水平,对罗云飞也构成了诱惑。

罗云飞告诉时代财经,只要够勤快,送外卖的月均收入能够超过5000元,而在他此前所在的工厂,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

广东省企业家协会分析认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于老一代,选择职业的范围更加广阔。普工工作时间长、压力大、收入水平较低,所以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不愿意做普工”。

外卖平台人力成本的优势也高于传统的制造业工厂。附近工厂的一位招工者给时代财经算了一笔账,一个普通工人到手工资是4000元,但是工厂实际上至少要接近承担5000元,这其中包含600多元的保险、免费食宿、以及工作当中的培训费用。相比传统工厂,外卖平台的人工成本就低得多,外卖小哥们所获得的高工资,主要来自于他们送达外卖的单数,由消费者来承担,并不会给外卖平台带来直接的成本压力。

不过,罗云飞还无法完全说服自己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因为在身边的长辈们看来,在工厂做工收入虽低,但会有拥有一技之长,工人才是一项更有前途的职业。

但周桐和罗云飞这样的工人或许并不是最烦忧的,年轻的他们至少还有选择。真正烦恼的,是类似周桐这样的青春不再又没积累到多少职业技能的工人,以及在经营压力、成本压力陡增叠加“用人荒”背景下的这些工人的老板们。

艰难转型

周桐所在工厂管理层之一的项雷,最近就有不少的忧虑缠绕在心头。

今年是项雷在工厂的第12个年头。2007年,包括老板在内,整个工厂仅有十几号员工。当年9月,还在外闯荡的项雷在自己的发小,也就是工厂大老板的游说下,“稀里糊涂”地成了工厂的股东之一。

从那时起,新客户和渠道的开拓就都由项雷来负责。但当时的他缺乏经验,工厂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户和渠道基础,大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好在竞争对手们都在同一个起跑线出发,市场和渠道也还没有被做开,怀着“面包总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心态,在大家的努力下,工厂的生意逐渐有了起色。

不过,现在他面临的问题要比当年工厂起步时严峻得多。

“当时皮具代工这一行市场需求大,分订单的人也少,我们很多时候可以说是躺着就把生意做了。但这几年变化很大,一个单子几家工厂蜂拥而上一起抢。之前几个厂里的销售和工人,也都出来自己干,靠着积累下来的人脉与技术和老东家们抢蛋糕。”

除此之外,整个工厂所生产的皮包都是代工品,没有自己的品牌,只能靠薄利多销,每个皮包获利点就在10多元的代工费。项雷说,现在东莞同类型的皮具代工企业做得好的可能有6%左右的毛利,一般的企业可以平衡,做得不好的肯定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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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正门 来源:时代财经

面对愈来愈高的生产成本,珠三角区域部分工厂在近些年正面临发展乏力的困境。

“现在工人成本太贵!我们这一行工资不算高,但加上社保和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用工成本还是要占工厂支出的50%以上。”在项雷看来,自家工厂能够生存下来的优势就在于一直以来颇为低廉的人工成本,但随着工人待遇的提高,工厂的生产成本逐渐高企,产品的利润也越来越低。

项雷没有明说目前工厂的经营数据,但他透露,工厂从去年开始已经处在亏损的状态。“2009年左右,机器开机一分钟的产值最少5毛钱,现在不到1毛钱,如果遇到无订单可接的情况,开机就等于亏钱。“热闹不中看,辛苦不赚钱”,项雷这样形容目前自己工厂所处的境地。

工厂糟糕的经营状况,也可以从他们的消费情况中窥出一些端倪。

“厂里效益好的时候,老板也大方,隔三差五就带着我们去酒店吃饭、KTV唱歌。”项雷透露,在过去两三年里,工厂大老板和几个股东一有空就去隔壁的KTV消费,每个月的花费超过10万元,这还不包括他们平时在这里招待客户的费用。

但现在,老板和各位股东们明显“囊中羞涩”,以前每顿饭都要“下馆子”的他们,开始和员工们一同吃起了食堂。

现在,工厂有一部分业务的订单还在增加,需要购买新设备扩充产能,而项雷他们已经拿不出足够的资金购买新设备了。“很多我们2006年买的机器到现在还在用,设备已经落后于别人,安全隐患也越来越多”。

项雷和股东们一直在争取贷款,尝试抵押了各种能够想到的资产,但他们发现,从银行贷款的难度很大,能够拿到的钱也越来越少。“像我们这样的工厂,绝大多数厂房都是租的,没有自己的厂房作为抵押,基本上很难获得比较大额的贷款。”

得益于几年前攒下的老本,工厂现在的基本运转倒还能维持。但是,随着经济大环境的下行,项雷心里的底气正在一点一点减少。

今后的经济走势会怎样?出口外销是不是能有所恢复?工厂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焦虑的情绪挥之不去,项雷开始不停地和老板以及其他股东商量,寻求新出路。

有股东提出应该效仿其他工厂,搬到东南亚,理由是那里的人工更便宜。“在东莞请1个工人的费用,我们可以在缅甸请5个!而且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关税政策很友好,出口也方便。”

但随即有人表示了质疑,“这些国家人工成本虽低,但基础设施差、物流成本高,宗教和文化差异也有可能增加管理成本。”

还有人认为,太依赖于外销是影响工厂经营的关键因素,提议做自有品牌,增加内销售渠道。

其实,没能拥有自身的品牌,一直是悬在项雷心中的一块石头。在他看来,做代工不会长久,拥有自己的品牌、拓展新渠道才能避免被淘汰。

实际上,去年在项雷的提议下,几位股东已花费上百万元购买了一个名为uufamily的皮包品牌,让自家多年以来一直无名无姓的“孩子”有了名分。他们甚至还在天猫开设了同名的店铺,努力朝着正规化和品牌化的方向运营。

这一年来,项雷对天猫店的经营寄予厚望,时常关注着天猫店铺的订单量和粉丝数。但这个店铺的经营状况并不乐观,店铺最受欢迎的一款包,月销量也只有30笔左右,整个天猫店赚到的钱只是工厂全年营收的一个零头。

项雷觉得,缺少运营经验、没有足够的资金在平台获取用户流量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淘宝引流要花钱,而且效果并不好,没有太多回头客。”

尽管如此,项雷还是把它当作工厂转型的一大尝试,电商之路他还想继续走下去。“情况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了,有路走总比无路可走要好。”

最新的消息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政策,2019年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项雷认为这是政府对身处艰难时期的企业提供的实质帮助,这意味着,企业的负担将会有所减少,当前的窘境或将有所缓解。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桐、项雷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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