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门槛技术，基因测序要外包 让同行尴尬的贺建奎
据该人士透露，贺建奎原本想通过英国的媒体放出消息，“因为他认为英国对这方面（基因编辑）更宽容，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改为通过美联社发声了。”
“科技部正在连夜开会，找各大生物基因公司了解情况，希望能在明天给出一个说法。”11月26日深夜，一位生物技术公司的CEO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随着政府部门的介入，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事件将持续发酵。
而作为事件的主要当事人，贺建奎很可能也一夜无眠。此前少为人知的贺建奎此刻正置身于巨大的舆论漩涡——在11月26日这天，他宣布其研究团队在一对双胞胎姐妹尚处于胚胎未植入母亲子宫时，对姐妹俩的CCR5基因进行编辑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这对姐妹就是世界上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精心策划的项目？
但吊诡的是，对这个突破性的生物试验，贺建奎没有选择《自然》、《科学》这类国际专业杂志发表试验成果，而是通过大众媒体将之公之于众。在事情被报道后，该试验旋即被全球媒体的广泛报道，并在随后不久便引发巨大争议。
“按照常理来说我们的科研成果都是先发在专业科研刊物上，不可能先给媒体。但贺建奎的这个肯定发不了，因为审查通不过，”一位靠近贺的知情人士向时代财经表示，他认为这是一次专门策划过的传播项目。据该人士透露，贺建奎原本想通过英国的媒体放出消息，“因为他认为英国对这方面（基因编辑）更宽容，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改为通过美联社发声了。”
直到26日晚上十点左右，贺建奎才在互联网上连发数段视频，公开表明其“基因编辑五大核心伦理原则”。但他或许不知道，这些伦理原则并不应由他来规定。
根据科技部、卫生部2003年12月24日联合发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第六条，进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必须遵守以下行为规范：
（一） 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 14 天。
（二） 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
（三）不得将人的生殖细胞与其他物种的生殖细胞结合。
很明显，贺建奎的试验——已经违反了这一原则规定。
“他是学生物物理学出身，没法像我们真正的生命科学家一样，对生命有敬畏之心”，一位生物基因领域的专家向时代财经表示，“14天”是他们不能也绝对不会触碰的底线，并无关技术高低。
而对贺建奎声称的试验，这位专家认为“几乎可以说没有技术含量”，因为支持这一试验的技术实际上早已有之。
科技富豪的震撼
对于远离基因科学的大众甚至媒体来说，贺建奎的个人形象俨然是一位狂热的生命科学研究者，带着抱负回国创业的精英科学家，致力于将基因测序的价格平民化，使得大众有权利享受科研成果带来的好处。
然而，一位与贺建奎共同出席过学术会议的生物学家告诉时代财经，“开会的时候，他在台上讲什么逻辑什么实验，过程前后不搭，我们懂的人在底下听得很尴尬。”该生物学家透露，贺建奎创立的瀚海基因公司甚至无法进行流畅的全基因测序，“遇到需要全基因测序时，他还不得不悄悄外包给别的公司。”
对于宣称基因测序为核心技术的贺建奎的来说，他的基因测序仪或许也过于陈旧落后。有知情人士透露，这台设备还是6年前贺建奎从美国带回来的。而生产这台设备的，正是贺建奎以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频频提到的，其在美国期间的导师史蒂文·考克（Stephen Quake）的测序公司——即第三代测序公司Helicos BioSciences。Helicos公司成立于2003年，创始人就包括Stephen Quake。该公司的旗舰技术是Helicos遗传分析平台，能通过DNA或RNA单分子的直接测序来实现大量遗传材料的分析。
时代财经调查发现，在2007年上市后，Helicos公司筹集到约5000万美元的资金，并在2008年售出了第一台测序仪HeliScope。这也是市场上的第一台单分子测序仪。每次运行的总产量约为21-35 GB，测序的平均读长为35 bp，且错误率较高，但其售价高达近百万美元，因此销售得并不理想。
到2008年底，裁员换帅之后仍无起色，Helicos仍然很难售出其测序仪。而这致使了公司的股价不断下跌，2010年被纳斯达克摘牌。两年后的2012年11月，Helicos宣告破产。而这两年，正是贺建奎加入奎克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的时间。
