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癌症患者涌向海外 医疗中介服务暗藏风险

漆叶青
2018-07-19 21:58:13
来源: 时代财经
重症海外就医是件人命攸关的事情,目前仍然暗藏不少风险,要真正推动这一市场释放潜力,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类似医疗经纪规范的措施,形成完善的跨境医疗监督机制,为跨境医疗市场发展提供保障。

7月14日,在丈夫的陪同下,54岁的王若第三次来到美国波士顿。一年前,她在国内被确诊为卵巢癌晚期,经过近半年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治疗,她体内可见的肿瘤细胞已被基本清除,这次是为了每三个月一次的例行复查。

王若并非孤例。在波士顿这座号称“美国医疗高地”的城市里,集合着全美最顶尖的教学与研究医院,也聚集着一大批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他们大多身患重症,从大洋彼岸长途飞行而来,只为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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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彼岸的波士顿,是中国癌症患者首选就医地之一。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每天约1.2万人确诊癌症,新发癌症病例占世界1/4,平均每分钟就有5个人死于癌症——这是目前中国严峻的抗癌形势。而英国顶尖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癌症(含18种癌症)五年生存率为36.0%,而美国、日本在这一数据的表现分别为64.0%、57.4%。

比对这一直观数据,不难理解为何越来越多的中国癌症患者出现在全球顶级医院。一张以中国为起点的医疗网,正在全球慢慢铺开,网的另一面,是海外医疗机构对中国庞大市场的渴求,但受限于资金、股比、配套等方面的限制,他们“虎视眈眈”的脚步不得不放慢。

然而,脚步放慢并不代表止步不前,部分投资者在国内“趁虚而入”,做起了海外医疗中介服务的生意。

2011年,以重症医疗为主的境外医疗中介机构盛诺一家刚成立时,一年客户不过2人,如今每年服务的中国客户超过千人,其中约70%为癌症患者。易观报告预测,2018年中国海外医疗服务市场规模将超过20亿人民币,并在未来数年内维持高速增长。

中国患者猛增

去年7月,王若确诊为卵巢癌晚期,在西安一家医院化疗两个疗程未见缓解。他的儿子江成坚信母亲能在美国得到更好的治疗,遂放弃继续在国内治疗,带着母亲来到了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

不同于此前辗转国内各大医院求医无果才无奈选择出国寻求治疗的情况,如今跨国就医成为了越来越多患者的优先选择。

爱诺美康国际医疗服务有限公司CEO陈浩凡有同样的感触,近几年其公司接待了越来越多类似的客户,“很多病人在国内查出肿瘤之后,一针不打、一颗药不吃,火急火燎找到我们要求出国治疗,但这样的方式我们并不建议。”

盛诺一家深圳子公司总经理邓洋亦告诉时代财经,和前几年不同,越来越多的中国患者在处于癌症早期或中期时,便开始咨询出国就医的可能性。

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江成遇到了不少同样远渡重洋前去求医的中国患者,“除了中东患者,就属中国患者最多了”。

2017年5月底,美国梅奥诊所负责高端医疗和国际事务负责人Stephanie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表示,“中国是近年来我们所看到的(前来梅奥诊所就医的人数)增长最迅猛的国家之一。”

《纽约时报》指出,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病患,美国部分知名医院使出了不少招数。比如麻省总医院会有雇员为患者提供旅行和住宿方面的帮助,麻省总医院、梅奥诊所和波士顿儿童医院均配备了翻译服务。

麻省总医院数据显示,2012年该医院接收的中国病患约为40例,2013年增加到100例,随后平均每年保持25%的增速。而根据盛诺一家做的不完全统计, 2011至2016年间,海外就医的中国重症患者从数十人增长到约5000人,年均增长率达150%。

跨国求医的诱惑

去年8月底,王若是坐着轮椅去到美国的。“很消瘦、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腹部明显隆起,身体非常虚弱地坐在轮椅上,让人很担心。”当时陪同的医疗翻译人员记录下了初见王若时的模样。

经历近半年时间的治疗,她体内的可见肿瘤基本已被清除,回国时,轮椅被放上了托运行李的输送带。现在的王若彻底脱离了轮椅,日行近两万步。在江成看来,王若目前的状态非常不错,与正常人完全无异,“美国真的救了我母亲一命。”

尽管一遍遍地强调治疗“非常值”,但江成不得不承认美国的治疗费用“真的非常贵”。“西安实际2500元人民币左右的增强CT,在美国现金折扣后是8500美金;国内2000多元一针的增白针,在美国是2900美金。算起来,这次的治疗费用大概花了130~140万人民币”。

这高昂的费用与美国私立医院的治疗定价机制相关:针对本国患者的治疗,美国私立医院受到定价体系和保险公司的双重制约,而对国际患者的定价则更为自由,且全部收益归医院所有。

在江成看来,钱不是最重要的,把病治好最为关键。陈浩凡也表示,中国患者出国看病最大的诉求点在于疗效,根据爱诺美康对以往患者治疗情况的统计,约55%的患者真正受益于出国看病。

疗效来源于多个方面,盛诺一家广州子公司总经理庄时利和告诉时代财经,盛诺一家服务的过千名客户中,有17%的患者在国外用上了新药,因为国外有更多的药物与治疗手段可使用,77%的患者治疗方案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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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2016年,美国患者能使用的所有抗癌药物中,只有29%在中国上市。来源:视觉中国