贺建奎在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对自己的导师表达过仰慕之情,原因不仅在于史蒂文·考克是世界基因测序领域的顶级科学家，而且还是拥有多家上市公司控股权的亿万富豪。贺建奎说：“在斯坦福，我的人生观第一次被真正颠覆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他正是在这样的颠覆中回国的，而与他一同回国的，正是一台已经随着Helicos的破产而被淘汰的基因测序仪。
但被专业人士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贺建奎与他的瀚海基因，仍然得到了Pre-A轮投资人的青睐。
“也许，投资人看中的，正是贺的这种镇定自若的冒险精神，这跟投资人的脾性相符吧。”知情人士称。
贺建奎同时担任基因测序公司“瀚海基因”和肿瘤早期筛查公司“因合生物”的董事长，也是六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成立于2012年的瀚海基因是贺建奎掌舵的多个公司中最为著名，同是也是创立最早的一家。这家公司注册资本约370万元，贺建奎持有约四分之一的股份。2017年底，腾业创投、正威集团、中科普瑞等投资了瀚海基因的Pre-A轮。次年4月，该公司宣布获得2.18亿元A轮融资，由同晟资本领投，希夷资产等五家机构参与跟投。
贺建奎距离成为他的导师那样光芒四射的科技富豪似乎越来越近了。
危险技术
“基因组编辑其实并非什么很夸张的技术。只要把 CRISPR‐Cas 9的溶液撒到细胞上，然后将细胞置于37摄氏度恒温的培养箱（细胞培养装置）中，经过48～72 小时，也就是两到三天的时间，细胞中被瞄准的基因就被切断了。”日本NHK电视台“基因组编辑”采访组在早前采访撰写的《基因魔剪——改造生命的新技术》一书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表述。
2012年8月，伯克利大学的杜德娜博士和卡彭蒂耶博士最早在论文中公开将 CRISPR‐Cas 9 作为基因组编辑工具使用的可能性。而随后，斯坦福大学的华人博士张锋也在其发表的论文中阐述了CRISPR‐Cas 9在哺乳动物的细胞中同样有效。
相较于以往的基因修饰手段更加精确和灵活的DNA编辑技术，CRISPR‐Cas 9曾被《自然方法》（NatureMethods）评为2011年年度最佳技术。基因组编辑的CRISPR/Cas9系统则被《科学》(Science)评为2015年年度突破性成果。
因其可能带来对基本生物过程的深刻认识以及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福祉，该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兴趣。但随着技术的进展，科学家开始去思考这一技术蕴含的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是，这项技术在应用的时候难以避免‘脱靶’效应，很容易破坏人体当中原本正常的无关基因，导致可能非常严重的、从原理上难以准确预计的遗传疾病风险。”生命科学家王立铭批判称，这样的操作不合乎人类世界的基本伦理。
即便是在贺建奎所称，实施此次基因编辑临床实验是为了“悲悯不幸的家庭”，拯救可能会患艾滋病的孩子，但斯坦福大学遗传学及基因组学在读博士后赵冰清与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发育生物学博士王冠琳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个项目中的目标是把一个叫做CCR5的基因删掉一段，让这个基因少掉32个碱基对，变成一个叫做CCR5Δ32的变体。这两位研究者认为，CCR5Δ32这个变体在自然界中确实存在，其携带者也确实对HIV的某些毒株有更强抵抗力——但只是部分毒株，而不是全部。不幸的是，中国目前流行的HIV毒株对CCR5的依赖并不强，因此这一改变并不能保护中国的孩子们免于感染HIV。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双胞胎中至少有一个孩子没有完全编辑成功。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并未获得编辑基因的益处，但却要承受编辑过程中出现差错的巨大风险。
“CCR5Δ32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被西尼罗河病毒感染后症状更严重，再比如会增加发生蜱媒脑炎的可能性。并且，关于CCR5Δ32的研究目前集中于西方人，我们完全不清楚它在中国人里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副作用。”赵冰清说。
而贺建奎显然并不认同生物学家们的担心。“我不仅想要创造第一例，更要使之成为范例，对此我感到责无旁贷”，在被问及是否允许或禁止此类科学的时候，贺建奎这样向美联社表示：“社会将决定接下去该做什么。”