以黑色素瘤为例,一位患者家属对时代财经表示,中美在对黑色素瘤的治疗、研究等方面差距显著。去年4月,其妻子被确诊为黑色素瘤时,在国内打了近8个月干扰素,当时已在美国获批的10种治疗黑色素瘤的药物均未在国内上市。据了解,截至2015年,美国开展了1166例黑色素瘤临床试验,而中国仅为42例。

除了可能得到更好的治疗之外,“沟通”问题也成了是否出国的微妙变量。“在国内,医生看一个病人大概几分钟,但美国医生看诊基本以小时为单位,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病人的各种疑问。”上述黑色素瘤患者家属说道。

江成也有同样的感受。当日在王若进入手术的半小时前,手术医生团队、麻醉医生团队以及手术室护士团队分别向患者与其家属耐心地解释了进入手术室后的情况,打麻醉可能出现的感觉、不适等,并倾听、解答了患者和家属的一系列疑问。

另外,在江成看来,造成美国癌症5年生存率较高的原因还在于其注重对疾病、诊疗的后期跟踪。7月14日,王若再次去美国就是为了复查,这已经是她今年的第二次复查了,按照诊疗计划,她每三个月必须复查一次,时间将持续5年,之后转由医院康复部门负责。

中介机构大爆发

王若是通过中介公司去往美国的,当时,江成联系了国内七、八家中介机构,逐一比对后最终确定了现在为其服务的这家。翻译病历、筛选医院和医生、跟进医疗全流程,半年时间下来,江成对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基本满意。

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外医院都接受个人预约,但重症患者通常需要大量的病历翻译上传工作,另外,在跨国就医的实际过程中,患者还可能遇到语言等障碍,甚至由于不熟悉国外看病流程而耽误病情,中介公司便是抓住了这部分的需求。

“一方面是源于医疗信息的不对等,另一方面也是患者对高质量服务的需求。”陈浩凡表示,由于极高的专业型和语言壁垒,于患者而言,不同的国外医疗机构就像一座座孤岛,难被触及。

而中介公司通过向患者提供一系列服务,提高出国看病的效率和体验。据庄时利和介绍,以盛诺一家为例,其为患者提供包括翻译病例、筛选医院和医生、医疗陪同翻译等服务,根据病情、治疗项目以及周期的不同,服务定价从10万到80万元人民币不等。

对国外顶级医院而言,中介机构的服务都在医疗流程之外,医院的合作选择也是开放的,一般不会和中介公司签署任何排他性合作协议,因此对于不同中介公司输送的患者,也不会有VIP、绿色通道等特殊关照。

近年来,随着国人对海外就医认知的增强,中介机构的生意也迎来爆发。2011年,盛诺一家刚成立时,第一个月一个客户都没有,到现在每年接待近千名患者;2015年成立的爱诺美康,以深圳为辐射点,去年接待客户接近300名,并于今年年初在北京设立分部。

“海外医疗服务市场很大,但也鱼龙混杂。”河南省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医生陈小兵向时代财经分析道,目前,这些中介机构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医学科班出身,对该行业有情怀希冀,并有一定的技能水平,但未必懂经营,资金实力也不足;第二类是大资本投资,再聘用医疗专业人士,但根本上还是行业内的“门外汉”;第三类则是采用合伙人制,将前二者联合。

不管是采用的哪一种模式,医疗行业归根结底是一个长周期投入的行业。盛诺一家与爱诺美康均对时代财经表示,目前公司基本处于盈亏平衡状态,此前几年,患者每年人数仅个位数、十位数时,两家公司均处于烧钱状态。

行业监管待加强

易观去年6月发布的《2017年海外医疗市场专题研究》中预计,2017年中国海外医疗服务市场规模将超过10亿人民币,2018年达到20亿人民币,并预计未来3-5年,海外医疗服务市场将保持高速增长。

行业大爆发下,问题也开始表露明显。

此前,央视曾曝光大部分中介机构声称与国外医院有官方合作关系,但实际上并未获得转诊授权,也没有与医院签订任何官方性质的文件。另有媒体调查发现,部分黑中介利用患者及家属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夸大国外治疗肿瘤的疗效,甚至承诺能治愈癌症。

上述研究报告指出,目前,政策依然缺乏对于海外医疗市场的监管与关注,形成了海外医疗服务在医疗市场中地位不明确、准入机制不明了等情况,导致患者信任体系建立困难。

陈浩凡也有同样的感触,“现在整个市场基本处于粗放式发展,没有专属的监管部门、行业协会、行业标准,当时公司在深圳注册时,我们曾去相关部门咨询,但发现在现行政策框架下,医疗中介开展相关业务并无明确法律法规可供依循。”陈浩凡告诉时代财经。

上海交通大学医疗服务指数研究所所长曹健向时代财经表示,目前海外医疗服务的业务多由旅游中介公司承担,这些机构并没有医疗资质认证,政府对海外医疗中介机构存在准入设置、监管上的盲区。

多位接受时代财经采访的医疗业内人士表示,重症海外就医是件人命攸关的事情,目前仍然暗藏不少风险,要真正推动这一市场释放潜力,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类似医疗经纪规范的措施,形成完善的跨境医疗监督机制,为跨境医疗市场发展提供保障。

曹健透露,实际上,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法制司正在做不同类型医疗健康旅游机构准入、设立标准方面的研究,相信在不远的今后,这方面的监管政策、准入机制将相继完善落地。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病人及其家属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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