被反复修改的信息
由于尚未解决的技术缺陷与伦理问题，最早发明基因编辑技术的美国，迟迟未将这项技术用于临床。对美国大多数相关州和联邦法律来说，单细胞受精卵被视为胚胎，而关于它的研究或资助限制同样适用。有些反对研究胚胎的人认为，受精在伦理上代表了一个人的存在，而以研究为目的制造胚胎，本质上是不尊重人的生命，并可能造成极大滥用。
正是预见到可能出现的滥用，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 HUGO）经过讨论，认为对于临床应用，也就是需要植入子宫的临床研究或治疗，不仅在技术层面存在不成熟或发生错误的风险，而且还难以预测是否会引发负面事件。HUGO指出，在无法满足对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确认且无法达成社会共识的前提下，对人类受精卵或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组编辑并将其用于临床，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HUGO在2001年关于基因治疗研究的声明中说：“体细胞基因治疗研究特别需要公众的监督和不断审查”，并“建议国家确保它们有一个国家性的伦理机构，其使命包括体细胞基因治疗。”
而在媒体报道中，贺建奎试验中的伦理审查部分被指是由“深圳和美妇儿科伦理委员会”，而研究实施机构也是“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据媒体调查，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是一家莆田系背景的医院。
虽然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很快已经出来辟谣，称对相关项目完全不知情。但值得一提的是，贺建奎于2018年11月8日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的项目信息里，放的依然是这张被认为有伪造嫌疑的伦理审批申请表。
此前媒体找出该项目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www.chictr.org.cn）的注册信息，注册日期为1990年1月1日，但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始终无法搜索到该项目信息。唯一搜到的和CCR5有关的项目是上海的一项关于胃癌的临床试验。随着事件的发酵，这个项目的注册信息突然又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网站上，注册时间显示为2018年11月8日。
在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www.clinicaldrugstrials.org.cn）上找到了该项目的注册信息，注明为“补注册”，注册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项目负责人为贺建奎，而注册联系人为深圳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覃金洲。
可以看到，该项目注册的时间前后至少有两次修改。而首次补注册时的信息显示，注册的是一个与不孕相关的项目，与基因编辑项目相差甚远。
时代财经发现，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上的临床试验补注册，有深圳第三人民医院覃金洲于2017年提交的伦理审批申请表。这份表中的实验内容和覃金洲与贺建奎在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上第一次补交的项目注册信息高度重合，项目描述一模一样。
如果上图中的表格确实是基因编辑“抗HIV”婴儿项目的伦理审批申请表，那么该项目就是按生殖医学项目审批的，所描述的试验也是在废弃胚胎中展开的，和如今在健康胚胎中进行的试验已经截然相反。
从注册信息的内容来看，对这一项目的描述与伦理审查及申请报告中的描述并不一致，开始时间也并非2017年。更重要的是，该项目描述与实际进行的操作过程严重不符。
身处争议漩涡中的贺建奎，仍未现身回应外界已经演变为暴风骤雨般的质疑。就如知情人士描述的，他表现出了“镇定自若”的精神。
贺建奎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项充满巨大争议的试验？他在这个试验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谁在网站上一再修改、补充信息？问题越来越多，事情也愈发扑朔迷离，时代财经将持续跟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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